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时代：从狂战士到海上贸易的开拓者

编者按：本书作者是荣膺“麦克阿瑟奖”的权威中世纪史学家安德斯·温罗特教授，他本着学者的审慎态度和求真精神，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考察了各类文本和最新的考古证据在内的大量资料，反思了存在已久的刻板印象，力图探寻真实存在过的维京时代。同样，他也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运用引人注目的叙事风格和令人着迷的鲜活细节，令阅读过程充满乐趣。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着墨，展开了一幅生动的画卷，全面描绘了8世纪至11世纪末维京人的生活图景，以及他们是如何与欧洲大部分地区碰撞、交流、融合的壮阔历史。

维京题材中难能可贵的作品，探索但不臆想，创新但不猎奇，力图区分事实与虚构、历史与神话，为早期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记述和独到的见解。本文为序言。

一切都始于领主大厅里的盛宴。维京人的抢夺从这里开始。勇士们尽情啖饮，接受领主赠送的礼物。美味、美酒和精美礼物无不激发着他们心中对领主的忠诚与情义。盛宴结束时，还会分发战利品作为礼物，无疑又为明年新一轮的掠夺埋下了伏笔。勇士们热爱他们慷慨大方的领主，毕竟领主为他们备上了美食、美酒，安排了助兴节目，还赏给他们珠宝和武器。作为回报，他们也乐意为领主奉上自己的忠心与勇武。尽管维京时代最引人瞩目也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被抢夺的欧洲各强国所遭受的耻辱，维京人从修道院抢来的大批财宝以及维京人与欧洲人之间的重大战役。然而，真实的故事都是从北欧领主的大厅开始的。这些大厅是中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权力版图上的焦点。每个大厅都是其荣耀、价值及名誉的核心，既是领主统治的中心，也是其权力的核心。

古时，丹麦国王赫罗斯加（Hrothgar）就曾住在最富丽堂皇的鹿厅。至少，鹿厅存在于维京时期《贝奥武夫》（Beowulf）史诗的构想中。与贝奥武夫齐名的瑞典勇士来到鹿厅做客时，他们深深地震撼于这座高大雄伟、世界闻名的鹿厅。鹿厅由赫罗斯加亲自主持修建，这也使得他从此声名大振，名垂青史。史诗中详细描述了鹿厅的辉煌壮丽与卓越超群，它既是赫罗斯加炫耀的资本，又是他权力的基础，这恰恰是他建造这座大厅的初衷。他正是想修建一座让人过目难忘，足以声名远扬的大厅，一座能够让勇士们能齐聚一堂，尽享领主热情款待与慷概恩赐的大厅。

领主们所建的大厅遍布北欧各地。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在北欧残留的遗迹，但这些遗迹也只能让我们知道中世纪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有多少名军阀在竞相争夺权力。每位领主都格外看重自己的大厅，总是尽其所能地将大厅建得更大更高，也尽可能地将其装潢得美观华丽。即便不像想象中的鹿厅那样金碧辉煌，至少也会装饰些漆木雕、武器及其他饰物。

自中世纪早期开始，斯堪的纳维亚领主的大厅便是北欧最大的建筑。位于丹麦西兰岛的莱尔（Lejre）的领主大厅是其中最大的，长宽各48.5 米、高11.5 米。除了一些柱洞底部的木头碎片，这座伟大的建筑再没留下什么。除了土壤里留下的地基痕迹，领主曾经的骄傲自豪已经淹没在了时间流中。不过，这些痕迹足够让我们了解这座大厅的规格，也让我们知道大厅建造得相当结实牢固。有坚固的木柱支撑起屋顶，还有6 英尺厚的墙体，材料也都是从森中林砍伐的原木。如此便建成了高大壮观的大厅。经考古学家考察，莱尔的这座大厅屋顶最少有10 米高，由两排柱子从内部支撑，墙上还有柱子固定，每面墙需要22 块倾斜的木板从两侧支撑，这两块木板间距为1.5 米。大厅中间省去了两组屋顶大梁，空出约9.5 平方米的一大块地方，其中一侧有壁炉用来生火。

这块空间对莱尔领主的政治权力至关重要。他王座般的座椅就摆在那里，上面装饰着丰富的木雕，可能还漆着精美的图案。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工匠善于制作美妙绝伦的木雕。在挪威奥塞贝格（Oseberg）的一个墓穴中出土的一些家具就是例证。这些家具上雕工精细的龙，龙的眼睛炯炯有神，龙尾盘绕蜷曲，形成了繁复的交错缠绕的图案。领主周围聚集着骁勇善战的勇士，他们会坐在《贝奥武夫》中提到的“蜂蜜酒长凳”上，享受着领主的热情款待。除了蜂蜜酒，当然还有其他醇香的美酒美味和精彩的助兴表演。就在这里，维京海盗们首次作为领主的勇士齐聚一堂，臣服于他们的领主。这里激发了他们的忠诚之心、友谊之情和兄弟情义。他们在这里发誓将会团结一心、福祸相依。在这充满了浓郁蜜酒香气的大厅里，斯堪的纳维亚的勇士们尽情宴饮，共同享受美好的时光。领主的慷慨大方与鲜衣美食让他们印象深刻。每当，一起畅饮，他们便会再次感受到彼此间的团结凝聚，以及他们对领主的忠心。

