辛德勇：“太初元年”与正月有什么联系？

原创 辛德勇

秦始皇以十月为岁首，是与他的“水德之治”相匹配的。与此相应，汉武帝的太初改制，也不仅把岁首改回了正月，同时还改水德为土德，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德运，其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历术甲子篇》中“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的说法，自宜看出这神秘莫测的“太初”二字正寄寓着高远玄秘的天意，汉武帝恢复古历原貌并把这“太初”二字移用过来做年号，当然是把它看作一种吉祥天瑞。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为什么这种太初历的历元选在甲寅之年而不是六十干支起首的“甲子”？这个“甲寅”之“寅”同太初历把每年的起首之时定在“寅月”（即正月）是不是具有某种联系？

*文章节选自《天历探原》（辛德勇 著 三联书店2024-12）

↑辛德勇《天历探原》新书分享会

太阳历的岁首与太初历的历元（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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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术甲子篇》这套历法体系中，“太初”是最早的原点，同时也是个看不见、摸不着、抓不住的神秘存在。其实也正因为这样，这个“太初”之年才会显得极为重要——后来的所有年月都是由此推衍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太史公才会把这种太初历称作“天历”（《史记·太史公自序》）。“天历”当然出自上天。在包括汉武帝刘彻在内的世人眼中，如此神秘莫测的“太初”之点，无疑出自天帝的设置，因而也自然属于一大“天瑞”。

众所周知，所谓“太初改制”是西汉政治史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秦始皇建立的暴政体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最终确立下来，即经历了秦朝暴政体制的建立到汉武帝太初改元这一过程，才全面结束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进入天下一统的郡县帝国时期。

与各种体制、机制的改变和确立相伴随，汉武帝对历法制度也做了重大改变。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改变，就是重新把每一年的开始时间定在正月初一，即以正月为岁首。对于现代中国民众来说，正月初一过大年，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自古以来的史事除了不断的变化之外，在其初始阶段往往还颇为模糊不清。关于古代的天文历法，中国史籍中一直流传着一种夏商周三代“三正”迭相为用的说法，即谓夏人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按照这种说法，夏朝的正月开始于十二辰的寅位（这就是所谓“寅正”），商朝开始于丑位（这就是所谓“丑正”），周朝则开始于子位（这就是所谓“子正”）。这寅、丑、子三个辰位，分别对应着天文月的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至于中国阴阳混合年中的朔望月，实际上是根本无法与十二辰位相对应的。道理很简单，十二辰是对太阳视运动周期的十二等分，而不管是平年的十二个月，还是闰年的十三个月，其长度都同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周期不等，前者短，后者长，二者根本无法匹配。

讨论这些问题，首先涉及的是当时的历法状况。夏朝的情况，实在太过模糊，其历法状况，根本无从谈起，按照时下的通说，俱以为商朝行用的就是后来所知的阴阳混合历。在前面的第一节里我已经谈到，按照我的初步看法，夏、商两朝的历法都应该是纯粹的太阳历，从西周时起，中国才开始采用阴阳合历。

其次是所谓夏商周三朝“三正”更替为用的说法，在传世文献记载和古代卜筮记录、钟鼎铭文所体现的用历实况中，都找不到明确的证据；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清楚地体现出否定的迹象。假如姑且抛开对事实真相的讨论而去看待古人的认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也颇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同“三正”叠用的说法，而认为自古以来的历法就一直是所谓寅正，即以正月为岁首（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清方中履《古今释疑》卷一三“春王正月”条）。

基于上述认识，窃以为自西周行用阴阳混合历以后，目前我们能够清楚认定的情况是，最初的阴阳混合历就应该是以寅位的正月为岁首，亦即建寅。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寅位与正月的对应，只能是岁首的大致对应。因为十二辰位同十二月的严格对应，只能是天文月，而不会是朔望月。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看汉武帝太初改制之前的情况。在汉武帝太初改制之前，西汉王朝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即把岁首定在亥位的十月，也就是所谓建亥。

