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情事｜两个不同时代的村干部

我母亲曾经是一名村妇女主任，大概是在1993年左右被前妇女主任从村里众多女性中挑选出来的。母亲被挑中是因为读了高中，有点文化，然后家里的长辈也曾在村里任职过村干部，耳濡目染，各方面比较适合。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那个时候村民农活比较多，家庭负担重，很少人有这个空闲和意愿当没有工资、事情繁琐的村干部。

那个年代的村干部，着实不容易，因为正处于国家几项重点任务需要村干部大力配合完成的时期。最为典型的当属收农业税费和落实计划生育政策。

一、税费时代的村干部

（一）需要完成硬任务

收农业税费曾是农村第一难事。每年到了收农业税的时候，镇里就会下派干部进村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催缴。镇里一般会优先安排与村里常年保持联系或者有血亲、姻亲关系的镇干部下来。烈日当头，你如果在村道上碰到头戴草帽，穿着得体，村干部领路，夹着陌生面孔的一行人，那肯定是收粮队伍。

我村属于宗族性地区，税费好收，也不好收。好收是因为大家还是会顾及面子，会看村干部的几分薄面，积极主动地上缴；不好收是因为大家平时牵扯的利益比较复杂，有人会以此为借口而拒缴。例如，有的村民会要求将农业税费转移到欠他债的村民身上，拖着不交，逼着村干部先帮他催债。收农业税费顺带要帮村民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这是常有的事情。这个时候，村干部基本上靠一次一次上门做工作，软磨硬泡，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以完成收税任务。

收农业税费很辛苦，时间长，任务重，连村干部的家庭成员都被调动起来配合完成。例如，村里要解决下乡收粮干部的吃饭问题。村里没有餐馆，更没有剩余资金开小灶，而大吃大喝村民定会有意见。下乡收粮镇干部在村干部家吃饭是常有的事情。我村的下乡收粮干部被安排轮流在村干部家里吃饭和午休。母亲需要跟着一起去收粮，做饭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成了我和我父亲的事情。每次轮到我家吃饭，打扫卫生、洗洗刷刷和准备饭菜都需要忙上两天时间。当然，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也是干部来家里吃饭，因为可以在餐桌上听他们讲各种趣事、难事等等，为此我没少挨批评。

（二）没工资还要垫资

那个时期的村干部，需要有奉献精神。且不说当村干部没有任何工资可言，关键时候还需要搭上自家的钱财物。镇里为调动地方村干部收粮积极性，会制定一些奖励激励政策。例如，如果在规定的时间提前完成或者是超额完成下派的税费任务，就会有奖补。我很清楚的记得，村委会的第一台空调，就是我母亲他们几个村干部先用自家钱替村民垫付农业税得来的。村委会很多物件以及当时为数不多的活动资金，基本上都是通过换取奖补而来的。

公共基础设施经费不足，也需要村干部垫资。1995年左右，村修了全县第一条村水泥路。修路的大部分资金是向村民筹资而来的。还记得那个时候，民房墙上写的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种宣传语。但是道路修完结账之时发现，向村民筹集的资金还不够支付全部费用，就差施工队的工钱了。后来，村委会决定由村干部垫资，以后再慢慢偿还。我记得，村干部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多的工钱，最后是以我家的爆竹顶替支付了施工队工钱。我家拿出的爆竹折价2万多，换回来的是村里的一张借条。这笔钱，1998年左右，村里将已经搬进新办公楼的旧卫生所连房带地按市场价折价出售，偿还了一部分钱。2008年的时候，家中变故，村里又还了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有一部分没有偿还。村干部需要垫资的事情，在村里还有很多。

（三）需要忍受“吃力不讨好”

那时计划生育是村的第二件难事，也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宗族性地区，生育观念强，且不说一家要生好几个，最关键是要生到男孩继承香火，否则人前人后都不是人。生育观念有多强，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就有多难。但是上头有下达指标任务，村干部如果完成不了，要被大会通报批评。

在这种宗族性地区，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村干部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镇干部甚至县干部，当时即使知道有村民违反了计划生育，也不敢“单枪匹马”进村抓人、拆房；二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真正要落实下去，需要村干部在中间“周旋”。既不能让村民无视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无节制，又不能管得太严，太激进，太过，这就需要村干部在其中捏好尺寸。

