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顾铮：上海，是催生摄影发展的大都会

【编者按】

2024年12月24日，展览“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展览由顾铮策划，汇集了35位长期生活于上海的摄影师与艺术家的268件作品以及其它相关80余件/组资料、展品。四大板块“光影前驱”“纪实立场”“多元表现”“特别呈现”中，“江河对视”“繁花时光”“街头剧场”“记忆相册”“都市更兴”“眺望视点”“观看实验”“虚构图景”等八个单元徐徐铺陈，展现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摄影中被观看与呈现的上海。

以“摄影之都”为名与上海这座城市做联结。策展人顾铮谈及了何以将上海称为“摄影之都”，开展前的一个下午，他与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了展览中自己选择摄影师和艺术家的标准：对摄影这个媒介有一种持续的关心、探索和热情。与此同时，对“在历史长河中摄影与上海互相塑造的进程”，以及“在世界维度中上海的独特性”这些问题，顾铮亦一一给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展览现场“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展览，策展人顾铮现场导览。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图

澎湃新闻：这次展览名为《上海：摄影之都》，何以称“之都”呢？

顾铮：“什么什么之都”，首先可以从体量意义上来考察，看这座城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能不能、是不是已经具有足够的方方面面的积累？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摄影扮演了它应有的角色。直到今天，摄影始终在某种意义上保持着跟进和记录城市变迁的角色，当然，城市自身的变化也引发了艺术家和摄影家对摄影这个媒介潜力进一步开发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相比其他城市，在摄影实践方面也许也拥有更充分的积累。理论上，内陆和其他沿海城市也有各种各样的摄影实践，但从历史考察来看，上海还是有着更多重要的摄影刊物、重要的摄影社团，而且又因为它重要的历史地位遭遇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使得更多的上海摄影家有更多的机会用摄影跟进历史。从种种因素来看，可以说上海是一个催生摄影不断发展的现代大都会。

展览现场“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澎湃新闻：您设置的时间段是 1910 ~2020，整个时间段你是怎么选的呢？

顾铮：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希望选取的摄影家，他的工作需要有一定的体量保证。我们看摄影史，看以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摄影刊物以及报刊杂志，里边有一些人的照片拍得不错，但是我们只发现了几张，没有足够的体量让我们进一步去判断这个人的摄影观念，去认识这个人他是不是对摄影这个媒介有一种持续的关心和探索，包括热情，这样就可能难以判断其成就。基于我自己有限的了解，我选择丁悚作为这个展览的第一位摄影家，是因为去年我在刘海粟美术馆做了丁悚的研究展，他从1910年代开始摄影，留下了 900 多张照片。那我就有信心以他的摄影实践作为展览的起点。在这次展览中，我以他1918年发表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的《美术》里的上海美专学生在龙华写生的照片作为开始。尽管他没有把自己定位成摄影家,但现存900多张照片足以证明他对摄影这个媒介持续的热情。再后来，比如说郎静山、陶冷月、庄学本等人，他们的摄影生涯都是长期持续，留存后世的作品保有足够的体量。这应该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标准。展览里活跃于民国时期的摄影家有7位，其中，金石声的作品我们分了三个时段。上世纪30年代的第一阶段，他是一个年轻的摄影家和《飞鹰》杂志的创办人。十多年前，我给东京大学博物馆馆长西野嘉章先生看《飞鹰》杂志，他说，在当时的亚洲，这本杂志的质量是一流的。第二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然后是他80年代的作品，其中有他拍下了上海天际线的变化的照片，上海电视塔探出头来了，说明城市在变化发展。这个展览中有个摄影家我想着重提一下。他叫但杜宇，在我们中国现代摄影史上几乎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他生涯早期是月份牌画家，画过“百美图”，但杜宇后来成了电影导演，但他同时又是摄影家，出了一本画册叫《美的结晶》。因为有其个人摄影集作为保证，我就希望给摄影的“上海性”以新的内容，同时也与我的选择标准相符。

