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艺术家资助申请的成功率

Cultural Sociology

已成体裁的资助申请书：

1965-2015年佛兰德斯视觉艺术家政府资助申请合法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The Grant Proposal as a Genre. A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f Visual Artists and their Legitimations for Government Grants in Flanders, 1965–2015

作者：Julia Peters & Henk Roose

译者导读

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艺术家的资助申请行为，作者采用了多重对应分析方法（MCA）对于资助申请书的撰写陈述策略以及申请者的个人特征与资助获取的成功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最终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首先，艺术家的资助申请书要想提高中标率，就需要密切地结合时代背景和实际的社会需求，政府倾向于资助那些具有当下意义的研究；其次，实际上，艺术家的个人声誉和地位与其撰写申请书时所采取的策略之间没有太大关联；第三，随着申请书撰写的代理机构和申请写作指南等工具书的出现，资助申请书的同质化趋势逐渐加强，即使是在艺术领域，模板化的写作也在逐渐成为主流；最后，相较于其他领域的资助申请，尤其是科学领域，艺术领域还是保留了一定的学科特质，例如浪漫艺术的陈述在时代变迁过程中仍然得到了较多的保留。

摘要

艺术家获得政府资助的理由策略是否反映了资助机构的期望，还是主要与艺术家的领域和地位相关？通过对佛兰德斯（比利时）视觉艺术家跨越51年（1965-2015年，n = 494）的资助申请书进行多重对应分析，我们发现，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况，领域地位与艺术家获得资助的理由之间的关系微乎其微。相反，撰写申请书的策略主要反映了它们所处的时代，显示出文化政策和艺术领域的双重影响。这些发现支持了布迪厄的观点，即自身地位和位置攫取之间并不存在机械的同源性，而是行为主体表达自身的“可能性空间”（space of possibles）对这种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使得资助申请书写作逐渐变成了一种模板。

一、导言

资助申请书中需要使用各类手段和修辞说服评审专家委员会，使其相信自己的工作值得政府支持。由于每年分配的资金有限，所以竞争十分激烈。因此，申请书中的资助理由可以被视为布迪厄（Bourdieu）所说的“位置攫取”（position-takings）的典范，即“不同地位的人在捍卫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中实施的策略”（1983: 313）。特别是对艺术家而言，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学术界，获得资助是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或保持一定地位的一种手段。但“与科层制职业（如大学机构提供的职业）不同”，文化领域“提供的是不明确的职位，是等待创造的职位，而不是现成的职位，[......]职业道路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Bourdieu, 1983: 324）。换言之，艺术领域对资本的争夺远不如学术界那么规范化，因为艺术领域的职业轨迹并不那么可预测和稳定。这种不稳定性使得话语位置攫取--我们称之为 “正当化策略”（参见 Boltanski and Thévenot, 2006）--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深入了解权力是如何在艺术领域以象征性的方式产生和表达的。

现有的资助申请书研究通常侧重于学术领域，分析成功的申请书如何撰写（例如 Chung and Shauver, 2008; Connor and Mauranen, 1999; Halpern and Blackburn, 2005），或者试图定义申请书写作“体裁”（即修辞惯例——见 Miller, 1984）的修辞手法（例如 Connor and Upton, 2004）。通过分析，我们采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申请书。更具体地说，我们的目的是根据实证材料挖掘视觉艺术家在寻求资助时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理由，并分析促使艺术家使用一种申请陈述策略而不是另一种策略的内在机制。

国家资金拨款申请书位于艺术和政治领域的交界处，它们为研究艺术家如何在不断变化的艺术和政治环境中争夺资源提供了独特的资料来源。例如，艺术的合法性可能会随着政府对艺术专业水平的不同期望而变化，随着赋予艺术的角色或功能的变化而变化，以及随着提供给艺术家的拨款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既考虑艺术家在艺术领域的声誉轨迹（即领域地位）的影响，也考虑他们撰写申请书时的历史背景（即“可能性空间”）（Bourdieu, 1996: 234-239，另见 Boltanski and Thévenot, 1999, 2006）。因此，本研究采纳了布迪厄的观点，即“位置与位置攫取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机械决定的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根据文化政策和艺术领域的变化，提出申请的艺术家的声誉轨迹会如何强烈地影响他们在申请书中使用的论证策略。