村干部难，上面是领导，下面是族亲。无视领导任务要被批评，断了人家香火要背负骂名。所以，村干部和村里只能采取灵活的办法来平衡这两种之间的矛盾。

1960年代出生的村民，到了他们生育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早已开始，但并不是最为严格的时期。这个时候的计划生育，村干部主要目标是将生育数量逐渐减下来。从爷爷辈普遍生八九上十个减少到3-5个。这个时期，村里生3个小孩的比较常见。生5个或者之上数量的家庭，也主要是因为前面没有生到男孩。例如，村里有个村民，前面生了8个女孩，到第9个终于生了个男孩后，于是不再生育了。而对于个别刁难的村民，村干部也只是在做工作的基础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有个村民，生了一儿一女后，村干部叫她去结扎，她直接说：“等我再生到一个男孩，不用你们村干部叫，我自己就会主动去结扎。”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出生的村民到生育的时候，计划生育是最为严格的时候，也是村干部最为头疼、最得罪人的时期。这个时期，正当我母亲当村妇女主任。按照村干部的说法，那个时候村干部“既要帮着上面带路查，也要帮着下面指路跑”，两边都不能得罪，两边也都得罪不起。我清楚地记得，我堂嫂生完二孩不久，被计生办的人盯上了。镇计生办的人通知村干部，明天准备带路去搜查。想来不好怎么办，母亲只能连夜叮嘱我堂嫂赶紧带着孩子躲出去，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先寄存到其他村民家。第二天一大早，镇计生办组织了二十多人来家里，没看到下小孩和产妇，只能选择将他们家的窗户砸了几块砖下来，以示惩罚。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事后堂嫂家还责怪母亲没有提前做好计生办干部的工作，导致砸了窗户丢了面子。我舅舅家的村庄，我母亲放在娘家的缝纫机，就是因娘家人超生被镇计生办干部作为罚款搬走的。他们村的妇女主任因为过于配合计生办领导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遭到村民背后的指指点点。有个在产科当医生的村民，没有生到儿子，村民背后将其归因于遭到报应。

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干部最难做工作的两件事情，一件取消了，另一件放宽了。如今的村干部，无论是事务还是角色，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后税费时代的村干部

后税费时代的村干部，得益于国家的繁荣昌盛，相比于税费时代村干部，总体来说还是更加幸福，可以领着工资，可以争取项目资源帮村民办好事，而不需要一家一户去做工作向村民伸手要钱，等等。国家将村干部工资纳入财政补贴，国家输入资源进村振兴乡村，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等等系列惠民政策举措，都是十分好的事情。但是，作为基层一线的村干部，如果处理不当，领会不好政策精神，好事办不好，实事做不实，搞形式主义，农村也会面临新的问题。

（一）忙于实施项目

收农业税费是从村民手里汲取资源，所以村干部难当，而后税费时期主要是承接和分配资源，所以村干部权力大。后税费时代，我村最早接受政府扶持项目是新农村建设资金。据村民介绍，最早的新农村建设，是给沿村道建房的村民，凡是外墙没有贴瓷砖的，村里统一发瓷砖；砖瓦房没有粉刷的，村里统一帮忙刷白粉墙。这是典型的“刷白墙就是新农村建设”。到了2013年左右，我村新农村建设是修广场和铺路灯。村里的广场选址在以前生产队的晒谷场上，靠近村头和村尾各一个，广场上安装了一些健身器材，搭上广场舞盛行之风，广场有了一些人气。然后是在村主干道统一装上太阳能路灯，方便村民夜行。

居于村庄中间位置的广场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修的，占用的是私人房前的农田，同样是在上面安装了健身器材，但是在这个广场玩耍的村民比较少。村里还修了水渠。由于目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多，而且水库早已被私人承包，只是将水渠做了下硬化。村干部还对全村人的生活垃圾进行了集中安排和处理。根据自愿原则，村委会提倡每个村民在自家门前放置一个统一的垃圾桶，每月缴纳20元垃圾处理费，村统一安排人每日运走垃圾。

这是我村新农村建设下，村干部分阶段为村民做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村里需要耗资最多，农民最为急切的吃水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村民生活用水，基本上都是邻家几个家庭组队从山脚或者山腰打井铺管接水。我家山脚房子的用水，还是1995年几户邻居发起在后山的山腰挖了几口井，铺了一点细管引水到家的。但由于设备简陋，经常出现断管、断水问题，生活用水还是很不方便。目前全村人的生活用水，还是由各家自行解决。每到秋冬季，雨水稀少，井和水塘都没有水，吃水就成为一个大问题。现在农户居住更为集中了，所以无论是从用水安全，还是用水需求，或者是从安装成本，安装自来水的条件其实已经具备了。

除了生活用水之外，道路也是村委会需要紧急安排的一件事情。村的主干道自1995年村民自筹资金建设以来，已经运行了20多年，村一直都未采取妥善的养护措施，有的路段已经破损不堪。中途村里出资组织修补了一下，但这里补了，那里又烂了。随着私家车的逐渐增多，狭窄的道路早已不够用，村里需要积极筹备、积攒资源将这件事情办好。道路对于我村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维修，因为除了少数读书后在外工作和安家的村民，整个村的村民都在村生活。自来水和道路都是村民的刚需。