我们将从领主大厅开始探索维京时代的历史，就如同维京抢掠是从欧洲开始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段历史的方方面面都紧紧缠绕在一起：政治、军事、贸易、农业、地理开拓、宗教、艺术，文学，等等。我们将紧随这些线索，从大厅出发去探索中世纪早期的世界。有时也许会追寻到更加遥远的地方，会到异国他乡，如中亚的花剌子模、美洲的纽芬兰岛、西班牙西南部的塞维利亚，或是俄罗斯北岸的白海。在欧洲人的眼中，维京人是圣谕中所言来自世界尽头的恶魔。可事实上，维京人深深扎根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中，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组成部分。

我们依然会被维京人和他们冒险探索的故事所深深吸引。那些戴着兽角头盔的野蛮人，凶残地挥舞着锃亮的佩剑和锋利的斧子，突然袭击了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汉堡（Hamburg）、巴黎、塞维利亚和南特（Nantes）。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屠戮破坏，无所不为，各王国尽数覆灭，欧洲变成一片废墟。总而言之，维京人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的画面，他们大肆屠杀，无视男女、老幼或贫贱。我们想象他们是男子气概十足的英雄，会为了一己私利变得残暴凶狠，还信仰着诡异的宗教，需要用遭受极刑的血淋淋的牺牲作为祭品。正如同我们作为社会群体始终会对暴力感到担忧，却又与暴力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我们对维京人的感情也很复杂，既着迷又抵触。我们同情并缅怀那些无助的受害者，对冷酷的屠杀感到反感，但我们依然情不自禁地仰慕着维京人的力量、勇气与男子气概。

维京人也的确表现出了积极的一面：我们愿意将他们想成年轻气盛、英勇不凡、充满激情的冒险者，对旅行和开拓有执着的追求。我们把他们看作成就非凡、无所畏惧的发现者，他们横渡大西洋的时间比哥伦布还早500 年。在欧洲的另一边，他们在俄罗斯的河川中航行，找到了通往中亚和阿拉伯哈里王朝的陆上贸易之路，这是经丝绸之路直接连着中国的道路。新的贸易路线让作为贸易者与商人的维京人获得了巨大财富。

维京人虽嗜血暴力，可名声还是较为积极正面的，而维京人的形象也不断地以更富创造性的方式用于隐喻象征和市场营销中。与维京人有关的商标被用来推广鲱鱼、碱鱼、游船、电子游戏、厨房内饰、电动工具，以及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国家橄榄球联盟球队。一套应用广泛的计算机通信标准就借用了著名维京国王的名字，还有许多乐队，尤其是那些钟情于不同类型重金属音乐的乐队，似乎也是从北欧文化和传说中取得乐队名字。维京主题的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而维京相关内容的大学课程几乎是座无虚席。维京的概念被消费得越多，维京人的形象便越让人着迷。他们激发了一种混合着男子气概、勇武力量、冒险精神与北方热情的魅力。

但我们真的了解维京人吗？清楚地知道他们是谁，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而奋斗吗？当代人的文化想象只捕捉到了维京人的某些方面，而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也是有失偏颇、夸大其词，或是存有误解的。首先，他们标志性的兽角头盔从未存在过。就算有的话，至少也是在1876 年瓦格纳（Wagner）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之后。我们一直重复着类似的神话，但一些关于维京人的精彩故事却很少或从未有人讲过。

维京人十分残暴，甚至是残忍的。他们将俘虏充为奴隶，残杀无辜，掠夺了大半个欧洲，其中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本土。他们嗜血成性，这一点我们无可否认。但我们应该去理解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这样做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并不是简单粗暴的杀人机器。整个中世纪时期就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国家还未成形的时候。在那个时代，暴力对政治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是所谓的文明统治者，比如查理曼（Charlemagne）和早期的英格兰国王，统治时也用的是和维京人一样的暴力手段，只不过规模更大。

在这充满血腥暴力、弥漫战火硝烟的时期，维京时代带来了短暂的文化、宗教及政治统治的辉煌。斯堪的纳维亚与欧洲密切的联系所激发的不只是加之于欧洲受害者身上的“北方人的狂怒”，也有欧洲文化与政治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系列影响。北方人对此积极回应，创造性地吸收。他们的文学繁荣兴盛，一些复杂性较高的诗歌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装饰艺术也蓬勃发展起来，大多艺术品都出自当地工匠和手工艺人之手，而他们都来自于商贸繁荣的城镇或是雄心勃勃统治者的宫廷。维京时代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新的时兴宗教基督教，而另一些人则谋划着复兴原来的宗教。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在亚欧大陆新经济模式的刺激下，波罗的海和北海上的商贸活动也迎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主要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其他北欧人控制的商贸交易不仅给波罗的海地区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其中包括从阿富汗丰富银矿中采掘原料、在阿拉伯铸造的银器，而且引进了各式各样的异国商品货物。领主们用埃及的玻璃杯饮着莱茵河流域产的红酒，从中亚和印度得到了世界上最坚硬的钢铁来铸剑，身穿中国丝绸，穿戴印度宝石，慷慨地与他们视为朋友的勇士分享所得财富。这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维京抢掠也是财富的一种来源，而这带给他们的不只是西方的铸币。的确有很多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的硬币留在了斯堪的纳维亚，而且比不列颠群岛所留存的还多，同时还有其他的珍贵物品，比如从西欧教堂金库抢来的珠宝、丝绸和金银。