二、研究方法

样本概况

我们从贝弗伦-瓦斯国家档案馆和布鲁塞尔文化、青年与媒体部（均位于比利时）的档案文件中获取了这些信息。这些文件包含1965年至2015年间资助委员会会议的正式报告和申请者的资助申请书。这些报告包含委员会在1965年至2015年间对每项资助提案做出的所有决定（是或否，如果是，金额多少）。根据这些报告，我们列出了4526位艺术家完成的全部12254项资助申请书。随后，我们对每份提案的申请人个人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其中包括申请信，我们通过对之前选定的申请书（Peters and Roose，2020 年）和简历进行定性内容分析，得出艺术家的声誉。此外，我们还记录了申请者在入选前从弗拉芒政府获得的资金总额。有16份提案不适合进行分析，实际样本量为494份。

变量

·说明策略

资助申请书中的六种策略中的每一种都由多个编码组成（见表1；有关编码过程的深入解释，请参阅 Peters and Roose, 2020）。虽然一个理由中的代码在主题上是相关联的，但它们各自的含义却不尽相同。

·可能性空间

对于 “可能性空间”，我们使用了两个变量衡量：历史时期和政府支持类型。

·历史时期

我们将所研究的时期（1965-2015年）分为五个部分：1965-1975 年（占21%）；1976-1985 年（占18%）；1986-1995 年（占20%）；1996-2005 年（占20%）和2006-2015 年（占20%）。

·政府支持类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艺术家通常是通过国家购买其作品来获得支持，而不是通过提供一笔资金供艺术家用于创作过程。从20 世纪90年代起，购买作品的做法迅速减少，转而提供项目资金。因此，支持类型为二元变量：“资金”（71%）和 “购买作品”（28%）。

·领域地位

艺术家的领域地位由若干声誉指标组成。申请者的简历提到了四项此类指标：展览声誉、奖项声誉、资助声誉和学术声誉。

控制变量

·性别

我们将性别列为二元变量：男性 = 0 (76%)，女性 = 1 (24%)。

·年龄

我们将申请人的年龄分为四类：34及以下（32%）；35-44（31%）；45-54（20%）；55岁以上（12%）。

·资助金额

分为六类：0 欧元（40%）；2000 欧元以下（11%）；2001-8000 欧元（19%）；8001-15000 欧元（11%）；15001-25000 欧元（8%）和 25000 欧元以上（8%）。

研究方法

多重对应分析法（MCA）

三、研究结果

活跃变量：历史和声誉维度

表3显示了前五个轴的惯性分解。其分解结果表明每个坐标轴可以解释总方差的多少。两个维度是活跃变量分布的核心，轴1占54%，轴2占31%。我们在分析中排除了轴3至轴5，因为它们只占7%或更少。

表4和图1显示了对前两个坐标轴的取向有较大影响的活跃变量的模式。轴 1是最强的维度，代表了艺术家处置资本的数量。因此，这是一个声誉维度。它的左侧代表的是声誉卓著的类别：曾在著名的画廊和艺术博物馆展出，在获得政府资助方面非常成功，获得的资助金额相对较高，以及获得过两个以上的奖项。因此，左侧一极是在资助申请者中声誉最高的知名艺术家，他们的声誉有三种形式：展览声誉、资助声誉（成功与失败的资助申请比例和获得资助的总金额）和奖项声誉。学术声誉（拥有艺术学位）与其他声誉的高低无关。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申请人（82%）拥有艺术学位。

在声誉轴的右侧，是与尚未成功建立机构声誉相关的类别：没有或仅有过无声誉的展览或奖项，之前申请资助失败或首次申请资助失败，以及获得的资助总额为零欧元。我们还在这里看到了最年轻的艺术家（小于34岁），这表明声誉通常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的。因此，轴1的这一极代表了有潜力的艺术家，他们在各种声誉方面的得分都很低。

