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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育龄妇女母职与就业失衡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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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变量,生育和育龄妇女就业又是人口自然变量中最基础的要素。近年来,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渐趋减少。育龄妇女就业呈“劳动参与率较高”和“婚育意愿下降”“婚育年龄初婚人数下降”等特点,反映了“一高”“两降”下的“内生性”生育困境。基于生育对育龄妇女的就业实现、职业发展和社会认同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平衡育龄妇女母职实践和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
母职的意蕴
母职是因婚育形成的亲职角色,富有客观生理性和主观社会性意蕴,体现性别分工和家庭观念。其中,客观生理性意蕴强调生理差异下的生物性亲职行为,包括育龄妇女备孕、孕期、产期、哺乳期等孕育子女的过程及实践;主观社会性意蕴注重夫妻双方的家庭亲职角色以及由此应承担责任的社会规定。母职折射家庭观念和性别关系的社会变迁,带有一定的社会建构性,对育龄妇女就业及其自我价值具有重塑意义。
与母职相关的另一概念是母职实践,是母职的具象化。传统的母职实践主要聚焦亲职角色的“生育—养育”环节。现代母职实践逐渐从“生育—养育”拓展到“生育—养育—教育”三大环节,对子女基本生活照料、情感需求满足、学习行为规制有诸多诉求,凝聚更多“养育经济成本”“情感陪伴成本”和“更高质量的亲子关系诉求”。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政策、生育政策的相继调整,新时代母职实践形态正呈现更多可能性,不仅具有情感性、密集性、内卷性等复合特性,也存在城乡差异、子女互异(子女性别、年龄、数量)等诸多性别内部分层特点。
何人承担母职?长期以来,育龄妇女承担人类生理性繁衍责任,她们对母亲角色的社会认同,刻画了母职角色的性别劳动分工和家庭情感属性。客观审视,无论是传统家庭还是现代家庭,育龄妇女成为多数家庭中全身心融入育儿照料、亲职陪伴、幼儿教养的主要承担者。随着母职内容在“生育—养育—教育”环节的不断建构和强化,母职实践日趋多元,消耗育龄妇女心血,影响该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空间。
母职与就业失衡的困境
以生育为起点的母职,既是家庭亲职关系,亦是社会关系、社会劳动及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砝码,承接天平、彼此相连,任意倚重一端,都可能会让人生失衡。现实生活中,育龄妇女或待为人母,或已为人母,或为人子女,亦是社会劳动参与者,其诸多角色重叠下面临多重角色冲突,并集中体现为母职与就业的冲突,这就需要育龄妇女最大限度地弥合冲突,适应并调整家庭、社会劳动、自我价值实现等多重压力和角色。
一方面,育龄妇女母职实践与充分就业的失衡。充分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劳动者的就业实现。育龄妇女充分就业挑战着传统母职,母职实践又加剧了育龄妇女就业困难。特别是基于传统性别观念中的“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等家庭角色观念,劳动力市场需求方主观上顾虑育龄妇女可能承担的生育责任和家庭角色对工作成效的影响而排斥雇佣育龄妇女,在未能识别优质劳动力资源的情况下,更易产生特定偏好性歧视和统计性歧视。
另一方面,育龄妇女母职实践与高质量就业的失衡。高质量就业强调劳动者劳动条件、劳动安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就业稳定及其体面感、获得感、幸福感等多维度的实现。但劳动者面临劳动时空冲突、行为冲突和压力调适冲突,并凸显双职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多重困扰。家务职责、社会劳动、亲职教育等冲突多以牺牲育龄妇女就业发展为代价。为寻得平衡,她们或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或放弃职业发展。对于婚育就业妇女而言,受制于传统社会观念,其在家庭分工上承担更多抚育幼小的家庭角色、管理角色和决策角色,其高质量就业面临的是“家庭为重”还是“工作为重”以及“是否二孩或三孩”的抉择,其背后是更大的发展危机或更繁重的家庭负担,抑或更艰难的“发展危机”和“更繁重的家庭负担”的平衡。
此外,育龄妇女母职实践与家庭友好政策张力的失衡。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及生育数量的放宽使得家庭生育有了更多的决策空间,但育龄青年女性相对男性更易受家庭友好政策的影响。育龄妇女或因生养更多子女和承担家务职责而面临更严苛的隐性就业歧视和更低质量的就业境遇,与生育保护相关的家庭友好政策顾此失彼,缺乏母职实践的性别平衡,无力引导男性分担育儿责任,反而提高了市场雇佣育龄妇女的隐性劳动成本,加剧育龄妇女母职实践与就业的失衡困境。
助力育龄妇女实现就业平衡
人口再生产是现代化发展之本。同时,现代化无法自主解决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母职实践与就业失衡的性别问题,促进育龄妇女高质量充分就业仍需更广泛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干预、家庭支持。
一是尊重母职,重塑社会认知,建构有益于母职实践和就业平衡的社会文化。人口再生产及其相应的母职实践关系民族的繁荣和现代化的发展质量,不能局限于育龄妇女来维系。“三孩”时代,更应从社会认知和文化建构方面加以破解。在社会认知层面,需倡导全社会尊重母职,避免相关实践转向惩罚效应。在文化建构领域,需要从母职的生理维度和社会维度解构母职惩罚,尊重并认可育龄妇女母职的生理性付出,形成母职实践的劳动力市场联结,建构劳动力市场对雇佣育龄妇女的性别支持;解构育龄妇女母职天赋的传统社会观念,重塑“生育—养育—教育”的社会内涵,引导父亲有效履行其在育儿实践中的亲职属性和社会担当,建构性别平衡的母职实践文化。
二是保护母职,赋权母职实践,保障平衡质量。以孕期为起点,保护并赋权母职是必然选择。其中,保护母职,在于确实保障育龄妇女不因婚育而影响其就业实现、就业质量、发展空间和劳动权益享有,增强育龄妇女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张力。赋权母职,则明确人口再生产的国家发展战略属性和社会公共价值,保护生育主体。在这里,赋权是起点,以国家为主体,形成政府和社会共担生养责任和抚育成本,统筹发放生育津贴,降低生养成本,有针对性地将其置于更合理的市场用工支持和更广范围的制度设计与就业安排等外部环境中,激发母职实践和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平衡效应。
三是借力现代化,转移母职压力,推进公私领域生育与劳动的性别平衡。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依托,以国家为后盾,以市场为延展,合力化解母职实践困境。从家庭层面来看,母职实践需要借助现代科技,缓解家庭部分养育压力,激发育龄妇女的就业意愿,强化其就业主体性。从社区层面来看,健全以育儿照料为内容的多元主体内外协作机制。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完善性别平衡的育龄青年产假、育儿假等家庭友好政策,为父亲履行育儿责任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市场领域,需要发展普惠性优质托幼服务,降低育龄妇女生理性母职实践成本,并积极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为育龄青年提供专业化、普惠性的亲职育儿能力提升服务,促进生育与劳动的社会平衡。
原标题:《破解育龄妇女母职与就业失衡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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