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十二年，是什么改变了宁浩和黄渤？

多年以后，某个冬日下午，当年过不惑的宁浩坐在北京暖气充盈的工作室，向来访者侃侃而谈又一部即将上映的“疯狂”系电影时，一定会想起少年时代在家乡的那个冬日，被警察按倒的雪地黄昏。

这是一个戏仿经典写作的开头，一如十二年前，宁浩那部致敬经典的开始。

自述 | 宁浩

▍少年时代

我小时候，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学校附近接连出了一些案子，连环作案。班上一个同学家里被抢，蒙面人逃走了。他受到了惊吓，于是我们几个同学每天送他回家。

那些天已经下雪了，我们很多人一起送他，有点无聊。我和几个人跑在前面，然后折回来逗他：你说的那几个人是不是穿军大衣、戴貂皮帽戴口罩？同学吓坏了，连连点头。我说，你家门口正站着三个这样的。——其实这都是他之前和我们讲了好多遍的。他说，浩子要不你们再去看一下？我们说好。假意转了一圈回来，同学不见了，整个学校里找了一遍也没找见。于是我们就自己回家，刚出了宿舍区就被警察撂倒在雪地上。

原来同学报警了。

警察见我们小孩，语气缓和了一点：你们刚才看见那三个人了？

我说：没。

那就是我的少年时代，一眼看上去，未来的出路没什么可选，甚至连街边的饭馆都没几个。你只有做好学生考大学，或者无所事事，或者去当兵，要不然就是留在工厂做工人，可见的就是这四条路。

但这四条路上都是人潮汹涌。你根本没有条件和权利去想哪条路你喜欢或者四条都不喜欢，你只有跟着大家往前跑。只有跑在前边的凤毛麟角的人可以出来，无论是无所事事还是考大学。大多数人只能留在一个混沌的状态里，或有个工作就干着，没有就算了，就这么一个生存状态。

如果电影没有改变我，或说那部刘德华先生出钱的《疯狂的石头》没有改变我，可能我就处在前边说的混沌状态。中学毕业那会儿，我爸已经给我托了关系分配到钢铁公司宣传部，我在门口把档案扔了，我说我不去了。

生于70年末的这一代人，我觉得我们脑子里还是有极强的竞争意识，都是赛跑和竞赛高手，但是喜不喜欢这件事是个问号。你看中国的很多运动员，一旦退役就再也不干这件事。相反国外的很多选手退役后，终身从事体育事业。这可能说明在一开始，他并不是真的热爱这件事。只是因为你身体好，就被选进体校，你也没得选。

我相信90后的选择能力会被我们强很多，他们生下来看到的，就是一个物质极端丰富的世界。他从小在训练一种东西，就是说我可以在很多东西和很多路径当中去选我喜欢的。所以他们的特征可能是善于行动，但是，是不是也善于思考，去认清自己喜欢什么和到底为了什么做这些事，就未必是强项。

拍电影就是一件必须不停地跟着这个时代、与时俱进的事情。

▍出乎意外的黄渤

我喜欢那些看起来不像演员的演员，其实他带有他背后生活的印记和特质。有的演员我从他的脸的后面看不到他的过往。他过去是谁？代表什么人？经常是模糊的，或者他只代表帅、美。我更会关注说这个人的脸背后代表着哪一群人？他背后的气质是什么？那才是活的。

黄渤比我大几岁。我俩是朋友，必须是朋友，否则事情没办法做。

大家都看见了，十二年来，我的疯狂系列都有这个人，名字都叫：耿浩。这是我哥们的名字，我懒得起名字，于是一路耿浩下去。

我和黄渤一起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还真不是拍“疯狂”系电影，而是一部叫《奇迹世界》的短片，2007年的。《疯狂的石头》那时已经上映了，但黄渤只收了我一万块钱片酬。片子里有大量的徒手跑酷镜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黄渤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就那么一路凌空跳跃，从一座楼顶跳下来到极窄的一个斜坡再跳出去，从离地百米一人宽的龙门吊斜坡上就这么溜下来。