贫困户的低保指标是村干部掌握的最基础资源，因为这项资源年年都有，不曾断过。严格意义上讲，我村没有绝对贫困户，因为村有烟花爆竹产业，但凡人勤奋一点，都不可能陷入绝对贫困地步。相对家庭条件较差的贫困人口也就是村里的光棍、或者是媳妇跑了留下孩子的单亲家庭。其实还是因为懒，所以媳妇跑，家庭搞不好。相对贫困是一个相对值，是相互比较后出来的结果，除了大灾大难、大病的家庭，其他相对贫困户其实是很难精准识别出来的。所以给谁吃，不给谁吃这里面牵涉到太多问题。以前，在低保指标相对较多，管理相对宽松的时候，基本上是谁跟村干部关系好，村干部想巴结谁，多余的指标就给谁吃。现在脱贫任务下来，贫困村的帽子被摘了之后，指标有限，管理更严，这种现象相对来少了很多。

（二）情怀少了

以前村庄需要村干部出头组织协调村民出钱出力为村民创造生产生活便利条件，村干部要做表率。现在的村干部需要有人脉、资源为村民向上争取项目资源服务于村民。有项目就开展村庄公共品供给，没有就不开展。现在的村庄公共品是按照项目的运作逻辑在供给，倾向于做一些基础好、见效快、成本低、阻碍少，领导喜欢的项目。其中不乏有一些项目并不是因村制宜、村民最迫切需要的。反正村民不需要自掏腰包和出工，村民也就不会发出反对声音。群众的最紧迫需求是什么以及哪些人需要什么无从得知。目前的农村需要村干部一家一户与农户打交道的事情并不多，涉农项目的实施也不太需要村民的参与，基本上都是村干部“大包大揽”。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也逐渐被弱化。

税费时代的农村纠纷很常见。村干部除了需要配合政府职能部门完成行政任务外，多数时候还是村民邻里纠纷、家庭内部“鸡毛蒜皮”争吵的主要调解者。一方面是要调解农民农业生产方面的用水纠纷、田界纠纷等；二是各种生活琐事纠纷。村里有纠纷的地方就会有村干部的身影。

我母亲在担任妇女主任之时，对所有村民的家庭情况都了如指掌。这倒不是因为她专门去“考察”过每家每户，而是那个时期与村民日常打交道的事情和时间非常多，久而久之就掌握了所有的情况。当下随着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少了，农业生产纠纷几乎没有了。村干部忙于争取、实施项目和完成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也不太介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一是必须与村民打交道的事情少了；二是主动或者被动，村干部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在此了。逐渐地，无论有事或没事村民都不再找村干部了。

例如，去年村里有一起土地纠纷。一个村民修庭院堤坝，占了邻居林氏的一小块宅基地且妨碍了邻居的出行。原本关系就不好的两户人家为此事大吵起来。我问林氏，你为什么不找村干部帮你解决。林氏认为找村干部是没有用的，村干部根本就不管这些事情。我访谈村干部是否知晓此事。一位村干部跟我讲起了这件土地纠纷，还详细讲述了这快宅基地的来源以及当年划分情景，并认为修庭院堤坝的这个村民是不合理，不该占别人的宅基地和阻碍别人出行。可见，村干部心里很明白谁占理，谁不占理，也了解土地的历史占有情况。但是村干部已经不出面帮助村民解决纠纷了。村民之间的纠纷演变成纠纷双方自己力量的较量。看似两个家庭的纠纷，其实在村庄产生了积极恶劣的影响。纠纷得不到妥善解决，老实人受到欺负，正义得不到伸张，占便宜的人不受到牵制，其他村民将其中看在眼中。现在村小学需要扩建和改变进校的道路，涉及征用林氏一部分农田。由于村干部没有人帮其解决之前的宅基地纠纷问题，没村干部出面支持公道，林氏一直心里堵着村干部的气。改建小学道路，也许需要绕道其行了。村干部长年不行使公权力，失了民心，长久下去也就无所谓公权力了，村庄公共治理会更难。

总的来说，这两个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完成不同了。暂且可以归结为如下不同。以前的村干部是兼职，无收入，需要带着一点情怀工作，现在的村干部是专职，领着工资，带着谋点利和有点权的心态工作；以前无人想当村干部，现在是争着抢着当村干部；以前当村干部的人是村里有点口碑，有点威望，办事公正的人，现在当村干部的人是有点钱、有点手段，能摆平事的人；以前村干部和村民“打成一片”，现在是村干部和村民“分道扬镳”；以前的村干部要想顺利收到农业税和顺利完成计划生育指标，需要直面和顺带解决村民的现实问题，现在的村干部多数时候是回避、无视和解构群众反映的问题；以前的村干部需要做大量群众工作，现在的村干部主要是做大量上级交代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