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罗·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构想与实践

今年是国际联盟的发起人伍德罗·威尔逊（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逝世一百周年。他创造了美国总统史上的诸多纪录：唯一具有博士学位并担任过大学校长的总统；第一个试图在拉丁美洲建立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泛美联盟）的总统；第一个向国会发表战争咨文并派遣军队到欧洲参战的总统；第一个亲赴欧洲参加战后和平峰会的总统；第一个倡建囊括各大洲的国际组织的总统。

巴黎和会，正是威尔逊追逐其终极理想——建立国际联盟以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历史性时刻。位列《凡尔赛和约》的全权代表名单中的第一位便是威尔逊总统，与协约国全权代表的称谓不同，除了姓名和头衔以外，威尔逊还特别添加了“以他个人的名义及其授权”。

有类似职权描述的只有战败方的两位德国代表，但他们是以国家的名义而非个人的名义。那么，威尔逊为何如此自信？除了美国当时的超强国力，这种舍我其谁的气势是他过去三十多年不断积蓄起来的——从学术上的翘楚到执政者的巅峰；从把门罗主义推广至拉丁美洲到提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十四点计划”。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范，威尔逊一生的学术成就与从政业绩与他所处的美国历史发展阶段密不可分。1890年，三十四岁的威尔逊被母校普林斯顿大学聘为教授的那一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首次攀升至世界第一。随着西进运动渐入尾声，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说应运而生，特纳与威尔逊一样，也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893年7月，特纳与威尔逊当面交流了他刚刚向美国历史学会提交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边疆学说深刻地影响了威尔逊的历史观，他开始构想将西进运动形成的极具特色的政治秩序推广于美国疆域之外。

1902年威尔逊荣升校长之后，为了践行自己提出的“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所有的国家服务”的治学理念，在加强学科建设、扩充优秀教师队伍、纠偏并重组学生课余生活等诸多方面，威尔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进步教育家”的声誉，继而被推举竞选州长，当1910年威尔逊正式履职新泽西州州长时，进步主义在美国方兴未艾，有利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威尔逊顶住压力，改革了州选举机制，制定了防止选举舞弊的法案。另外，为职工工伤补偿立法、建立不被大公司掌控的公用事业委员会，这些举措都彰显了进步主义精神并为全国所瞩目。1912年威尔逊参加总统竞选时发表了“新自由”宣言，旨在通过反垄断来释放国家与个人的经济潜力，包括建立美联储、减免关税、反托拉斯法和进步的劳工政策。从“新自由”演化的“新外交”活动也开始在美洲和欧洲展开，在拉美方面，积极争取与ABC三国（阿根廷、巴西、智利）签订以集体安全为核心的泛美公约。威尔逊希望这个集体安全条款能为旧大陆的和平提供一个范本。（《新外交旧世界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韩莉著，同心出版社，p71）在欧洲方面，派出密友豪斯上校去调停一战中的交战双方，首次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构想。

1916年威尔逊成功连任总统后，加大了对一战的调停力度，提出了只有“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才能保证持久稳定的和平，而非旧外交固守的“力量平衡”。至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时，反对强权政治的旗号更加鲜明，威尔逊宣称美国参加的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目标是“捍卫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公正原则，对抗自私和独裁的强权”，不为瓜分领土和战争赔偿。随着美国加入一战，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三管齐下，累计派遣了超过两百万名士兵到欧洲参战，给协约国提供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威尔逊总统在战争结束前提出了其个人主导的和平方案“十四点计划”，包括反对秘密外交，建立国际联盟等诉求。正是因为有了这十四点作为基础，德国最终同意签订停战协议。

巴黎和会举行在即，威尔逊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后的高光时刻。大战后的西欧大地满目疮痍，饱受战火涂炭的民众们渴盼着和平与重生。威尔逊总统的背后有胜利之师，手中有亲拟的和平大纲，如救世主般降临欧洲，所到之国，万众欢迎。曾参与报道巴黎和会的爱尔兰历史学家、记者埃米尔·狄龙写道：“我从未看到过任何一个凡人，受到世界上的苦难百姓如此热情的、自发的欢迎。渴望跟随他到那应许之地——那里没有战争，没有羁绊。威尔逊正面临前所未有、近在咫尺的机会。”1919年2月10日的《费加罗报》如此评论：“民心给予了他神权不能给予世袭君主的东西。同样地，由于民心信任，他的责任比专制君主的责任还大。如果他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梦想组织了世界，他将取得至高无上的成就。如果他失败，他将使世界陷入混乱。”

他把建立世界长久和平秩序的理想，归结于十四点原则的最后一条：“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正如负责英美政府间联络的英国外交官威斯曼在报告中所述：“在威尔逊总统的思想中，未来世界和平的全部就只有一个概念——基于国际联盟的概念。假如这一点失败了，其他都一无用处。所有的其他十三点都是出自这一点，如果他（国联）不能付诸实施，其他部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并随之消失。”（《新外交旧世界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韩莉著，同心出版社，p150）