黄渤和我说，要不你把这一条留到最后拍？万一摔死了，前边的那些你还能用。

那时和黄渤合作已经两年多了。最初看到他是在北京电影学校的校园里，每天收拾得很利索，趾高气扬地横穿校园，形象气质很特别。

我开始以为他是导演系的，没想到是表演系（配音班）。

筹拍《疯狂的石头》时，我们剧组在北四环问一个楼盘的物业借了一间毛坯房，全组平均年龄28岁。我把黄渤约到剧组，没给他试戏，唯一没试戏的就是他，他后来上我的片子也从没试过戏。之前我看了管虎拍的一个民工题材电视剧，黄渤在里边非常出彩，我琢磨就是他了。

当时黄渤来了，坐在那里满眼疑惑，但是特别客气，一直保持一个观察的状态。我飞快给他讲了一遍故事，他听完说：都行。那是他惯用的语气，我至今印象深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就叫“门当户对”。合作过程中，大家对于审美有很多默契的地方，从第一次合作就建立起来了。

黄渤去年刚做了导演。我看他的《一出好戏》还是有点出乎意外的，原本我觉得可能喜剧色彩会比较重，但其实到后面他还是聚焦在了社会现实，这个是我没想到的非喜剧的一个类型方向，蛮有价值的。

我觉得如果每一个导演不是大家都说什么挣钱我先弄那个事情，而是说哪个更适合我或者我更感兴趣的，由衷地把它拍出来，那就会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态势。

▍寄托10后

2014年我拍《心花路放》之前，买了一部国产汽车，和编剧开车去三亚。我习惯隔段时间离开北京去外面一路跑一路写东西，在北京杂事太多，出去反而相对封闭了。结果开了4000多公里到三亚的时候，我的编剧一手托着车里摇摇欲坠的电视机，一手扶着快掉下来的玻璃，车子的档也掉下来了。

到了维修点，修车的和我说，得，这不您先开出问题了么，正好第一遍大修。我说为什么是这个逻辑？20年前这个逻辑我信。

我问师傅，这个车开一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一直“哗哗哗”在响。师傅说，咳，看见没，这几个螺丝就直接给你放在上头，没拧。

我说，这不是设计问题，是装配工人的责任心问题啊。

这次我拍《疯狂的外星人》，拍了五个月，特效制作时间超过一年，都是和好莱坞公司合作。合作完你就明白差距在哪里了，就是太有差距了，这种还真不是说咱们今儿技术崛起了，你光在那里说还真不行，你做不到。这是一个综合问题，基础教育问题。要从小学开始教一个人，什么叫责任心？什么叫沟通能力？什么叫管理？每个人从小具备各种环节意识，整体素质才能达到一定程度，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准就高了。什么叫工业？工业是一群人完成的，任何一个人掉链子都不可以。

我们国家不仅仅是电影产业，其他产业也是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方面，需要看90后、00后的整体教育精度到什么程度，甚至要寄托10后了，这就是现实情况。要导致一个东西优异，任何一个配件部分都得到位。

▍功德的事

我和黄渤同月同日生，都是处女座。我连生日经常集体过，我看他就跟他看我一样——好像在照镜子，说一句：你怎么这德行？

这十二年的变化，皱纹啊白头发啊，变化还是有的。除了我们拍出的这些戏，大家在自己的生命阶段都在一步一步往前跨越。以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要顾虑很多，身边都有很多同事以及有完整的体系了。从单纯的一个状态，到必须把精力分开一些，去照顾不同的责任面。我现在慢慢做的，就是帮助周围的创作人，帮助更多的好导演拍电影，选择用工业化的标准做，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挑战。

黄渤就说，宁浩在做功德的事情了。

2019年，冬。

北京朝阳区。某创意办公园。

一人多高的雕塑孙大圣横握金箍棒，不响。

地球人都知道的好猴子端坐在这家名曰坏猴子公司的玄关。

宁浩说，他严重嫉妒即将上映的电影里的某男主角。在拍这部电影前，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打了一年电游。

说这话时，宁浩十一点钟方向的墙上挂着一幅我猜正是出自于他本人的油画。画中一个酷似青涩时期的宁浩的青年倚墙而坐，表情冷酷、长发及颊；画中人的左手边，靠墙有一幅油画，画中一个酷似青涩时期的宁浩的青年倚墙而坐，表情冷酷、长发及颊；仔细看，画中画里有一个酷似青涩时期的宁浩的青年倚墙而坐，表情冷酷、长发及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