丁悚《 上海美专学生龙华户外写生》1918年

陶冷月《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1920s

庄学本《什谷屯的责族少女-四川理县》1934年

沙飞《鲁迅与青年木刻家》1936年

郎静山《临流独坐》1933年

但杜宇《玉人来去影珊珊》1920-1930年代

金石声，同济大学学生跳水，1933年

金石声，人民公园建成，1952年

金石声，北京西路福田村，1980年代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展览分了几个板块，除了传统展览里的摄影作品，还包括许多实物的展示，如老相机、杂志等。

顾铮：展览中有展出一些实物，比如一些重要的和参展人物相关的画册、杂志等文献。在“特别呈现”板块中则有照相机展出。之所以称上海为“摄影之都”，不仅仅是由这些摄影家艺术家的创作来确保，更有意思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是国产照相机重镇。这次展览请到了上海老相机博物馆协助，展出了涵盖了1958年开始上海生产的各种型号的“海鸥牌”照相机。我们想说，“摄影之都”不仅是创作意义上，也有物质基础方面的保证。根据《上海轻工业志》，1985年，上海产海鸥照相机年产量达到了50万台的规模，这也在物质条件上促进了中国摄影的发展。

在“特别呈现”里还有个板块，是我们展出了一本相册，内容是记录1956年“上海出口商品暨国外商品展览会”的相册。我们展出了其中的一些照片。这部分照片和相机的陈列形成一个对话，让人们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时期，上海还保持着对外开放与交流。这样的上海形象，被摄影细致地记录了下来。所以，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角度、复调的叙述来理解上海之所以成为一个摄影之都的原因。

展览现场“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展出的老相机。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展览现场“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中《上海出口商品暨国外商品展览会》相册的放大照片。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澎湃新闻：之后就进入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的上海，特别是影像中的上海已经被很多人所熟悉了。

顾铮：上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重新激活了从个体立场看社会变迁的可能性的时代。像雍和老师、许海峰老师，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摄影，都努力从个体立场出发记录眼前事物。我的部分主要是从 86 年到 90 年左右的街头摄影，还有1990 年拍的上海女子摇滚乐队。那个时候我还是年轻人，拍了她们的排练，拍摄中有共鸣，这些照片现在就成为了一种记忆。展览有个单元叫“记忆相册”，本来我并不太想要放我的照片，但因为我觉得这个单元需要有记录当时精神文化层面的图像记忆材料，而这些图像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从80年代开始的活跃和开放，从她们的面孔和身姿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朝气和活力。我们都知道，一旦给上海以可能性，它可以激活很多东西。“记忆相册”里还有侯剑华的《地铁》，周明的《蜗居》等等，这些照片属于那个时代上海物质生活方面发生变化的视觉记忆。还有些单元也值得关注。哺育滋养上海的两条河流，摄影家一直有关注。陆元敏的《苏州河》闻名遐迩，若干年后，突然出现张春海这个相对年轻的摄影家拍的黄浦江系列，于是就有了“江河对视”单元。在“繁花时光”单元里，有雍和老师和许海峰老师拍摄于90年代到新千年之交的照片，两人从不同角度记录上海的种种发展。雍和老师的展览作品聚焦在活跃的经济活动。这样的安排里边不免有一种用照片在为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变化和发展做图注的感觉，但也确实希望通过照片看到摄影家本人自己的独立意识和独特的视点。雍和老师的照片没有停留在记录的层面，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甚至把上海人的性格特点都展现出来了。而许海峰老师的新千年图像，无论是时间意义上的转变，还是说延续了雍和老师这里下来的上海的变化，都展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雍和《上海申银万国证券营业部，B股市场对国内投资者开放第一天，股民抢购；之前 B 股仅限外国人买卖》2001年

