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富”伍秉鉴真的是靠卖鸦片致富的吗？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千年”专辑中列举了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其中有六名中国人上榜，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其中介绍伍秉鉴的文字是这样的：

浩官（又名伍秉鉴）(1769-1843)

职业：商人

财富来源：进口、出口、钱庄

资产：千万银元

入选原因：他那个时代最富的商人。

伍秉鉴的父亲是允许与外国人交易丝和瓷器的少数中国商人之一。伍家只接受白银的付款，他们并不是所有的外国商品都要。1789年，伍秉鉴接管了他父亲的生意。他还是公认的慈善家。

不过，这个名单没那么严谨。伍家主要的出口货物茶没有提，他们也不是只接受白银。名单中出现宋子文更是成问题。专家已证实宋子文的“富裕”其实是日本在战时制造的谣言。

伍秉鉴事迹虽然在1882年出版的畅销书《广州番鬼录》里已经被大书特书，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但当代中国人对他的了解并不太多。

伍秉鉴与十三行很多行商一样，祖上为福建茶农。他成为世界首富，靠的不仅是在“一口通商”的广州进行特许经营。十三行与全世界贸易的主要货物为茶叶，伍秉鉴之所以获得显赫地位，取决于他的茶叶质量与商业智慧。

跨国商人难以应对的国际争端

据与伍秉鉴打过交道的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回忆：

有一次，因提到他在稻田、房产、店铺、钱庄，以及在美国、英国船上的货物等各种各样的投资，在1834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2600万元。

这里的“元”历来有三种解读：美元、白银、墨西哥鹰洋。明清史经济学家黄启臣教授估算，这个“2600万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

更多的故事提到他的慷慨，如撕了某个欠账商人的期票，让他回美国与家人团聚；手下人擅自做期货生意亏本，他谴责之余，自己承担了损失。

十三行生意并不好做。十三行总商的潘启曾被别的媒体称为十八世纪全球首富，因无法长期忍受经商环境恶劣与朝廷的苛敛勒索，1808年，潘启之子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粤海关监督，辞去总商职务。

十三行商人一举一动关系到国家命运。他们不仅要担保洋商遵守中国法律，当中外冲突发生的时候，还要承担外交事务。

在对外贸易争端发生的时候，乾隆用连坐的方式管理十三行的商人。某个商人经营失败，他的债务必须由其他商人代还。为了面子，乾隆甚至会强迫中国商人加倍赔偿。

身处这种体制之下的伍秉鉴，想的是什么呢？《广州番鬼录》记载，他一直与国际上的大公司竞争实力与信誉。他投资美国的铁路、银行、保险等多个行业，1858-1879年间，伍家就获取了超过125万美元的红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入粤禁烟。林则徐通过伍秉鉴传递书信，请教过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如何治疗鸦片瘾的问题。

林则徐向道光提出的与洋人抗衡的诸多策略中，提到过茶叶。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这一点林则徐应该没有与茶商伍秉鉴交流过。

与其他朝廷官员一样，林则徐不与洋商直接沟通。他传讯伍秉鉴之子伍崇曜等十三行商人，让他们劝洋人交出鸦片，并声称要将一二中国商人正法。

伍崇曜表示愿“以家资报效”（这句话被许多文章曲解为行贿林则徐本人。查看历史可知，从乾隆三十八年 (1773) 至道光十二年(1832)这60年中,行商向政府“报效”就有18次，伍崇曜此次仍是照本宣科）。林则徐说出了那句震耳欲聋的话：“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将伍崇曜拘捕起来。

年已七旬的伍秉鉴约潘启官之孙潘正炜一起去疏通，林则徐痛斥伍秉鉴，并将二人戴上锁链，让士兵押送前往宝顺洋馆，让鸦片商颠地交纳鸦片。伍秉鉴“苦苦哀求，指着自己丢了顶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锁链说，如果颠地不进城，他肯定会被处死”。据说，颠地住所的灯熄灭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林则徐如此对待伍秉鉴有些过分，其实，朝廷对待伍家的方式历来如此：

1831年5月，粤督巡抚偕同海关监督巡视夷馆，以馆前有所营建为由捕伍秉鉴之子、十三行总商伍元华入狱。广东巡抚朱桂桢表示，英国人在商馆搭建的栏杆等侵犯了中国主权，因此要砍掉负担保责任的总商伍元华的脑袋。

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了当时现场场景：“抚院及海关监督阁下……对商馆进行袭击……撕下英伦国王画像的覆盖物……以监禁与死刑威胁总商，迫使他与其他在场者跪地一小时以上。”