斯堪的纳维亚人所积累的财富创造性地被用于巩固地区的政治经济。领主们将所获财富赠送给勇士，勇士们心怀感恩地收下礼物，由此被激发了友谊之情与忠诚之心。同样，联姻、血缘关系以及同一宗教信仰也会用于建立和巩固勇士对领主的效忠之义。每位领主都想建立尽可能优秀强大的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暗自就谁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最慷慨大方、最能言善道、最能笼络人心的领主展开较量，也在比谁能送出最多的礼物。这样的较量也包括实力相当的领主间公开的暴力冲突。就这样，政治力量不断相互比拼、交替，如同万花筒般千变万化。一些领主折戟沉沙，一些不得不去别处实现野心，还有一些脱颖而出，实力越来越强。待动荡平息安定下来，到了公元约1000 年左右，斯堪的纳维亚的三个中世纪王国形成了。

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方迁居到了俄罗斯、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他们带去的不仅是雄心壮志，还有语言和风俗习惯，如此一来，他们便从根本上改变了所居之地。也有些人迁到了冰岛、格陵兰岛，或在纽芬兰岛做短暂停留，将北欧文化传遍北大西洋地区。维京人横跨大西洋的迁移、长距离的贸易及劫掠，如若没有坚固迅捷的航船，是无法实现的。就在维京时代开始之前，斯堪的纳维亚人才开始学着造船，并为其装上高高的船帆。他们非常清楚船的重要性，而且也创作了有关船的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和神话传说。

本书介绍了8 世纪末至11 世纪期间维京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主要做出的努力和尝试。这一时期也让欧洲其他地区的人们首次对北边的邻居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不只是笼统的印象。他们很快便开始特别惧怕这些的邻居，因为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沿着海岸、顺着河流进行抢掠更容易获得财富。维京人的长船在此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能出其不意，在受害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袭击。在那个总是充满暴力的时代，欧洲人对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行径并不陌生，但一旦维京人登陆，有关他们血腥暴力手段的谣言便迅速扩散开去。维京人还喜欢袭击修道院和教堂，因为这些地方脆弱而不设防，大多时候是基督教军队布防较少的地方。修道士与神职人员几乎是中世纪早期最高文化素养的代表，因此他们的观点在流传下来的史志及一些文学作品中得以保留。而他们在言语中对侵袭者表现出极度敌对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维京人被冠以“一群最可耻的人”和“肮脏的民族”的恶名。然而相比之下，从整个历史图景来看，我却认为他们的血腥暴力并不比野蛮时期的其他人更甚。在那个时代，像查理曼这样的英雄，其杀戮规模可比北欧维京劫掠者的大多了。

在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寻求了一条与欧洲其余各地截然不同的独特路途。艺术、文学和宗教的发展独具特色，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商贸之路也开历史先河——至少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离乡迁移到了像格陵兰岛、俄罗斯内陆、英格兰东部和法国北部这样独特的地方。总而言之，维京时代是个风云变幻的创新时代，而那时的斯堪的纳维亚也迸发着活力。自从发明了长船，北欧众人都渴望抓住自己眼前的机遇。欧洲各王国在此期间也经历过无助彷徨的阶段，如840—843年的法兰克内战以及1015 年英格兰国王之子埃德蒙的反叛事件。而这些都为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创造了机遇，让他们变得更加富裕。趁着这些机会，斯堪的纳维亚人加快了政治与社会变革。从长远来看，这使得他们有机会进入欧洲历史的主流，代价是失去一些自身的文化特色。

在本书的创作中，我参考了一些当代的文本、图像等资料，还有一些历史、考古、文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求从中能以更广阔的视角真实地捕捉到那个艰难时期的一些令人兴奋的或具有创新性的东西，而且我对其消极的一面也未加掩饰。这本书主要讲述关于维京时代男男女女的具体而生动的故事，正是他们塑造出了这独一无二、极具魅力的历史时期。

“维京”（Viking）一词在维京时代的资料中很少出现，在现代虽随处可见，但意义却是模糊的。“维京”一词最初的意义目前尚不清楚，现有诸多相关的词源派生解释。在本书中，我使用“维京”这个词时，指代的是中世纪早期那些在欧洲抢掠、杀戮、战斗的北方人，这与中世纪文献中该词的用法一致。此外，我将斯堪的纳维亚的居民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由于他们所用的语言被称为古北欧语，因此文中有时也会称他们为“北欧人”。

 本文摘选自《维京时代：从狂战士到海上贸易的开拓者》，[瑞典] 安德斯·温罗特 著，王蓉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