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新年献词：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

时近2024年末，天空中却不太平，频频有飞机迫降，不仅让涉事的家庭悲痛欲绝，也给经常乘飞机出行的人内心带来一丝恐慌。这不免让人想起类似的事件，在2009年，全美航空公司一架航班起飞爬升过程中，遭到了鸟群撞击，导致两个引擎同时熄火。

机长萨伦伯格在确认飞机失去动力后，没有听从塔台降落在机场的建议，紧急迫降在曼哈顿的哈德逊河河面上。经过多方联合救援，机上155人全数生还。这位机长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就是“萨利”，他曾经是美国战斗机飞行员，1980年加入全美航空，事发当年，他已经在民航服役近三十年。

也许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乘坐航班的机长是“萨利”，但实际上，在事后的调查中，人们发现，萨利在选择迫降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思考，而仅仅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判断飞机已经无法飞回机场，必须要迫降，从而专注于迫降流程，奋力一搏，努力的争取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或许可以说，萨利遵从了他正确的直觉，但也可以说多年的飞行历程训练了他的直觉，人往往可以在经验中存储一些判断的依据，从而可以在哪怕只是一瞥的瞬间，做出符合经验的最佳决策。

人生实则也如此，看似漫不经心的选择，实则已然押上了毕生所学。随着近些年来，做出了一些改变生活轨迹的决策，也逐渐对如何做出决策这件事本身有了兴趣，以后见之明来看，很多决策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还带有相当任性的意气。

有时候在想，可能如今的境况，就是人生的前几十年，决策过于随意，或者并没有认真对待决策，以及沉淀出一些决策的方法。简单来看做出任何决策，都是有前提的，我们根据某些前提，来去推演事情的走向，得到一系列预测的结果，再利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各种结果之间筛选出最符合自己目的的那一个。

在真实的世界里，用预测与不确定性对赌，做出符合自己的决策，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但随着世界信息的爆炸，这个数量级信息的预测，根本就不是人类擅长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迫于时间的压力或信息的不完整性，我们倾向于放弃理性的思考，而是随便“蒙”一个方向，彻底把决策交给不确定性。抑或是过于自信曾经的经验，对预测抱有一种天然的偏见。甚至是有人厌恶不确定性到一定程度，人为偏执的试图将不确定性的泡泡从现实世界的薄膜中挤出去。

物理学家费曼曾经说：我能带着疑问、不确定和无知活着。我觉得，比起知道一些可能错误的答案，还是不知道答案的生活更有趣。我有些近似的答案，对于各种问题也有些确定程度或高或低的合理信念，但我不会绝对相信任何事情。也有很多我一点都不明白的事情，但我不一定需要一个答案，我不害怕“我不知道”这个事实。

其实费曼不过使用一种更朴素易懂的方式，讲出了一个对抗不确定性的方法——贝叶斯主义。这个思想假设现实的所有模型、理论或概念都只不过是某种信念、虚构或诗歌，“所有模型都是错的”，然后我我们需要根据经验的结果数据，来去调整这些信念的“置信度”。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信念是绝对正确的，“聪明”的人，就是要根据结果来去寻找真正的原因。真实世界不是数学题，并不是因果一一对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循着找过去有多个原因，在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天然有着对这些原因导致结果可能性的排序，这时我们可以用贝叶斯概率的计算方法，去判断那些我们所谓的原因的前提下，发生这个结果的概率，通过不断比较来去矫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念。

其实，这也就是人类经验这个世界，并将经验为自己未来判断所用的最基础的学习方法，只不过人们很少真正意识到，并主动的，系统化的去使用罢了。同时也能由此看到，那些自以为是的所谓成功人士，一旦固化了自己的信念，往往就会在现实中栽一个大跟头。

用贝叶斯去计算选择的概率是人生给我们出的一道数学题的话，其实理性的去思考，它并不难。而决策中，最困难的一部分是在于不同选择带来结果之间的比较，世界并没有留给我们一个量化模型，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去比较一二三四，有可能是比较亲情、道德甚至生与死。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当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年轻人，纠结于要上战场，还是要照顾母亲，这样的价值该如何判断？哲学存在的意义，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解决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因为行动的结果，往往是无法单纯比较的。

人生的抉择，往往最终都会归结到一个大命题之下——“人生的意义”。什么是有意义的？哪些意义大一些，哪些意义小一点，如果有一张这样的清单，人生也许就会轻松许多。可事实上，世界并没有给我们准备一个清单，甚至可能都没有准备意义。

伍迪·艾伦的自传就叫做《毫无意义》，在一个访谈中他也谈到他很早就意识到人生毫无意义，只能在工作中，在电影中去沉浸，去创造。不过说到意义，可能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更有发言权，在纳粹时期，他全家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当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他不仅幸存下来还将自己的经历转化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并写出了《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著名小册子。