伍元华出狱后一病不起，他的弟弟伍崇曜接替担任十三行公行总商。

这次禁烟与敲诈无关，林则徐也没有杀伍秉鉴。1839年6月，虎门销烟。7月，林则徐还去伯驾开设的医院里治疗疝气，这家医院是伍秉鉴帮助伯驾开设的。

余光中在《鸦片战争与疝气》一文中提到这段历史：“那年七月，洋行买办侯瓜带来林则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药给他医疝。”余光中读的应该是英文材料，“侯瓜”应该就是伍秉鉴经商用名伍浩官的英译Howqua。

不过，谈及治疗过程，还是美国学者约翰·海达德所著《初闯中国》一书描写最为准确并耐人寻味：

“林则徐手下几个人来医院，请伯驾治疗一位匿名的疝气病人。伯驾为这个神秘的先生做了一根疝带，而这根疝带又刚好符合林先生的腹股部尺寸。”

平静的日子不长，第二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等处的海口。7月攻占浙江定海。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并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

大变局中的小预测

此前，林则徐对英军入侵的预测是这样的：“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林则徐集·奏稿》）

并非没有人对政局有清醒的预测。亨特的《旧中国杂记》一书里说，英国人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说他们这次一定要见到天子。伍秉鉴预测说，天子一定会去山西。亨特认为这是他一生中讲的惟一一个笑话。

几十年后，八国联军进京，光绪与慈禧果然往西安逃亡，历时一年四个月，晋商的接待让慈禧颇为满意，史称“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英国领事巴夏礼带兵抓住了两广总督叶名琛。伍崇曜由广东巡抚柏贵派遣与英军议和。伍崇曜往来奔走效力，还挨过巴夏礼一记耳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什么事不会发生？不久之后，巴夏礼在“每天可繁殖1000只蛆”的刑部大牢里幸存下来；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加尔各答的牢房里绝食而死；晋商倒闭，后人颇多吸食鸦片荡尽家产；十三行没落、东印度公司覆灭；幸运的是林则徐，他在新疆实地考察与资料收集，提醒当局真正忧患在俄国……

教科书之外的鸦片小史

今天，尽管有不少人以艳羡的语气谈论伍秉鉴的财富，但伍秉鉴在各种叙述中因一直与鸦片“有关”而被很多叙述者攻击，有人隐约其辞，有人直面呵斥，但这些叙述并没有证据………那么我们直面这个问题：伍秉鉴究竟买卖过鸦片没有？

1821年，刚刚登基道光以“知情不报”的罪名摘取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三品顶戴花翎。

《清实录》记载：

又谕。阮元奏，请将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摘去顶带一摺。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察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著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儆。

大多数认为伍秉鉴与鸦片有关的言论均来源于此段文字。

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鸦片在国内的消费场景。

1958年，发掘定陵地宫，经过科学化险，发现万历骨殖中含有较重的吗啡成分，证明他是一位用专业设备服食鸦片的瘾君子。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一书记载，道光朝吸食鸦片现象相当普遍。据《蓉城闲话》记载，道光皇帝也曾吸（鸦片）烟成瘾。道光写过一篇《赐香雪梨恭记》，记述吸烟的经过和体会。文中说：“新韶多暇，独坐小斋，复值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惟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

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文宗初立，亦常吸，呼为益寿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粤寇事急，宵旰焦劳，恒以此自遣。咸丰庚申，英法联军入京，文宗狩热河，有汲汲顾景之势，更沉溺于是，故孝钦后亦沾染焉。”文宗即咸丰，孝钦后即慈禧。据记载，慈禧到去世那天都处于戒烟的痛苦中。封疆大吏中，张之洞、刘坤一都吸食鸦片（袁伟时《晚清大变局》），刘坤一烟瘾极大，“日吸鸦片二三两，惟于午、未、申三时始能勉强起坐办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李国荣、覃波在《帝国商行》一书中认为，从清代档案看，并没有十三行行商贩卖鸦片的记录。

据英方档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明确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英国人的鸦片是通过澳门商人先官与自由商进行贸易的。本书另一处记载也可作为补充证据：“1815年春天，澳门的几个鸦片烟贩被捕。”

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也写道：“当鸦片贸易进行时期，经常讨论到做这种贸易的道德，以及中国人吸烟的后果问题。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几家外国行号凭着良心不从事这种交易。”补充一句，亨特所属的美国旗昌行是卖鸦片的，这从侧面证明他的话可信度很高。

原因很简单，享受正常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近百年的行商，长期遭受官方各种名目的勒索与摊派，根本不敢接近鸦片给官方以口实。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17年，美国商船走私鸦片被官府查获，有担保责任的伍浩官被罚款16万两白银，其他行商被罚五千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覃波研究员认为从罚款的事实来看，伍秉鉴根本不敢涉足鸦片贸易。

