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从“性恶论”到“天下之善”

（明）仇英，枫溪垂钓图（局部），纸本设色，127*38.5厘米，湖南省博物馆藏

战国末期，正值中国从春秋到“一同”社会经历剧烈转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兼并、亡国的事件发生得愈来愈频繁，各诸侯国君主为求生存与扩张，竞相推行变法设官立县，因此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周礼世卿世禄分封制度走向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以君主集权为核心的吏官政治体制的崛起。其中尤以秦国最为彻底，逐渐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在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多元化格局逐渐被“变法”需要的法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所取代。像孟子那样倡导仁政的儒家思想，以及长于游说之术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都逐渐失去了其影响力。而以荀子为代表的思想家，虽然主儒家思想，但更倾向于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将礼、法并用以适应世间变化。假如翻阅荀子的著作，可以看到他思想基点就是其“性恶论”，并从“性恶论”开始，看到解决战国社会混乱的方法，并最终达到“天下之善”的政治图景。

一、人之“恶”始

荀子在其著作《富国篇》中阐述了人类初始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由于物资匮乏、欲望驱使以及自身控制力的缺乏这三重原因，即使聚居也会发生争夺，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但另一方面，荀子在《王制篇》中又认为，人类拥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义”（“义”是人类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习俗），凭借这种“义”，人类才有可能建立起有“类分”的稳定社会（即“化性起伪”）。

荀子《性恶篇》：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灋之化、礼义之衟、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然而，这种本初的自然状态所造成的混乱，使得人类在无秩序的世界里无法实现长久良善，更无从发挥其“义”，因为这是人类的“生”——即天性所致。而将这种人类天性定义为“恶”的，便是荀子的性恶论。然而，检阅荀子的性恶论的讨论，就会产生三点问题。首先是在《性恶篇》中被认为是“恶”的人性会被荀子《礼论篇》认为是“朴”？善恶无分吗？

二、“善”“恶”的区别关乎于格局

《荀子》中的“善”与“恶”不仅是针对于对个体，也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是不可分割地进行思考的。

荀子《性恶篇》写道：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灋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埶、无礼义之化、去灋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

其中写道，“善”是“正理平治”，“恶”是“偏险悖乱”。这里的“善”，最终指的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它不仅仅指个体是否“善”，更是指通过在整个社会施加“礼义”“法正”“刑罚”而达成的状态。而且，这里进行的并非关于“善”的抽象概念或“善”本身的讨论，而是指个人的行为成为“正理平治”，以及整个社会呈现出“正理平治”这种具体状态，并将此称为“善”。也就是说，“善”与否是由整个社会是否安定治理来决定的，而对于个人而言，则可以根据其是否能够成为有助于“善”的社会的构成成员来判断，也就是说你是否属于“善的集体”。可以说，荀子仅在稳定社会是否实现这一语境下，才论述人类的“善”。

荀子《性恶篇》又道：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灋之化、礼义之衟、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其中荀子将人性的“性”分为三个要素，即第一是“好利”，故会互相争利；第二是憎恶，故而会相互打斗；第三是好逸恶劳的满足玩乐，声色犬马的“淫乱”。这三项本性会使得人与人的社会暴乱以及残杀，因此需要教化而归于“治”。这种教化带来的“治”，便是“善”。

荀子在《富国篇》写道：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亘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衟、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

天下万物同宇之下却各不相同，没有指定做什么用处，都各有对人有用。人与人相处也是如此，欲望、知识、所求方式这些让每个人都不同，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这一点无论是智者还是愚者都相同的。

所可异也、知愚分。埶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羣众未县也。羣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

人们各自有不同的想法和欲求，再依据本性之恶，所以会出现暴乱。因此人与人的社会里面，群体性组成的社会需要有上下级，需要有领导者，也需要领导者来制定功过赏罚。

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羣居而无分则争。……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禍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没有君主就无法控制臣下，没有上级就无法管理下级，导致社会上生存的利益受到伤害，人们放纵自己的欲望。人们的欲望和恶行都是共同的，欲望多了而资源却少了，资源少了就必然会出现争抢。由此从上文可见，荀子所写人类的生存的自然状态，本身就是依据一个可怕而残酷的自然世界而推导出君主出现来权衡天下之必须。尤其是“离居不相待则穷、羣居而无分则争。”所指出的人类不进行社会分工，而是彼此离散地生活，那么每个人都会陷入困境，无法生存下去。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羣。羣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

每个人的能力甚至不如牛马，但人类比其他动物更擅长形成群体并经营社会，因此能够役使比自己强大的牛马。另一方面，正如“争则乱、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所说的那样，如果人类无法经营稳定的社会，而是互相争斗并离散，就无法胜过其他动植物，也就无法建造房屋和城市，建立文明。之后的韩非子的《五蠹篇》也遵循荀子的构想认为人类是必须聚居且有上下之分才能并经营社会。

三、小结

如果回看荀子所提出的“人之本初的三恶”，反而可能有利于再混乱之世里独自生存（当然并非如此）。但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性恶”却阻碍了建立稳定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正因为人类需要稳定的发展，以驾驭自然、改造世界，所以需要建立一个群体社会，共享生存所需的物资，分工协作进行生产和生活。因此，阻碍这一目标的个人“性”才被视为“恶”。换而言之，对于荀子思想而言，这就形成了一个思想导向，即只有遵循群体规范，克服自身与群体相异的部分，才能达到“善”。但这种“善”与个人无关，也与个人的内心和纯良无关，而是完全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善”。

那么，如果达到群的要求，是具有上下之分等级分别，而这种分别也是人之根本需求，那么对于荀子而言，如何有“义”，如何分配“义”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