秦人行用这种历法体制，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昭襄王十九年。那一年十月，秦昭襄王与齐愍王一度并称西帝、东帝，秦国为体现膺受帝命而把岁首从正月改到了十月。这样的历法，一直持续到秦庄襄王末年。庄襄王去世之后，赵正即位，成为新一代秦国君主，而当时他年纪尚幼，便由生身之父吕不韦代持朝政。主张法天地而“为民父母”的吕不韦，按照自己的治国理念，为更好地遵循天道，就又把岁首改回了正月。再后来，至秦始皇二十六年赵正以血腥的武力兼并天下之后，故技重施，再一次改用建亥的历法（见拙文《秦以十月为岁首的开始时间》，收入拙著《史记新发现》）。

秦始皇改以十月为岁首，是与他的“水德之治”相匹配的。与此相应，汉武帝的太初改制，也不仅把岁首改回了正月，同时还改水德为土德，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德运，其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在上述背景下审视这次太初改历，就不难发现，除了历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之外，汉武帝把岁首从十月改回正月，恢复战国前期以来阴阳混合历的原貌，应是要摆出顺承天意的姿态。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再看《历术甲子篇》中“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的说法，自宜看出这神秘莫测的“太初”二字正寄寓着高远玄秘的天意，汉武帝恢复古历原貌并把这“太初”二字移用过来做年号，当然是把它看作一种吉祥天瑞。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合体鸟兽

论说至此，需要附带强调一下：单纯就太初历与太初年号之间的关系而言，是先有太初历，后有太初年——先有太初之历，后有太初纪年；正是因为行用了原始面貌的太初历，才随之改元太初。不过从年号纪年制度的起源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际应用的年号被选作“太初”，在字面上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年号的初始意义。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为什么这种太初历的历元选在甲寅之年而不是六十干支起首的“甲子”？这个“甲寅”之“寅”同太初历把每年的起首之时，也就是所谓“月建”定在“寅月”（即正月）是不是具有某种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历元虽然需要选择特定的天文时刻，但并不是附着于特定的干支，譬如“甲寅”的。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制历者想把历元定在甲寅年，我想应是完全可以的。只要多推算几个轮回，总是能够找到适宜的天文时节的。

思索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开天文与历法。这里所说的“天文”是指人们对天体和天空的观察与认识，还有随之而后对这种观察与认识结果的记录，而“历法”则是指人类根据已经认知的天文现象来编制社会生活应用的时间规则。

人们观天看天，最容易看到的天体变化，就是地球自转造成的周天星宿的周期旋转。这一个自转周期，就是一昼夜，也就是一日。前面第三节已经谈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天干，很可能最初就是用于表述周天星宿这一运转周期的各个不同阶段。

观天看天，还很自然地、也很容易地会发现由地球公转所带来的天象变化。前面第一节中我已经谈到，这就是一岁。“岁”既可以用作天文概念，也可以用作历法概念。作为天文概念，“岁”是地球公转的一个周期。毋庸赘言，这正是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周期。作为历法概念，“岁”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太阳年。

这一个太阳年，可以等分为十二个天文月。在前面第四节中已经谈到，十二辰的设置，就是为了体现这十二天文月的起讫点；同时，不管是十二辰的设置，还是十二天文月的划分，都是对太阳视运动轨迹的切分。前面还谈到，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看，这也可以说是对天极太一岁行周期的阶段划分。

马王堆汉墓帛画上部的天极太一形象

……

《史记·天官书》载春、夏、秋、冬四时的开始时间，乃谓“立春日，四时之始也”，而与春时对应的天象，是二十八宿中的东方青龙七宿。前面第一节所述濮阳西水坡遗址B2贝壳堆塑中龙头上的石斧和龙嘴前的椭圆形标记，也都是在展示龙首为四时之始的意向。又《淮南子·天文训》谓“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如前面第五节《四时十二月示意图》所示，这指寅的正月，也就是开始于立春之日的“孟春之月”；接下来指卯的二月，即“仲春之月”；指辰的三月，即“季春之月”。这三个月合在一起就是春时的全部过程。故《淮南子》这一记载，适可与《史记·天官书》记述的情况相互印证。在这种情况下，春时的运行，也就犹如天上的青龙在相对于大地移动。