因为集中营的经历，弗兰克尔更敏感的关注到意义对于苦难当中人的重要性。他这样写道：积极的生活能够使人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实现价值，而消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满足于对美、艺术或者自然的追求。但是，在那些不仅没有追求创造和快乐的机会，而且只存在一种达到最高道德标准的可能（就是说，在对待自己被暴力完全束缚的生命的态度上）的生活中，人生仍有目的。他不能通过创造性或想了的生活，但不只是创造和享乐才有意义。如果说生命有意义，那么遭受苦难也有意义。苦难、厄运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没有苦难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也许在如今看来，这种略有些称颂苦难的论调，颇有“毒鸡汤”的意味。但想想一个身在集中营每天与死神作伴的人来说，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也就是意义是多么天大重要的事情。

弗兰克尔还提到了犯人在集中营是一种“临时的存在”，因为不知道哪天会被释放，不知道一切将会何时结束。看不到“临时的存在”尽头的人，也不可能去追求生活的终极目标，不再能像正常人那样为了未来而生存。

在集中营，很短的时间，比如说一天，由于充满了折磨和痛苦，所以显得特别漫长。而大点的时间单位，比如一个星期，则过的很快。这就是奇怪的“临时的存在”的时间观。也许我们不可能再体会到集中营的痛苦，但是想想那些窘迫的失业的人，甚至是那些被工作埋葬的人，短短的工作一天，充满了折磨和痛苦，显得极为漫长，而一周一周、一个月一个月周而复始，又让一年很快过去，找不到任何意义可言。

弗兰克尔大声疾呼：我们期望生活给与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挑战，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这些任务，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对生命的意义作一般的定义。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没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含糊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在和具体的。

而他也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一、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

二、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

三、再忍受不可避免地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第一似乎就是投入到创造性的工作当中，第二可以简单的用爱情作为举例子，第三就是在苦难当中的某种“信仰”

弗兰克尔很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那句话：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受的痛苦。

的确，如果说到痛苦，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够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他自幼体弱多病，患有癫痫。在刚刚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就去服兵役。二十岁时被任命为士官，并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但由于生活自由放荡，债台高筑。

不久又卷入到了一场政治事件中，被逮捕后宣判死刑，就在行刑现场，幸运的被赦免，发配到西伯利亚服刑十年，其中四年在苦役营，六年当列兵。后来可能是出于一种炽热的同情心，他娶了一个苦役犯的遗孀，并抚养她年纪不小的儿子。就在他写作生涯略有起色的时候，妻子和亲爱的哥哥接连去世。

那时他这么写到：“于是，突然之间，我又变得孤独一人，我感到恐惧。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时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被命运所压倒，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高级的、秘密的——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我自己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类似于弗兰克尔提到的找到意义的三个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性中也分出了三个区域——智力思辨的区域、激情的区域以及激情所达不到的深层区域。他所认为的悲剧往往出自于人类智力思辨当中，也许如昆德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思辨运行的时候，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就随之而来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难中找到的是信仰，他甚至不惜为此贬低智力与激情。但是，与陀氏同样伟大的尼采宣判了上帝的死刑，我们的意义又烟消云散了吗？

现实的来说，意义并不是让我们活下去的那个东西，我们需要阳光、空气、水和食物。意义也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东西，像是简化版的存在主义由“存在先于本质”推导出活着就是意义。

也许，当我们陷入到答案迷途当中，就是时候顺着发问返回到原点，就像没有一个意义清单供我们可选一样，意义本身也并不是能够被当作有没有、是什么、哪个重要的形式来发问的东西。

当我们把意义上升到跟生存同样重要的层面来看的话，那么意义就是生存的一种伴随状态，也许那仅仅是一个决定，即我们想要如何生存，以及在这个决定之下的全情投入。

现代人的意义缺失症最明显的病征就是提不起兴趣，什么都不想干。以前上帝能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但上帝死了；以前文化能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但我们把文化弄丢了。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意义沙漠，进入到意义造血机制匮乏的贫血状态当中时，人似乎只能自己寻求意义所在。

不幸的是，人是懒惰的，往往希望提出意义问题，而得到外界的回答。殊不知，正如弗兰克尔所说，意义不是宏大的、抽象的，而是鲜活的，具体的。它就是我们能够自由的、自愿的将生命投身于其中的那些事情，以及生命沉浸在那些事情时，我们心满意足的样子。

或许我们都会看到人生早晚的终结，但仅因如此就否定人生意义的存在也是草率的。这也是罗曼罗兰高呼的人生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现实真相后依然热爱它。

在2024跨入2025的档口，也许能够在内心触动起那种寻找意义的欲望，以及作为一个鲜活的人的那种生存火焰，可能是新年献词最大的作用了。

即便是在202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一句话依然会回荡在我们耳旁“没有一个人活着而没有一个目的，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付出某种努力。目的和希望一旦消失，忧虑就常常会把人变成一个魔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