据历史文献，与鸦片贸易有关的是沿海各省走私商人、海关官吏家人、个别水师巡船。常见的运输工具是快蟹船，后来外国走私商人参与进来，运输工具是配备枪炮的飞剪船。虽说是走私，但都是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绝不是什么洋人“夹带”鸦片——那只是官员应付皇帝的话。张鸣在《开国之惑》一书中对此有较直观的描述：

在伶仃洋、黄埔洋面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幅动态的画面，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在前面走，水师的船在后面追，无论怎么跑，怎么追，但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水师的船被拉远了，飞剪船还会等一等。就这样，前面跑，后面追，追到外海，后面的水师船放上几炮，鸦片船回几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礼，然后回头。这场戏是给岸上的满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们的船慢，追不上，不赖我们。

在这种阴险狡诈与胆大妄为的闹剧里，商总伍秉鉴帮不了忙，也插不了手。

西洋画家笔下的快蟹船，名为“广州附近的海盗船”。

汇票与鸦片的秘密

哈佛大学保留有伍秉鉴写给各国商人的信件，这些信件所勾勒出的真实情景让人深感意外。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穆素洁研究过这些信件，他在一次演讲中透露：

伍氏利用詹姆塞特吉(Jamsetjee)在孟买作为他的一名定期服务的代理商，负责在印度经营贸易业务，并用孟加拉汇票清算。在信件中，伍氏曾就作为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货原棉供应问题委婉地提及“商品中的投机买卖”。从给詹姆塞特吉的这些信件中表明他很可能还贩卖鸦片。

这里的“孟加拉汇票”值得留意，在清朝，政府与商人只接受银子的大环境下，有极少量商人开始使用“汇票”。十三行中，仅有潘家与伍家使用过“汇票”，并因此躲过朝廷的勒索，侥幸存活下来。

熟练运用汇票的伍秉鉴与鸦片之间的真实关系是怎样的？《初闯中国》一书透露：

1817年，珀金斯致信常驻土耳其土麦那的弗雷德·潘恩说，“我们的朋友伍秉鉴”与库欣“用强有力的措辞建议，我们大量购进鸦片”。

2015年出版的《黄金圈住地》作者雅克·当斯在书中明确地说，帕金斯洋行1819-1827年的账本中有一个账本名为“帕金斯洋行与浩官的鸦片账目”，他说：“这显示出浩官在1821年前一直与帕金斯洋行联合投资参与了鸦片贸易。”

此书其他段落显示，伍秉鉴的合作伙伴“顾盛通过波士顿联盟的关系把自己和浩官的资金全部投资到鸦片贸易中，他还帮忙决定从土耳其进口鸦片的数量。”

“1821年以后就找不到浩官参与鸦片贸易的迹象。”1821年是道光元年，严厉禁烟的时代到来了。熟悉多种金融工具的伍秉鉴可能选择了停止自己的资金投入到鸦片贸易中。

从所有的中文文献里不可能发现伍秉鉴与鸦片之间的任何关系。“假如他的美国朋友们泄露了他们替他经营买卖的天机，他的麻烦可就大了。这个秘密是如此的天衣无缝，直到最近才被人怀疑。”雅克·当斯说。雅克·当斯的《黄金圈住地》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也就是说，迟至1990年左右，记录伍秉鉴海外资金被用于鸦片生意的“帕金斯档案”相关内容才被学者发现。

“弛禁”鸦片

1843年9月，伍秉鉴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历史中关于鸦片的叙述变得模糊不清。其实，人民迎来了一个更苦痛的时代。

国内很多省开始种植鸦片，“以土抵洋”的政策似乎成功抵制了外国鸦片。陕西巡抚林则徐在给江西抚州知府文海的信中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对于土烟，林则徐又说：“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

对林则徐此言感到大为惊讶的人，应该是不了解当时的财政已到了气若游丝的地步。

1877年，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朝廷禁烟，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给刘仲良信件中说：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

李鸿章与左宗棠也是持“弛禁”主张的。“弛禁”当然不是放纵鸦片毒害民众，而是为了换取改革的时间。但三十年后，郑观应、王韬等人仍主张“弛禁”，说明这三十年财政已无计可施。

1836年，阿萨姆地区产出了首批受市场欢迎的红茶。从此中国茶叶就渐渐换不来白银了，虽然土烟防止了白银外流，但进口的白银已经枯竭。老百姓靠铜板维持生计，但要上交白银作为税收。银贵钱贱，民变四起，群臣束手。各省财政饮鸩止渴，运转已无法离开“鸦片税”。

1906年清政府颁布禁烟令，规定10年内逐步禁止烟毒。1909年，清朝在上海外滩主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两年后，欠饷半年的湖北新军起义，史称“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