许海峰《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陆元敏《苏州河》1990年代

张春海《黄浦江》2010年代

顾铮《上海女子摇滚乐队》1990年

侯剑华《地铁》2005年

周明《上海蜗居》系列1992-1996年

朱浩《天堂后巷》(长白电影院出口）2012-2013年

“街头剧场”单元，包括了郭博、沈浩鹏、严怿波和我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街头摄影这个摄影独有的视觉样式如何被城市催生，在城市里成长的上海版本。这些画面同样也显示了城市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再比如，在“眺望视点”单元里有胡介鸣、朱浩、郑知渊、徐昕、陈荣辉等人的作品。徐昕那张上海报的作品十分压得住。陈荣辉有个《上海摩登》系列，也非常个人化地重新定义上海的“摩登”为何。朱浩的作品也跨越了两个单元，在“记忆相册”里还有他的《天堂后巷》系列。还有“都市更兴”单元，将金江波、马良、鸟头和徐昕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展现上海城市因为历史性机遇而发生变化时给摄影家的观看带来的震撼和影响。要注意不是“更新”，是“更兴”。这里展示了金江波拍世博会时期上海的建设，也有作为新村长大的孩子的鸟头，因为世博会动迁而引起的感情波动，拍摄了名为《新村》的纪实作品。这些单元属于“纪实立场”板块，意在多角度展示上海的迅猛变化。再后来进入到“多元表现”板块，希望展示一些当代艺术家如何以摄影作为一种观看实验的探索。

郭博《俯瞰江西中路与九江路》1989年

沈浩鹏《上海_ 巴塞别墅》2021年

严怿波《上海庄园》2021-2023

胡介鸣《儿子》2008年

郑知渊《沪闵路，上海》2015年

陈荣辉《摩登上海》，2015-2024年

徐昕《大都会》2020年代

朱浩《上海默片》2004年

金江波《上海呀！上海：引擎计划》 2009年

鸟头《新村》2006年

澎湃新闻：展览里并不只有拍上海变化的摄影家，还包括许多以摄影创作的艺术家。比如廖逸君、秦一峰，他们作品里并没有关于城市直接的痕迹，看参展名单的时候我在想，这部分选人是怎么考虑的？

顾铮：廖逸君上海出生的，现在活跃于国际舞台，我觉得展览里能够有她的作品也是顺理成章的。她作品里体现的女性主体性很有意思，某种程度或许可以联想到上海女性的一些特点。秦一峰的作品质问了摄影边界和本质，极具实验性。

在“多元表现”板块的“观看实验”单元里，展示了秦一峰、张恩利、胡介鸣、鸟头、倪有鱼，廖逸君、罗永进、胡为一等人的作品。这当中，张恩利、罗永进、倪有鱼和鸟头等四人的作品则是将摄影拼贴的潜能做了各自不同的发掘。胡为一的作品对摄影的古典技法做了新的开拓。

廖逸君《摄影师和她的缪斯一》2014年

秦一峰［2021 09 20 11：38＋21 11：26 消失］2021年

张恩利《头发》2014年

胡介鸣《格物系列-红色21》2020年

鸟头《混动 Yarnam》2024年

倪有鱼，平行宇宙（轨迹）2，2024年

罗永进《金茂大厦》2005年

胡为一《侵蚀》2021年

“虚构图景”单元包括施勇、杨福东、马良、杨泳梁、周裕隆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挑战了人们对摄影的“写真”的固定观念。在他们手里，虚构并不妨碍他们想要深入探讨摄影真实的目的。

施勇《憧憬》2000年

杨福东《国际饭店No.9》2010年

马良《上海最后一位骑士二号》2020年

杨泳梁《早春图》2019年

周裕隆《爱多亚路的天空》2021年

澎湃新闻：两年多前我们有一次采访，您说上海到现在还没有摄影博物馆，您觉得有点遗憾，这两年，“之都”有没有什么进步？它离您理想化的“之都”是不是还有距离？

顾铮：我觉得这两年来，在上海摄影的活跃程度有了大大提升。包括一些外来的摄影机构，以及一些摄影品牌的新展示空间等的出现，使得上海的摄影生态更加丰富多元、形态多样。作为城市的一个记忆保存装置，我觉得摄影博物馆是有它存在的必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制度性的空间来保证收纳、储存、传播、教育这样一整套功能来促进摄影的发展的话，那这个城市的文化功能是不齐全的。我认为我们还是有许多需要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上海离理想的“摄影之都”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上海仍有一个“好”，它十分多元，有些组织机构有一套主张，另一些机构有在另外一些方向上的努力。这次在民生现代美术馆做的展览是一种形态的对上海摄影的诠释，而一些其他的机构也有他们的举措。比如Fotografiska、正在何东旧居举办的“上海国际影像计划”等。一个“都会”因为足够大，所以有很多缝隙和空间。各种功能的空间各显神通，各自有自己的定位，百花齐放，这样步步推动摄影的发展。但我也仍然希望同时有一个有制度性的空间，如摄影博物馆这样的，因为有些空间不承担梳理、收藏、储存、传播和教育这些功能，只提供展示。因此希望有一处甚至多处机构，就像给我们的城市记忆提供一颗定心丸一样的可以保存城市记忆的机构。

