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对话｜张子康：美术馆得有长效思维与长远价值观

上海“美术季”文化品牌“馆长午后谈”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了三届。2024年“馆长午后谈”活动由上海市美术馆协会、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共同主办，探讨美术馆如何持续介入城市文化发展，思考美术馆如何更多与公众连结。

澎湃艺术在此期间专访了参会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子康。他先后履职今日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美术馆。2024年，伴随新绎国际艺术双年展的启幕，他再度涉足民营美术馆领域。对于各种业态的美术馆的运营，他在接受对话时始终强调美术馆的长效思维——美术馆要明确自身的认同体系，思考效应的持续力与学术影响力。

张子康在“馆长午后谈”上分享《面对当下美术馆展览策划的思考》

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举行的“馆长午后谈”中，张子康带来主题为《面对当下美术馆展览策划的思考》的分享，与公众探讨美术馆在数字化时代的应对策略。他从机构策略、学术主张、在地链接等角度，用多个案例总结了自己对当下美术馆展览策划的思考和经验。

他尤其提到，美术馆要长远规划展览体系、要建立自己的学术品牌，并认为通过多元化的策展与运营、跨界合作和资源整合，或能实现美术馆的长期价值。对于未来，他提出美术馆需要更加关注文化创新与传承的平衡，数字化与艺术的融合，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在地性探索。

在他看来，美术馆的作用不仅在于延续历史，更在于通过创新和活跃度推动地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并直接与当下社会发生关联。如今人们对美术馆的认可度逐渐增强，但因为全球经济退化，很多民营美术馆资金短缺，这需要我们在规划长远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关注短期的生存问题。

河北廊坊新绎美术馆，首届新绎国际艺术双年展上池田亮司的作品《测试图案[nº15]》

美术馆如何推动地方文化发展

澎湃新闻：您此次“馆长午后谈”的分享主题关于展览策划，在您看来当下美术馆各类展览层出不穷，“展览策划”与“策展人”是否属于一个概念？怎样的“展览策划”您觉得值得推荐？

张子康：早期的美术馆展览是从馆藏出发的，当时多数由馆内研究人员、工作团队担当如今的“策展人”；随着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展览策划者的身份背景逐渐多元，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都加入了策展的行列，而艺术学者更是数不胜数。但在当时，体制内的策展人常身兼数职，有时候美术馆馆长也会兼任策展人的职务，后来逐渐发展出了策展人制度，博物馆、美术馆中的策展人职务日渐清晰；而我们所熟知的哈罗德·史泽曼(Harald Szeemann，1933-2005)展现了“独立策展人”的形象，之后逐渐出现更多的独立于博物馆与美术馆的策展人，他们与不同机构合作，为我们带来了从体制之外观看艺术史发展的视角，推动了艺术家的创作，并通过展览策划加强了观众对艺术的感知。

史泽曼1980年代建成的摆放“项目档案”的工作室，他自己将之命名为“工厂”

如今，艺术创作媒介无限扩展，原先只涉及架上绘画的展览现在需要涉及到多媒体艺术、装置艺术等多种门类，这些展览聚集着多种材料和多学科知识，而艺术边界的扩展也促使从业者展开跨界思考。由此，策展制度变得多元，策展人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思考新的连接点，并给予公众对艺术不同的理解。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普利兹克大师展过往展览现场

我个人认为，做美术馆应该跳脱程式化的策展模式，虽然策展需要通过独特的思想形成学术体系，但是如果永远只是几个人持续策展，便会淡化平台概念，社会效益也会降低，这是美术馆人应该权衡的矛盾点。因此应跳脱固化的策展模式，用开拓的视野与不同的策展人针对不同话题展开讨论，扩大美术馆的社会影响力。

单就展览的学术性来说，当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做得不错的美术馆展览，但观众量没有保证。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大众认知、美术馆宣传或地理位置等，这个问题说明策展人在策划展览的同时也需要在多方面因素中找到平衡点，考虑清该展览的影响力、学术深度何为最关键的因素。实际上影响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展览缺乏影响力，它很难有讨论的话题。

2015年，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项目“15个房间”之罗曼·欧达科 《交换》

澎湃新闻：您曾在民营、国家和大学的美术馆担任馆长（今日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美术馆），不同类型的美术馆在运营上的异同，您如何看待美术馆在承担社会责任与保持学术前沿之间的角色转换？如何通过展览和馆藏强化美术馆的学术地位，同时满足公众的艺术需求？

张子康：国家体系美术馆通常更重视主流价值观的构建，与国家整体的发展目标和价值体系紧密相连。这一属性决定了美术馆的工作主要是以“国家馆”的属性为核心来运作，其中的展览也以构建主流价值观为目标。在中国美术馆工作时，我更多地考虑了这一特性，国家馆需要构建一个具有长远驱动力的主流价值体系，这是评估一个国家美术馆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驱动力”涉及美术馆的持久性和未来性，即：艺术能否超越当下，被传承至未来，并持续产生影响。如果缺乏这样的长远考量，国家馆可能仅仅沦为一个宣传平台，而非一个深远的价值传播平台。