更进一步看，龙不仅是东方星空的灵兽，古人也可以单独用它来兼表东、南、西、北四灵。虽然完整的四灵神兽是青龙、朱雀、白虎和黄鹿（后衍化为玄武），但也可以省略其中一项或几项，体现同样的象征意义。

其省略一项者，如曾侯乙墓漆箱只绘有青龙、白虎、黄鹿三灵，略去了南方的朱雀。更多的是省略南方的朱雀和北方的黄鹿（或后来的玄武），只有青龙、白虎，例如前面第一节提到的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青龙、白虎贝壳造型。

曾侯乙墓漆箱盖 湖北省博物馆藏

濮阳西水坡龙虎图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简化，就是只用东方春时始发的青龙来兼表四方四灵。在这方面，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盘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都是最突出的代表。

陶寺彩绘蟠龙纹陶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不过在古人的观念中，青龙以及白虎等四灵，只是天帝贴身的“随护”而已；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只是“天帝”的分身。早在前面第三节我已经谈到，在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绘制的星空图像上，被二十八宿环绕于中央的那个“斗”字，于斗魁之中画有一个象征天极的“＋”形符号，而《史记·天官书》所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的情况告诉我们，端居于斗魁之中的只能是位在天极的天帝。前面第一节、第六节等处都已清楚讲过，青龙、白虎等四灵就是四时的体现。这样一来，依次周巡于四时之间的也只能是天帝，而不会是青龙或其他四灵中的任何一个灵兽。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贾谊的《惜誓》赋里看到这样的句子：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

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

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沾濡；

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

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

苍龙蚴虬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

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后车；

驰骛于杳冥之中兮，休息乎昆仑之墟。

（朱熹《楚辞集注》卷八《续离骚》）

这里贾谊思欲“攀北极”而“驾太一之象舆”，显然是想要像天帝一样乘坐在北斗七星这辆乘舆之上（所谓“象舆”云者不过是有图像装饰的乘舆而已，而不是大象拉的车子），周游于天道，在这辆天车的前面做开路先驱的是“朱鸟”，同时又左骖“苍龙”，右“白虎”，虽然没有提到尾随其后的“黄鹿”或“玄武”，但显而易见这是在讲四灵随护于其前后左右的情形——这正是天帝太一出巡的场景。贾谊所说随护于天帝周围的四灵，其实际背景是太阳视运动的春、夏、秋、冬四大阶段，而天帝巡行的这四个阶段是始于苍龙所象征的春时。

青龙、朱雀、白虎以及黄鹿（或后来的玄武）这四灵的方位配置形式乃青龙居于东方，由此又衍生出东方之帝青帝，这也就是本文开头“引子”里提到的上天的青帝。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那一篇章。

“东皇太一”的“东皇”乃犹如“东帝”。盖帝者君主也，皇亦君主。《楚辞·远游》有句云“遇蓐收乎西皇”，《吕氏春秋·十二纪》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记五行贵神，蓐收系主西方之神，朱熹注《楚辞》以为“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 （朱熹《楚辞集注》卷五），亦即西皇乃西方之帝，故所谓“东皇”亦应义同“东帝”。

《东皇太一》歌中吟云：“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所谓“上皇”，犹言“上帝”，也就是天帝太一。西汉刘向《九叹·愿思》有句云“情慨慨而长怀兮，信上皇而质正”，东汉王逸即注云：“上皇，上帝也。”（王逸《楚辞章句》卷一六）《九歌》中紧接在《东皇太一》之后那一篇《云中君》复有句云：“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翔游兮周章”，这“龙驾帝服”，描述的也应该是乘龙的天帝太一在云中“翔游”的景象。

