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纵横︱拔宜阳、通三川、窥周室：秦武王霸业的昙花一现

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是战国时期韩国在三川地区（豫西黄河、伊河、洛河流域）的军事重镇。《战国策·东周策》称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则其面积约合今十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上海世博园的面积，不过在当时这已经是特大城市，周天子所居住的洛阳城面积也不过如此。《墨子》说“率万家而城方三里”，那“城方八里”的宜阳可以容纳下六七万家。当时每户至少有三个男子，那么从中选出十万强兵劲卒还是有可能的。根据考古发掘，宜阳有宫城和郭城，宫城在郭城西北部，郭城略呈长方形，外有护城河。城中还建有很多高台和瞭望台，可以观察敌情。再者，据《战国策·秦策二》，韩国常年将南阳（今河南黄河以北部分）、上党（今山西东南部）的大量物资运到宜阳储存，所以宜阳可称得上兵精粮足。

战国宜阳古城遗址平面图

历史上，秦、韩在宜阳有过多次交锋。公元前391年，秦伐韩宜阳，攻取了宜阳下属的六个小城邑。史载这年魏、赵、韩联兵攻楚，大破楚军。楚国则赠送给秦国巨额财物以求支援，所以秦伐韩应该是为了救楚。当时，魏、赵、韩势头正盛，大概没过多久，韩国就收复了失地。公元前335年，秦惠文王出兵攻取了韩国的宜阳。但后来韩国又将宜阳夺了回去。

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年仅十九岁的太子荡继位，是为秦武王。秦国君主一般是二十二岁举行成年礼——冠礼，而后才能亲政，之前国家大事一般由几位朝廷重臣共同决定。秦武王继位之初，秦廷百官之首是相邦樗里疾，他是秦武王的叔父，其母是韩国女子。所以最初两年秦、韩一直维持着良好的邦交。

樗里疾影视形象

秦韩交恶

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秦国进行官职改革，相邦之下设丞相，樗里疾任右丞相，仍是百官之首；深受秦武王宠信的大臣甘茂则出任左丞相。这一微妙的变化可以视作秦武王在为亲政铺路。

秦武王三年（前308年），行过冠礼之后，秦武王终于迎来亲政，他开始全面接手军国大事。在邦交方面，他先是与魏襄王在应（今河南鲁山东）相会，又与韩襄王在临晋（今陕西大荔东）相会。继续维持三国间良好的邦交关系。秦武王的母亲是魏国人，他的王后也是魏国人，左丞相甘茂也与魏国关系密切，一直主张秦、魏连横。秦、魏关系没什么可说的，而秦、韩联盟则需要加以巩固。于是秦国派樗里疾出任韩国相邦。不过，派遣本国重臣到他国为相是把双刃剑，处理不好反而容易激化两国矛盾。试想，一个处处为他国利益谋划的人参与本国最高决策，时间一长，各种矛盾越积越多，总会大爆发，战国历史上演了多次这样的事件。果然，樗里疾相韩不到半年，秦、韩矛盾骤然激化，年轻气盛的秦武王召回樗里疾，并决定兴兵伐韩。

秦武王影视形象

秦廷内部，反对伐韩的声音很高。《战国策·东周策》说秦武王“不听群臣父兄之议而攻宜阳”，“父兄”指樗里疾、公孙郝，二人之母都是韩国女子。朝中党附二人的大臣也很多。

有反对者就有支持者。为首的也是两个人：一个是甘茂，他与韩国没有太多交情，作为秦武王最信任的大臣，他选择了站在秦武王一边；还有一个叫向寿，他是秦惠文王之妃芈八子（后来的宣太后）的外甥，他和芈八子之子公子稷、秦武王是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当时公子稷在燕国当人质，向寿则义无反顾站在了秦武王这一边。

秦武王没有立即决策，而是先让甘茂出使各国，看能否创造有利于伐韩的外交形势。秦武王还特意让向寿作为副使，给向寿创造建功立业的机会。

息壤之盟

甘茂、向寿一行最先抵达魏国。当时魏国在外交方面有两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主张魏、秦、楚联合抗齐的楼鼻，主张魏、秦、齐联合抗楚的翟强。两人的外交策略虽有差异，但在联秦方面却高度一致。而且按战国时期惯例，伐韩成功后，秦国会送给魏国一些土地，所以甘茂顺利说服魏国君臣联秦伐韩。而后，甘茂对向寿说：“你先行返回秦国，对大王说：‘甘茂已经成功说服了魏国，但他劝大王不要进攻韩国。’只要您把我这句话带到了，事成之后，都算作是你的功劳。”向寿似懂非懂地答应了，他知道甘茂在提前布局，于是先行返回秦国向秦武王汇报。甘茂则继续他的外交之旅，北上赵国。这时韩国也已经派策士冷向来赵国活动，冷向建议赵人扣押甘茂，然后以甘茂与秦国做交易以换取更大的利益。不过赵人并没有采纳。在赵国亲秦派大臣楼缓等人的协助下，甘茂说服了赵武灵王支持秦国。当然，代价是秦国会送给赵国一些价值连城的“名宝”，诸如大型青铜器、宝石、骏马一类。当时秦、楚关系也还不错，秦、燕则是盟友，剩下齐、宋两国纵然站在韩国一边，也有燕、赵、魏去制衡。至此，韩国已经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伐韩之事，箭在弦上。