如威尔逊所愿，国际联盟盟约被列为《对德和约》的首要部分。威尔逊早在1918年9月就草拟盟约的初稿，经过巴黎和会预备会议的充分酝酿，正式会议开幕后不到一个月，威尔逊就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盟约草案。国际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共有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的共三十二个国家，将使其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联盟。此时此刻，威尔逊总统见证着自己创造的历史，永久和平的大门正在打开，“天定命运”所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似乎即将达成。

在递交盟约草案的当晚，他满怀自信地踏上了临时回国的旅程，准备报请国会审核该草案。殊不知，此行归来锋芒顿失。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草案中可能威胁到门罗主义的条款提出了严重质疑。导致威尔逊重返巴黎和会后，为避免国联盟约被国会否决，不得不通过艰难的协商，增加了第21条：盟约中的任何条款不得与门罗主义相抵触。那么，既然美国可以例外，其他大国的切身利益也不能不有所照顾。由此，威尔逊头顶上的理想主义光环很快褪去，在战争赔偿、领土划分、战前密约等问题上，他无法超然世外，陷入到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纠葛和纷争之中，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十四点原则的初心，优先满足英、法的利益诉求，允以英国海军独大的海军协定，以换取英国同意美国将维护门罗主义写入盟约；对法国单独提供安全保障承诺，放弃了集体安全原则。因执念于建立国际联盟的终极目标，所以无法承受日本威胁要退出和会的风险，不惜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为代价。虽然威尔逊因创建国际联盟而荣获191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但却因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国联盟约而抱憾终生。

伍德罗·威尔逊

从踌躇满志地为世界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秩序，到通过各种妥协建立起一个既没有美国参加、又没有强制仲裁机制的国际组织，威尔逊曾经有过哪些误判？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协约国方面：未能足够重视大战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如秘密条约）、战争中的巨大伤亡和经济损失、战后的经济问题、安全关切。

2、德国和美国：罔顾敌国希望被拯救的诉求和美国国会的政策底线。

3、自身方面：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外交经验以及美国的国力优势。

在协约国方面，法国在战争中的损失最为惨重，死亡约160万人，伤残近300万人，大量的城镇和农田被毁，高达二百多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使得法国从战前的债权国沦落成战后的债务国。巴黎和会之前，威尔逊总统断然拒绝了法国政府为其安排的战地巡视，以免看到惨烈的景象后产生同情心，从而影响谈判时的倾向性。

然而，选择无视并不能消解法国现实存在的安全关切，大战结束时，德国的人口接近法国的两倍，大量有指挥和战斗经验的官兵被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随着美、英两国军队的撤离，法国亟需得到确实的安全保障，除了在军事和经济上极大地削弱德国以外，还要求英美两国签订专属于法国的安全承诺。威尔逊为了换取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对国际联盟的支持，不得不放弃集体安全原则，退化为维持均势一方的盟友。意大利的情况有所不同，放弃中立而参战的是为了获取战时密约《伦敦条约》所承诺增加的大片领土。当意大利为此付出了50万士兵阵亡的巨大代价后却被要求废止《伦敦条约》时，外交大臣桑尼诺不再隐藏自己对威尔逊的厌恶。他告诉劳合·乔治与克里孟梭：“在忽略并违背了自己的‘十四点计划’之后，现在的威尔逊总统又拼命想把里面涉及意大利的地方落实下来，好维护这些原则的纯洁性。”（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邓峰译，中信出版集团，p409）

同样是战时密约，中国受到的待遇正好相反。为收回青岛主权，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废止1915年签署的有关山东问题的《民四条约》，美国起初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是，当意大利宣布退出和会和日本威胁不加入国际联盟之后，威尔逊的态度随之发生转变。在中方代表与英、美、法三国领袖的激烈辩论中，顾维钧认为战时密约是导致未来世界不安定的种子，为防范未来，也为了永久和平，最好能废止这些条约的有效性。英、美、法三国表示反对，指出欧战的发生，就是为了维持条约的神圣，如果将条约视为废纸，世界秩序将会崩溃。其中的关键在于，威尔逊原来主张理想主义新外交，经过和会的不断消磨，此时已经回归现实主义旧外交，只求能够建立国际联盟，再逐步推动公理正义原则。（唐启华著《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科文献出版社，p197）