今日美术馆

民营美术馆与其他类型美术馆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今日美术馆2002年创办的时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非企业公益性美术馆，非营利性是它区别于画廊的重要特点，这种民营美术馆的学术纯真性与灵活性是其最大的优势之一，它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学术定位来策划展览，将展览、学术研究和馆藏聚焦于具体的范畴，由此服务于更确切的观众群体。

相比20年前，如今人们对美术馆的认可度逐渐增强，但是民营美术馆又面临着全球经济退化的问题，很多民营美术馆资金短缺，这需要我们在规划长远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关注短期的生存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而学术机构的美术馆与上述两种类型也有所区别。比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其作为一个学术平台，肩负着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双重使命，它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学院的学术资源，深度挖掘和呈现学术性强的专题展览，同时也应通过这些学术性内容来推动学院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连接，通过展览、学术对话等方式搭建起公众与艺术家、艺术机构的良性互动，通过学术前沿性与审美教育引导公众认识世界，进而推动科技创新和城市发展。

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特展“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

无论何种美术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认同至关重要。如果这种价值认同被削弱，美术馆在全球文化中的位置和影响力也会随之下降。只有明确自身的认同体系，并在世界文化中建立有效的连接，美术馆才能实现其长远的价值传播。比如美术馆可以通过“视觉史”构建与世界文化的连接点，但如果只是关注中国书写，那么其连接方式将更多依赖于本土文化的解释，可能缺乏广泛的“视觉概念”上的国际认同。因此，在建设美术馆时，必须深入考量这些连接点与因素。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安尼施·卡普尔个展现场图，这是艺术家在中国的首次个展。

从美术馆自身来说，其学术定位和社会功能至关重要。无论何种类型的美术馆都需要根据它的学术定位选择艺术家和作品，美术馆发挥平台功能，放大艺术家的价值，这种关系是很紧密的，如果展览不贴合美术馆的学术定位，那么它的长期效应是无法达到的。而美术馆需要借助社会资源实现发展，因此美术馆的工作也应该回馈社会，而不仅仅是观点的直接输出。比如我们今年做的“多元未来——人类新愿景”首届新绎国际艺术双年展，邀请了91位来自24个国家的知名艺术家参展，展出作品近百件，空间超两万平，这样的展览规模和国际参与度在强化美术馆学术地位的同时也满足了观众对高质量艺术展览的需求。艺术家们将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当代艺术创作过程中，也为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角与艺术体验，展览期间的论坛、讲座、工作坊等系列活动也加强了与公众的联系，实现了社会责任与学术性的双重强化。

河北廊坊新绎美术馆，首届新绎国际艺术双年展上雷安德罗·埃利希的作品《热气球》

澎湃新闻：您前担任民营的新绎美术馆馆长，过去曾在新疆推动双年展，如何看待美术馆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如何更好地激活这些区域性美术馆的潜力？

张子康：一个城市要实现文化建设，既需要博物馆，也需要美术馆。博物馆与美术馆在文化整体提升和推动方面存在差异。博物馆更侧重于与传统文化的结合，通过展示传统文化来增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这一过程中，国家层面的博物馆（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形成了强大的权威性，其展览和藏品往往被认为极具价值，吸引大量观众。然而，地方博物馆由于文物和资源不足，很难形成同样的吸引力。这种不足导致地方博物馆难以吸引观众专程前往。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美术馆的作用不仅在于延续历史，更在于通过创新和活跃度推动地方文化的未来发展。与传统博物馆强调对历史的关联不同，当代美术馆需要以创新的方式直指未来，探索新路径和新表达。传统上，我们常通过历史来框定当下的文化价值，但这种方式未必总是能推动真正具有创造力和延续性的文化发展。历史元素若要被有效地运用到今天，须与当代环境相结合，优秀的博物馆会形成全新的放大点，美术馆则是直接与当下社会发生关联。

从世界范围看，拥有一流现代美术馆的城市，地方的活跃度和创新力不一样，比如说纽约、伦敦。但一些只有博物馆没有美术馆的地方，能感受到文化底蕴很强，但当下的活跃度不够。在城市发展中，美术馆的意义在于其对未来的指向性，因为美术馆展示的是当下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进入经典的范畴。通过不断积累当代的文化创新，一个城市才能真正形成有价值的文化沉淀和历史积累。如果城市过于依赖过去的传统，而没有创造新的文化内容，那么历史的延续性将会减弱，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也会相应降低。美术馆要与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形成新的连接，推动人的思维创新。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布尔乔亚的蜘蛛在标志性的涡轮大厅。