甘茂影视形象

甘茂返秦，秦武王亲自赶到息壤（秦国地名，位置不详）迎接甘茂，并问甘茂让向寿转达的话是何意，甘茂讲了三个故事（见《战国策·秦策二》）：

第一个是张仪之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仪而贤先王”。甘茂这里用张仪自况，告诉秦武王，打下了宜阳，天下人会认为功劳是秦武王的。

第二个是乐羊之事。“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凯旋后，向魏文侯邀功请赏，魏文侯则拿出了满满一箱子朝廷大臣弹劾乐羊的奏折。乐羊连忙叩头说：“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甘茂在这里明示，他带兵出征后肯定会有人弹劾他。

第三个是“曾参杀人”，也叫“三人成虎”。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品行端正。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名的家伙杀了人，立即有人跑到曾参母亲那里说“曾参杀人”，曾母听罢淡然处之，继续用梭子织布；不久又跑来个人说“曾参杀人”，曾母说“我儿不会杀人”，仍不为所动；等到第三个人跑过来说“曾参杀人”，曾母果断扔下梭子，翻墙逃跑。甘茂的意思很明显，他带兵出征后，樗里疾、公孙郝等人肯定会经常向秦武王诋毁自己：“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适（通“啻”，不啻意为不仅）三人，臣恐王为臣之投杼（zhù，织布用的梭子）也。”秦武王大手一挥：“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于是，君臣二人就在息壤盟誓。

公元前308年秋，甘茂、向寿率领秦国大军包围韩国宜阳，魏国出兵策应。韩相公仲朋率领号称二十万的大军救援宜阳。宜阳大战揭开序幕。

宜阳之战

战争伊始，韩国处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境况，秦、魏、赵的国土对韩国形成了三面包围。所以韩国派使臣前往楚、齐求救，并继续做魏、赵两国的外交工作。

楚怀王向谋士们征询意见：“我听说公仲朋聪慧多智，善于利用诸侯间的矛盾冲突来化解自身的危机。这次他应该也能化解。所以我打算第一个出兵帮他，让他感激楚国。”陈轸举例说：“山林中最狡猾的动物是麋鹿，它知道猎人想把他赶到前方预设的大网当中，于是便反过头来顶猎人，而后趁机逃脱。几次之后，猎人干脆举着网前进，麋鹿就直接撞进了网里。诸侯都熟知公仲朋的伎俩，举着网前进的人一定很多。大王还是不要帮他。”苏代则认为：“公仲朋经常做倚仗赵国而背叛楚国、倚仗齐国而背叛秦国这样的事，他的信用现已破产，但却正是他当尾生之时。”尾生是战国时期一位极其守信用的人，后来被当做守信的代名词。楚怀王斟酌之后，派景翠率领大军救援宜阳，打算趁机从秦、韩两国捞取一些好处。果真，秦国立刻派遣冯章出使楚国，想用归还楚国汉中之地来换取楚国退兵；韩国则派人送给楚国许多名贵宝物，请楚国进兵。楚怀王则让景翠将大军驻扎在宜阳附近的山上，等待战局变化。

韩国公子昧当时任齐相，积极游说齐国君臣救韩，齐国打算割给赵国一座城，换取赵国支持，但赵国不为所动。无法从赵国借路，齐国只能通过攻打魏国的方式来救援韩国，但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策士又给公仲朋献计：“韩国割三座城给赵国以换取支持，为了保证韩国会割地，先给赵国送一个人质。争取来赵国后，以韩、赵之兵逼迫魏国叛秦，秦失去援国，自然退兵。”然而赵国依然不为所动。当然，赵国能坚定站在秦国这一边，秦国肯定也是下了血本的。《战国策·秦策五》称秦武王为攻宜阳而“广德魏、赵”，说明他给了两国巨大的好处，割地与赠宝估计都少不了。

宜阳之战的外交斗争几乎将华夏列国都卷了进来，甚至周王室分裂出的两个小国——东周和西周也不能幸免。这两国国力弱小，国土处在韩国的包围之中，一直受韩国庇护，名义上自然站在韩国一边。不过，他们难免也有自己的算盘。东周国国君和策士赵累就私下商议东周国的立场，东周君认为：“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公仲之军二十万，景翠以楚之众，临山而救之，秦必无功。”赵累则认为：“甘茂羁旅也，攻宜阳而有功，则周公旦也。无功则削迹于秦。秦王不听群臣父兄之义而攻宜阳，宜阳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战国策·东周策》）于是东周君听从赵累的建议，派人劝景翠待秦军攻取宜阳后再进兵，那时就能从秦、韩两国都获得好处。这当然也符合景翠和楚国的利益，景翠对东周国君也表示了感谢。