对待协约国的利益诉求尚且厚此薄彼，矛盾激化到了不止一国要退出和会、拒签和约的地步，战败方德国的境遇就更可想而知了。1918年8月8日，协约国发动了飞机与坦克协同的史无前例的大反攻，德军惨败并被迫战略性撤退。经此一役，德国已无力再战。将近两个月后，新上任的德国总理通过中立国瑞士向威尔逊总统表示愿意接受其十四点原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和谈。尽管在11月11日签订的《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实际上是毫无协商余地的最后通牒，其中并没有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内容，但直至巴黎和会开幕后，很多德国人依然幻想着威尔逊总统能够缔造有利于德国未来发展的和平。本着“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理念，威尔逊确曾计划在国际联盟正式成立时将德国纳入集体安全体系。无奈英、法两国不仅无法接受德国加入国联，还坚决反对德国参加巴黎和会。没有德国加入的国际联盟在对待战败国的方式上与1815年成立的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类似，只不过，防止再度崛起的敌国由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调换成了一战后的德意志。这不仅说明了威尔逊在创建国联之初就没有坚持集体安全原则，也反映出英、法两国对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并不完全认同，仍秉持着实力均衡的旧外交传统。

形成于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新均势体系，与美国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奉行的门罗主义，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都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对于威尔逊总统而言，他在巴黎和会上施展的任何外交手段，不管其愿景有多么美好，如果会导致欧洲势力介入美洲事务或者美国因介入欧、亚事务反累及自身，都是美国保守势力所警惕和排斥的，比如，在和会上他最终同意日本攫取中国在山东的权利，这个决策之所以在美国国会饱受诟病，就是因为它给美国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遭到受害国的敌视。

威尔逊的新外交理念与门罗主义的外交传统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争议焦点就是国联盟约的第十条，在界定美国对他国可能要承担的义务方面，宽泛而不明确，威尔逊总统将其定义为道德义务，但道德义务难以定性，可能会使美国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从而遭到多数参议员的反对。威尔逊总统显然低估了来自参议院的反对力量，在屡次受挫之后，他依然不肯做出丝毫妥协用以争取温和派参议员的支持，反而试图诉诸全民公投来解决问题。最终，不仅德国未被国联接纳，连美国也与国联失之交臂。虽然盟约在美国国会本可以有保留地通过，但威尔逊坚持认为，一旦在国联盟约的第十条中加入保留意见，即美国不承担维护别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义务，那么，集体安全原则就会失去锚定基础，国联盟约将名存实亡。他之前在巴黎和会上对协约国做出的很多妥协，就是为了换取他们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在会议进行期间，威尔逊迫于国会的压力，将门罗主义塞入国联盟约（第21条），已经是他对国会做出的最大让步。

国际联盟盟约最终未被参议院无保留地通过，一方面说明了威尔逊的新外交理念尚无法从根本上转变美国的外交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他高估了自己作为总统的政治影响力。事实上，他以总统的身份去巴黎参会不仅有违美国的外交传统，而且会使其丧失超然的领袖地位，难以避免陷入欧洲国家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实际上，正因为美国的参战对协约国的军事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美国当时的工业实力已超过了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总和；正因为美国已由战前的资本输入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正因为在一战后，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纷纷解体，欧洲大陆的均势已无法延续，这为构建新型的外交关系带来了历史机遇。所以，基于以上种种优势，威尔逊作为美国总统，应从更高的层面总揽全局而非躬身入局。

然而，以国际联盟为基石建立世界新秩序对于威尔逊来说是一种神圣的使命，义不容辞。但仅凭理想和原则来重塑大战后的势力范围是不够的，还需要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对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的深入理解。威尔逊的外交经验主要来自其总统第一任期内调解一战的双方和与南美ABC三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建立泛美联盟，但二者均未实现实质性突破。特别是包含有集体安全条款的泛美公约，最终胎死腹中，主要缘于阿根廷和智利对美国主导西半球秩序的担忧。以阿根廷为例，一战期间，与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国以及德国和法国的海上运输受到战争的阻断，转而寻求与美国的合作，有效地填补了这个贸易真空区。但即便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美国也未能促使阿根廷像巴西一样对德宣战，作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支柱的阿根廷，绝不可能仅仅依赖于一家独大的美国。与之相似，在和会期间，威尔逊试图以经济胁迫手段（押后数千万美元的贷款）迫使意大利放弃对伦敦密约承诺的领土要求，但由于双方相持不下，且意大利国内民怨沸腾，总理奥兰多最终以退出和会的决绝方式表示抗议。说明一个政府的信用是不能用金援来交易的。

纵观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前后的得势与失势，都围绕着新与旧、理想与现实的交锋。他的新外交所依托的“十四点计划”，给那些命运受大国摆布的国家带来了希望，但建立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又触及了很多大国包括美国的切身利益，导致英、法等大国，借支持国联之名，行惠己之实。不能如愿者如美国，则干脆放弃加入国联。

伍德罗·威尔逊是理想主义者，也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先凭借“新自由”理念改造美国，再计划通过泛美公约统摄美洲，最终希望依靠国际联盟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这种线性发展的道路虽然不断遇到挫折，但由此形成的威尔逊主义持久影响着美国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外交政策。其中，国联的集体安全原则被联合国宪章所吸收并进行了扩充和发展，以“预防性外交”来遏制战争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