展览现场“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展览现场“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展览现场“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澎湃新闻：世界上有很多可以称得上“摄影之都”的城市，如巴黎、纽约、东京，我的第一印象里，巴黎作为“摄影之都”所呈现的面貌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中期的模样，纽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那上海呈现出来的面貌您认为是怎样的？

顾铮：有本画册叫《纽约摄影之都》（New York: Capital of Photography），作者叫 Max Kozloff ，他曾经整理过大概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纽约的街头摄影和纪实摄影实践。我们这个展览的创作形态，已经丰富了许多，无论是摄影语言的多元，还是摄影观念上的开放，摄影的形态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理论上，从摄影术发明后，巴黎就可以称得上“摄影之都”，从法国政府向摄影家下订单去拍摄巴黎的变化，到尤金·阿杰自主地去拍摄巴黎，然后巴黎又迎来了现代主义摄影思潮。上世纪20-30年代，还出现了前卫摄影、超现实主义摄影等等，这是巴黎摄影的黄金时代。现代艺术史的一个普遍说法是，二战后，巴黎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位置让给了纽约，但这并不妨碍巴黎始终在被记录，而且巴黎这座城市本身还有着激活摄影家开发摄影语言的能力。纽约的能量始终在积聚，一直在爆发，纽约也许是摄影最可发挥的地方。东京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的大爆发，其影响至今尚存，尽管相比当时，现在似乎没有后起的耀眼巨星，但城市体量在，摄影的机构多元，活力始终充沛，你仍可以对它抱有期待。

展览现场“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

展览现场“上海：摄影之都 1910年代—2020年代”。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澎湃新闻：从历史来看，摄影的兴旺也伴随着城市的变革。但相比上世纪90年代那样的大变动，如今的上海，如今的城市发展已经趋于平缓，在这样的状态下，摄影如何面对当下的现实？

顾铮：每个城市或许因为某种历史机遇迎来集中爆发能量的时期，这个集中爆发的能量一定会给这个城市带来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展览里，可以看到比如说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新千年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发力的时期，这同时也刺激摄影爆发出它的能量。总的来看，在外部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我们会面临的，也是更有挑战性的是向内的问题，开掘都市人的心性的问题。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摄影家北井一夫带了 NHK 的团队来拍摄中国当代摄影。当时拍了包括北京的徐勇、上海的陆元敏等人，做介绍采访。NHK的记者后来说，当时的日本摄影家看到他们介绍的中国摄影家蛮羡慕的，他们说中国现在（上世纪90年代）正处在一个纪实摄影大有可为的阶段，而像日本，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泡沫破裂，这段时间是日本摄影家大有可为的时候，然后就进入到一个社会相对平稳和沉寂的阶段。那日本摄影家就说，我们怎么办？题材上已经没那么多可以跟进奔赴的。他们很羡慕当时的中国摄影家。那当中国整体来说变化不是那么显著的时候，更深入发掘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人的生存状态和心性是一种新挑战。比如陈荣辉的《上海摩登》，就尝试在城市从一个急剧发展到一个有序发展的状态时，展现城市里人的生存状态和心态的变化，这蛮具挑战性的。在摄影语言上，可能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和创新。同时，平稳也并不意味着只是平稳，平稳下面更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更值得摄影家去发掘，就看你怎么理解处理这种“平稳”。而且，据我观察，现在的摄影家对这种平稳下的深层的认识越来越敏锐了。

策展人简介

顾铮，策展人，摄影师，评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曾任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World Press Photo）比赛终评评委。2017-18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2019年德国海德堡大学第九届中国艺术史海因茨·葛策杰出客座教授（9th Heinz Götze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2020、2021、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Jimei x Arles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艺术总监。著有多部专著，并在国内外策划多个当代摄影及艺术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