轴2是一个历史维度：它将最新时期（2006-2015年）置于底部，将最早时期（1965-1975年）置于顶部。在最近几年的底部，女性申请人和以项目资金形式获得补贴的人数较多。在轴2的结构中，出现了两个声誉类别：获得大额资助（总额大于25000欧元）的申请人排在最末，获得小额资助（总额小于2000欧元）的申请人排在最前。这证实了资助金数额作为衡量领域地位和与时间相关的“可能性空间”的标准的地位：文化政策最早几年的特点是以购买的形式向自学者（没有艺术学位）和最年长的资助金申请人提供资助金，金额较小（小于2000欧元）。早期的申请通常都能成功（100%的成功率就反映了这一点）。近期资助金额大、成功率低，而早期资助金额小、成功率高，这反映了两个不同的“可能空间”之间的对立。首先，早期的文化政策（1965-1995年）具有包容性，为声誉卓著的艺术家和奋斗中的艺术家发放小额资助；其次，近期的政策（1996-2015 年）具有专业性，只为“优秀”艺术家发放相对较多的资助。

补充变量：申请策略

表5和图2显示了我们分析的核心内容：它们显示了构成资助申请中使用的六种合理化策略的每个编码在声誉和历史维度（坐标轴1和2）上的位置。这些编码是补充变量，也就是说，它们对空间结构没有任何影响。我们还研究了不同编码之间在轴线上的距离。编码之间沿维度的距离越长，它们之间的差异就越大，与声誉或历史变异的关联也就越大。偏差度量应至少达到0.5，才能被视为“显著或中等偏大”（Le Roux and Rouanet，2010: 59）；度量达到1或超过1即为“偏大”（Robette and Roueff，2019: 119）。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编码在历史维度（轴2）上是一致的。这里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正编码值和负编码值之间的10个距离或偏差测量值都在1左右（从0.90到1.19）。因此，早期和近期申请书中的申请策略差异很大。

其次，在X轴稍偏南的位置，有六种编码在任何时间点都很普遍--它们位于轴的中心附近--但与早期的浪漫编码相比，在较近的历史背景下，它们的代表性有些过高。它们是：炫耀过去的展览和获得的奖项（Rep1+）；提及他人的积极评价（Rep2+）；展示国际抱负（Rep4+）；讨论个人作品的演变（Aes5+）；将艺术描述为一种职业（Rom6+）；以及强调艺术是一个忙碌的职业（Ent5+）。因此，早年盛行的浪漫策略并没有完全消失：表达苦难和牺牲的元素已不复存在，但更多的当代申请者仍在使用其职业成分。

第三，在更靠南的地方，有三个编码与最近的情况有关：指名艺术领域的关键人物（Rep5+）；显示自己在该领域内的网络关系（Rep3+）；讨论艺术作品的形式方面（Aes3+）。最后，最贴合近期的标签是表现出对非艺术学科的兴趣 (Aca3+)、反思参与性价值观 (Soc1+)、使用商业语言 (Ent1+)、可衡量的申请书格式 (Ent2+)、强调作为艺术家的自立 (Ent4+)、反思曝光率 (Ent3+)、讨论艺术作品的内容(Aes2+)、应用研究设计 (Aca1+)、应对社会现状 (Soc2+)、使用学术写作风格 (Aca2+)。这种向更具异质性（企业、学术和社会）策略的合理性转变，与 20 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可能性空间的重大转变不谋而合。弗拉芒文化政策从艺术卓越性和社会福利标准转向越来越重视专业性、企业精神和社会影响驱动型艺术家。大约在那个时候，视觉艺术领域也越来越注重纳入政治和科研等异质性价值。

近期享有盛名和声誉的艺术家更倾向于思考如何让观众了解他们的作品（Ent3+），与强调艺术的参与价值（Soc1+）或用作品批判现状（Soc2+）的艺术家相去甚远。与采用企业策略的艺术家相比，采用学术策略，特别是在作品中融入研究设计（Aca1+）的艺术家更有可能声誉较低。因此，声誉（轴1）与历史背景（轴2）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资助讨论中引入社会战略（Soc1+ 和 Soc2+）和学术战略（Aca1+）的申请者是那些声誉相对较低的申请者。这一发现与布迪厄的观点相吻合，即在争夺资本的过程中，声誉较低的艺术家最有可能采取新的立场来渗透既有秩序（他称之为 “异端”）。有趣的是，企业家策略（Ent3+）在当时也是新颖的，但恰恰是由声誉较高的艺术家引入的。与其说这是一种异常，倒不如说它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文化政策（即 “可能性的空间”）方面不断进步的产物。