要激活区域性美术馆的潜力，关键在于整合资源、价值放大，并与社会产生更多的链接，形成趋势。新绎美术馆所在的河北廊坊，是一个三四线城市，没有旅游资源。在这样的城市做美术馆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通过美术馆的展览、活动激发城市活力，吸引观众与艺术资源。

新绎美术馆外景图

在我看来，美术馆不仅是展示艺术作品的场所，更应该发挥其推动文化发展、提升公众审美、推动学术交流的功能。一个好的美术馆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展览本身，还体现在吸引国际观众和艺术家方面。

首届新绎国际艺术双年展学术论坛现场

澎湃新闻：中国的美术馆在国际化进程中，如何处理“本土文化特色”与“国际语境对接”的关系？美术馆应该如何通过国际合作、跨文化对话来提升中国当代艺术的全球影响力？比如，目前上海西岸美术馆、浦东美术馆，如何在国际合作中定位自己？

张子康：在国际化进程中，中国的美术馆要处理好“本土文化特色”与“国际语境对接”的关系，关键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持本土文化的根茎，也要有全球视野的开放性，既要展现中国艺术的独特性，也要以开放的态度与国际艺术进行对话。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脉络，这是在中国独特的国情下发展起来的，我们策划展览、在美术馆中工作的时候应当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视角思考当代艺术。与此同时，国际视野也是必要的，我们也需要从世界的视角反观中国文化，与国际艺术界进行对话与互动。

中央美院美术馆“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览现场

比如上海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中心的合作，既是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印证，也搭建起中国引入法国艺术资源和中国当代艺术在法国展示的平台，两个机构基于不同的艺术生态共同组织策划了多场特展，西岸美术馆也借此展现了中国视角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本体性内容。这种合作关系为中国的美术馆带来了良性生态，中国的美术馆在与国际大型艺术机构的合作过程中要吸收国际先进的展览理念和管理模式，而更重要的是坚持自身的学术定位和文化特色，在合作中突出本土视角，展现创造力，在国际舞台中展示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为本土艺术家提供更广阔的平台。新绎美术馆的“博伊斯研究中心（中国）”也是与国际艺术机构合作成立的，它致力于收藏、研究和展示国际上针对博伊斯的艺术资料，搭建亚洲地区探讨博伊斯、当代艺术及艺术与社会关系等议题的平台。

上海西岸美术馆大型编织公共项目“线线相连”，现场照片

民营美术馆30年

澎湃新闻：您担任今日美术馆馆长期间成功探索了中国民营美术馆的运营模式，引入了众多国际展览，并策划了一系列重要的当代艺术项目。21世纪以来，中国的美术馆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民营美术馆数不胜数，如何看待这一波民营美术馆热潮？

张子康：中国的民营美术馆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时间，2005年前后第一波民营美术馆发展起来，2012年之后又有了第二波建馆高峰。今日美术馆的建设与发展处于第一波发展浪潮，它的成功既得益于行业的兴起，更在于团队的应变能力和运营智慧。在当时，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民营美术馆生存模式，思考如何利用企业与社会资源，经营起非营利性质的美术馆，并带动中国艺术的发展，回馈社会，这其中要求我们整合社会资源。最终，我们以文献展、赞助机制以及与国际接轨为特色，引入众多国际展览，策划了一系列重要的当代艺术项目。

2010年，上海外滩美术馆开馆展“蔡国强：农民达·芬奇”展览现场

如今的新一波民营美术馆热潮体现了中国艺术生态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也反映着社会公众对艺术需求的增强。比如，2017年上海市最受欢迎的十大美术馆中，有7家是民营美术馆；在上海刚刚公布的25家星级美术馆中，非国有美术馆也是7家。说明现在很多民营美术馆的展览品质是比较高的，扩展了受众范围，也符合公众的艺术需求。但是在这几波的民营美术馆浪潮中，如今日美术馆、西海美术馆等处于持续发展中，也有一些美术馆因资金、资源等因素已不存在了，特别是我们目前面临着全球经济影响下的资金缺失问题，企业基金、上端支持机构等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都需要民营美术馆一一攻克。这就要求民营美术馆抓住机遇，比如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整合资源优势，探索新的出路。在我看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美术馆，都应该以更新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为发展方向，利用社会资源，整合为更大的价值回馈社会，形成美术馆与社会的联动。

西海美术馆开馆展“超越”展览现场

澎湃新闻：我们也看到，很多民营美术馆最初几年呈现扎实的展览，但其中一些会因为各种原因质量下降，甚至因为难以维持而闭馆或易主，民营美术馆是否有保持活力的策略？作为民非的民营美术馆有没有自己造血的可能性？