其实不仅天帝如此，中国上古史传说中神圣君主舜帝，在巡阅天下四岳时，遵循的便是同样的起讫路径。

《尚书·尧典》记载帝舜依次抵达东、南、西、北四岳的时间，分别为岁二月、岁五月、岁八月和岁十一月这四个月份。郑玄注释说“岁二月”乃是“正岁建卯之月”，实际上也就是春分之月，接下来的五月、八月和十一月，对应的则是夏至之月、秋分之月和冬至之月。

观《尧典》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即东岳泰山）”之下乃谓“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而《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仲春季·仲春》记云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日夜分”之时即春分之日，可知帝舜于二月东巡东岳，赶的就是春分这个时点，这个春分所在的“二月”也只能是太阳年中的仲春之月，而不会是阴阳混合年中的第二个月。这一点，我们结合《尧典》上文讲述的四仲月中星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尧典》对仲春之月南天中星的叙述是：“寅（夤）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东汉大儒郑玄解释说，“寅（夤）宾出日”一语的核心内涵，乃“谓春分朝日”（参见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一上）。《尚书》同一篇内这前后两项同天文相关的叙事，理应具有内在关联。因而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帝舜巡游四岳的时间，是特地设置在二分二至这四个天文节点上。

只有揭示出春、夏、秋、冬四时循环的太阳视运动在古人眼中乃是天极太一的移行这一情况，我们才能清楚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天球坐标体系为什么是天赤道而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建立黄道坐标体系——天赤道面是垂直于天极、也就是北极的，而黄道同天赤道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没有这样的对应关系。这种情况更进一步显示出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体系是以天极为最重要的核心的。

高庙遗址出土白陶罐上的天极图像

此外，还必须清楚指出的是：太阳年仲春之月前面的那个孟春之月，正值十二辰的寅位，也就是处在寅月的位置上，而这个月份的启始点乃是立春之日。《尧典》记述帝舜在东岳岱宗（泰山）“望秩于山川”之后，乃“肆觐东后”。皇者君主，后亦君主，这“东后”也就相当于《东皇太一》中的“东皇”，二者之间相通相合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

在讲了这么多看似冗沓支离的内容之后，我们就可以带着一种清晰的眼光回到上文所讲的“岁”字的内涵上来，即“岁”在用作天文概念的同时也还被用作历法概念，作为历法概念的“岁”乃意味着一个太阳年的完整历程，而这个完整过程亦即岁行周期是从孟春之月开始的。如前所述，如果用十二辰位来表述一个太阳年内十二个天文月的话，这个孟春之月，便是寅月。

上述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寅月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太阳历在一岁开头的启始之月，也就是岁首。我在前面第一节里谈到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所记太阳历也是这样启始于十二天文月的寅月。继此之后，西晋人司马彪在《续汉书·律历志》里也讲述说：“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毕改。摄提迁次，青龙移辰，谓之岁。”这里的“青龙移辰”是讲一岁之初，始自“青龙”的游移，而这“青龙”首先是天赤道带上东方的灵兽，它也标志着十二天文月的孟春、仲春、季春三月，故“青龙移辰”云云也就像是说“东皇太一”从孟春之月，亦即寅月开始了它的一岁之旅；又“摄提”即在前面第六节里谈到的“摄提格”，是处于寅位的岁阴名，故“摄提迁次”云云也是在讲启始于寅月的太阳年。这一说法，更清楚地体现了这一天文历法传统的强劲影响。

了解这一背景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太初历把“月建”定在“寅月”显然是在沿承上古以来太阳历的传统。如此悠久而又强劲的历法成规，足以影响太初历的编制者将其历元也设在寅年，这样自然会在形式上增强这种历法的神秘性和合理性。

天历探原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12

本书取名“天历探原”，意指探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本初原貌之意。作者结合考古成果和传世文献，指出中国古代“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帝”与“五帝”等文化现象首先是一种天文现象，提出古人对于“太一”信仰即是对天的信仰，并对四季、四时、置闰、“阳历”、“阴阳合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还指出，天文历法的知识在驺衍、吕不韦等人的演绎下介入了政治世界，他们将天文现象与政治现实匹配，对战国以降的政治观念、传统思想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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