考虑到声誉轴是MCA最重要的结构维度，令人吃惊的是，声誉与正当化策略，即位置与位置攫取之间几乎没有关联。事实上，申请者在声誉地位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声誉维度确实与艺术家是否获得资助相关（见表6）。在声誉维度上，被委员会接受与被拒绝之间的距离为0.75。在历史维度上，两者的差距为 0.38。因此，从代表声誉的第一轴—过往获得的政府资金以及展览和奖项的数量和声誉来看--是成功获得政府资助的预测因素（另见 Peters and Roose，2021年）。

四、结论

通过对1965年至2015年间佛兰德斯地区视觉艺术家的 494 份资助提案进行多重分析，我们观察到，资助提案中的说明策略随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且变化尤为剧烈和频繁，而随领域地位的变化则略有不同。

在早些年（1965-1985 年），文化政策包括社会福利目标，视觉艺术领域以 “为艺术而艺术 ”的价值观为主导，提案主要依靠浪漫主义策略--特别是那些强调艺术家个人艰辛和为艺术自我牺牲的策略元素。近年来，尤其是从1996年开始，申请者更倾向于使用异质性（学术、社会参与和创业）策略，放弃了苦难艺术家的叙述。这种转变不仅与当时艺术领域的社会转型（Bishop，2006 年）和科学转向（Peters and Roose，2020 年；Laermans，2018 年；Schinkel，2010 年）等变化相一致。它还与弗拉芒文化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重大变化相吻合，即更加注重企业精神和社会影响等异质性价值观，并摒弃了以往在评估艺术家提案时对社会福利因素的依赖。

在申请资助的艺术家中观察到的向更多的异质性证明策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申请者最近放弃了自主性原则：美学和声誉策略，即参考艺术作品的特点和艺术领域的象征资本，在任何时期都被申请者所使用。即使是浪漫主义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明显变得不那么流行了，但也以职业合法化的形式部分地保留了下来。这凸显了艺术家与生俱来的艺术创作动力的核心地位--即使他们也使用创业策略，而这种策略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浪漫主义价值观相悖。因此，虽然受苦艺术家的特质不再流行，但艺术召唤的浪漫体验却继续受到追捧。

尽管申请资助的弗拉芒艺术家在声誉上有很大差异，但他们的申请策略几乎没有随申请者的领域地位而变化。然而，不同领域地位的申请策略却各不相同，这很能说明问题。布迪厄（Bourdieu）认为，艺术领域的新来者和“被拒者 ”试图通过新型美学和美学合法性来渗透现有秩序，这一点得到了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声誉相对较低的艺术家将一些社会和学术策略引入了资助提案的讨论中。声誉较高的申请者使用了企业话语，这在当时也是新颖的。

总体而言，说明策略随领域地位的变化不大，这表明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申请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即可能性空间--所带来的压力或提供的可能性来调整他们的说明策略的。这表明，当艺术家承担起资助申请者的角色时，他们会根据艺术领域和文化政策所施加的限制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自2015年以来，我们所观察到的资助提案中艺术话语与文化政策之间的同构现象很可能有所加剧，这正是我们本次研究的局限性。艺术家拥有的撰写资助申请书的工具在不断扩展。网上不仅有数不胜数的分步写作指南、申请书格式和成功范例，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人靠为艺术家代写资助申请书谋生，因此他们在撰写时可能会以策略性为主。艺术家不再自己撰写申请，而是将撰写资助申请的工作外包给专业撰稿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很可能关系到艺术家的特质以及艺术领域的整体价值观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受资助艺术话语的一部分。

文献来源丨Peters, J., & Roose, H. (2023). The Grant Proposal as a Genre. A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f Visual Artists and their Legitimations for Government Grants in Flanders, 1965–2015.Cultural Sociology,17(4), 514-537.

https://doi.org/10.1177/19367244241264249

编译丨彭采扬，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责编丨王许萌

主编丨马文

原标题：《论文推介 | 艺术家资助申请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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