宜阳守备坚固，一连几个月秦军也未能将之攻下，秦国国内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大。策士杨达对公孙郝说：“请为公以五万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秦攻西周，天下恶之，其救韩必疾，则（甘）茂事败矣。”（《韩策一》第十四章）这确是一招妙棋。当时周天子和九鼎宝器都在西周国，如果公孙郝、杨达在此时攻打西周取胜并得到九鼎，那功劳就比甘茂大多了。纵然一时难以取胜，秦国攻西周之举必然招致天下诸侯的不满，到时诸侯联合救韩，甘茂就不可能打下宜阳了。这计策虽然未被秦武王采纳，但樗里疾、公孙郝等人继续坚持用各种方法劝秦武王撤兵，秦武王最终动摇了，遣使召甘茂回国。不过使者只带回来甘茂的四个字——息壤在彼。秦武王猛然惊醒，立即派兵增援甘茂。

这时宜阳之战已经持续到第二年（前307年），秦、韩双方都已是强弩之末，甘茂的政治处境也越来越危险。秦军长途跋涉而来，后勤运输成本巨大。更重要的是，在外交方面各国存在极大变数，时间拖得越长对秦军越不利。于是，甘茂决定拼死一搏，把自己的家财全都拿了出来，“出私金以益公赏”。（《战国策·秦策二》）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秦军最终攻破了宜阳，“斩首六万”，（《史记·秦本纪》）历时五个月的宜阳之战宣告结束。

秦武王的辉煌与陨落

秦军占领宜阳后，景翠立即对宜阳发动进攻，大有要帮韩国夺回宜阳的架势。秦国舍不得汉中，但还是割让了煮枣（今山东东明东）给楚国，煮枣本是魏国之地，几年前齐、宋联军攻打煮枣，秦、韩帮助魏国打败了齐、宋联军，作为酬劳，魏国就将煮枣送给了秦国。

秦国通过割地争取到了休整的时间，几个月后，秦、魏联军对楚、韩发动大规模攻势。先是向北渡过黄河，攻占了韩国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而后向南攻占了楚国黄棘（今河南南阳南），封锁了楚从阳侯（今河南新野境内）通往北方的道路。

战争中，秦国曾向东周国和西周国借路。两国国君还被秦武王请到秦国做客，秦武王根据秦国的战略布局重新调整了两国的疆界，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当时有策士对踌躇满志的秦武王说：

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通“壅”，阻塞，阻挡）天下之国，徙两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通“校”，较量）；塞阳侯、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同“霸”，诸侯霸主）不足六。

策士所谓秦武王再进一步就能和三王五霸当然是夸饰之词，但秦武王在短短一年内取得的辉煌成绩却是有目共睹的。

公元前307年秋，秦武王率领浩浩荡荡的队伍去西周朝见周天子，顺便观看了寓意华夏九州的九鼎重器。没想到，秦武王一时兴起，与秦国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结果在举“龙文赤鼎”时“绝膑而死”，（《史记·赵世家》）年仅二十三岁。

秦武王举鼎

秦武王一死，局势骤变。年轻的秦武王尚无子嗣，遗诏由其异母弟公子稷继位，是为秦昭王。公子稷这年十九岁，和他父、兄即位时的年龄一样，尚不能亲政。此时秦廷百官之首依然是樗里疾，这对韩国君臣来说着实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韩相公仲朋立刻向秦国伸出橄榄枝，左丞相甘茂充分发挥了策士“朝秦暮楚”的特性，极力赞成与韩和好，并建议将武遂归还韩国。甘茂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魏国倒向了齐国，一下子楚、韩、齐、魏都成了秦国的敌人，赵国只是支持秦伐宜阳，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其态度并不明朗，所以秦国需要寻找盟友。

对于甘茂的建议，此时坐镇宜阳的向寿极力反对。向寿主张继续攻韩。在寻求盟友上，身为楚国人的向寿主张联楚，这得到了秦昭王之母宣太后的支持。向寿到楚国后，也是“广施恩德”，先送给楚国解口之地（位置不详），又拿出一座城作为楚国小令尹（相当于副宰相）的封邑。面对秦国的诚意，楚国立即与秦冰释前嫌，主动提出与秦国一起教训魏国。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楚戈上刻有“向寿之岁，襄城公景脽所造”字样，这是楚国用大事纪年的表现，意思是在秦国使者向寿来楚国聘问的这一年，楚国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公（楚国称县令为公）景脽督造的戈。

楚与秦和好后，开始收拾背叛自己擅自与秦讲和的韩国，兴兵包围雍氏（今河南禹州东北）达五个月。韩国求救于秦，秦昭王之母是楚人，不愿损害楚国利益，因此反对救韩。但在樗里疾、甘茂等朝廷重臣的主导下，秦国最终出兵，楚军也不想真和秦军开战，解围而去。

公元前306年，秦国将武遂还给了韩国，还归还了宜阳城的百姓，秦、韩重新结为盟好。秦、楚则共同出兵攻打魏国。至此，秦武王时代制定的外交策略和他的宏图霸业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