张子康：民营美术馆要想保持活力，需要有明确的学术定位与特色，并在工作过程中坚持其学术定位与社会使命。但是从现状来看，缺钱是民营美术馆的常态，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些民营美术馆的展览品质下降甚至闭馆或易主了。建设今日美术馆的时候，我们参考西方较为著名的美术馆经验，增加了图书出版、书店、咖啡厅和艺术衍生品中心等板块，通过这些方式扩大资金来源，但当时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企业赞助。通过团队努力，我们也拉到了一些国际品牌的赞助，它们要么有艺术理想，要么是想通过与美术馆的合作提升品牌品位、效益与社会影响力，这要求美术馆在与它们合作的时候保持高品质的学术输出，并与赞助企业的调性有契合点，若做得不好，资金链就会断开。但是企业赞助也导致美术馆难免会为了资金而让步，有时候展览会呈现出一定的商业性，这是民营美术馆所无可奈何的。而在政策上，虽然中国针对美术馆的扶持政策一直在发展，但针对民营美术馆的赞助税收政策倾斜度还没有达到很大，因此目前来看，民营美术馆仍需持续寻找资金以维持运营。

龙美术馆（西岸馆）时尚品牌展

从今日美术馆到新绎美术馆的经历来说，当前民营美术馆仍需要在保持学术独立的基础上与商业形成链接，通过学术的前沿性吸引商业资源，不能在尚未确定学术定位的时候就倾向于商业。至今民营美术馆多数还是投资人与馆长合作的方式运营，投资人在商业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不一定熟知艺术类的专业知识，这导致美术馆运营过程中的一些矛盾与挑战。因此如今做民营美术馆仍应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保持学术的纯粹性与独立性，这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2019年，上海复星艺术中心“草间弥生 —— 爱的一切终将永恒”中的“镜屋”。

澎湃新闻：民营美术馆常常在追求市场化效益和维护学术深度之间难以平衡。您如何建议民营美术馆在展览和馆藏策划中避免“流量优先”，同时提升学术影响力？

张子康：对于民营美术馆来说，特别是面对当前的经济情况，在商业与学术之间寻找平衡点确实是一个挑战，这个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学术定位”。当前，我们看到许多不同规模的艺术机构策划了一些流量很好的“网红展”，观众量很大，宣传也很多，但是对于美术馆行业的人来说，我们会思考这些展览带来的效应的持续力与学术影响力。我们看到，这些展览虽然在举办过程中吸引了很多观众去打卡，但是并未形成长线效应，往往随着展览的结束，讨论的声音也就消失了，这样的展览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资金，但不利于美术馆学术定位的建设。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认为民营美术馆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学术定位，并持续以此为中心策划展览，推进馆藏工作。比如新绎美术馆，我们的定位在当代艺术与研究性展览，我们希望通过引入国际艺术资源建设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并为公众打造提高艺术认知与审美能力的学习空间，用学术推动艺术创造性发展。虽然新绎美术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从开馆至今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立足学术性的展览能够为民营美术馆吸引艺术界优质资源，并形成良性循环。实际上，很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都“自带流量”，美术馆在策划展览的时候应避免的是商业先行，立足学术并梳理艺术家在艺术史脉络中的位置，这样既能够保证展览的学术性，也能够吸引观众，甚至增强观众黏性，激活城市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安东尼·葛姆雷在“有生之时”展览现场，TAG·西海美术馆，青岛，2023，©艺术家，摄影师©晁启轩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资本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张子康：虽然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美术馆的学术独立性，但是对于美术馆乃至整个艺术界来说，资本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谈到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区分资金和资本的概念，我们通常指的资金是流动的，在美术馆工作中用于日常运营，它既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而资本通常指长期投资，与美术馆的成长与扩展相关。在当前的语境中，资本有时还指一些金融巨头，他们能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关键决策。对于艺术来说，资本的存在为艺术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美术馆的运营也需要资金与资本的支持，特别是企业赞助在民营美术馆运营中的重要性。而与品牌的合作也使美术馆获得了持续运营的资金，并扩展了艺术的展示平台。但是，资本的介入也为美术馆的学术独立性带来了挑战，如之前所说，一些民营美术馆的所有人与馆长在理念上缺乏共识，在这种情况下，若美术馆无法坚持学术独立，那么将会被商业利益所左右，无法产出高品质的展览与学术成果。

资本与艺术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资本可以为艺术提供平台和资源，但艺术的核心价值不应被商业化侵蚀，在做美术馆的时候仍应与资本保持合理距离，避免资本介入美术馆的决策工作中。比如目前很多美术馆组织学术委员会，监督美术馆运营的学术性，并为美术馆的发展方向提供建议，这种方式加强了美术馆的学术独立性，便于它发挥社会文化责任，而美术馆也需要合理利用资本，推动艺术的发展和传播，在资本与艺术之间找到平衡，让艺术在资本的助力下绽放更多的光彩，而不是被资本所吞噬，这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