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中的集体主义，真是中国式的情感吗？

文 | 李勤余

电影《流浪地球》的火爆程度，恐怕连原作者刘慈欣和导演郭帆都意想不到。近日，有关这部影片的讨论连篇累牍，好好轰炸了一把我们的朋友圈。从上映伊始众口一词的盛赞到不同意见的出现，再到针尖对麦芒的争执，评判《流浪地球》的标准也日渐模糊起来。那么，撇开出色的特效和流畅的叙事不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流浪地球》的情感内核？对于未来的科幻文学以及电影创作，《流浪地球》能够给出的启示又是什么？

电影《流浪地球》与原著小说存在不少差异，这是许多评论已经指出的事实。一种说法是，电影仅仅保留了小说的设定（即用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却改变了原作的情感内核。从人物的情感关系（原作中的亲情相当淡漠）方面来看，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导演郭帆的一番话，或许能给我们不一样的启发。

在专访中，郭帆认为，《流浪地球》的两个特点震惊了美国同行，而它们也正是电影的创作动力和源泉。一是“人家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选择肯定是逃离地球，中国人真牛，跑路都要带上地球一起”，这就是“流浪地球”计划的设定。二是“一万台发动机坏了一半，150万人的救援队分散到五千个救援点上，这阵仗他们连想都不会想。”这就是电影中的饱和式救援。概而言之，集体主义哲学成了这部中国科幻开山之作的文化内核。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电影尽管改动了情节，但并没有改变原作的精髓。在电影中，17年前那次以“随机抽签”作为选择方式的人类大规模地下迁徙，以及仅剩下35亿人口的残酷事实，并非叙事重心，但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牺牲掉部分个体。在小说中，刘慈欣将这种集体主义表达得更清晰，也更残酷，“古代曾有过一个伦理学问题：当洪水到来时，一个只能救走一个人的男人，是去救他的父亲呢，还是去救他的儿子？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很不可理解。”也就是说，在灭顶之灾面前，个体已显得无足轻重，重要的只有作为整体的人类命运。

在一次对谈中，刘慈欣曾对江晓原提出一个实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他们两人和一位女性了，这三个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他们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他吃吗？刘慈欣的问题，预设了个体与整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严锋在《创世与灭寂：刘慈欣的宇宙诗学》一文中写道：“刘慈欣已经远离了传统的革命英雄主义，开始走向黑暗的宇宙之心，却依然可以听到遥远的革命精神的回响。因为，为了总体而牺牲个体，为了目标而不择手段，这依然可以视为过去的革命逻辑的极端展开。”这段评论已经触及到了刘慈欣的包裹在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下的精神内核。

回顾刘慈欣的代表作《三体》，人类的危机正来源于个别人的不理性行为，比如，对人性绝望的叶文洁、懦弱的少女程心。地球最终没有能够逃脱被高级文明毁灭的命运，是否和人类不能遵循和领悟集体主义哲学有关呢？

在导演郭帆看来，集体主义精神是《流浪地球》所具有的中国灵魂，影片高潮处各国救援队的齐心协力、姥爷和王磊的自我牺牲都是它的表现形式。

《流浪地球》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动每一位中国观众，原因并不难理解。中国哲学重视个体与他人、家庭、自然及宇宙间相互依存关系，由关系构成的个体。在电影里，郭帆用刘启、韩朵朵、刘培强以及姥爷间的亲情将原本孤立的个体串联在了一起。中国人对土地、家庭的固有深情，使他们很容易体会到影片主创的所思所想。另外，郭帆也在专访中坦诚，在设计美学方面借鉴了“苏联的东西”，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苏联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建筑风格。这正是持有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美国同行被《流浪地球》的创意震惊，而中国对本片观众倍感亲切的原因。

但是，集体主义真能和中国式情感划上等号吗？拿中国的儒家文化来说，其重视群体，但并非像过去所谓“集体主义”强调的“螺丝钉”精神那样，认为个体自身没有意义，只有在一个群体的组织架构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强调的都是自我的独立。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和而不同”，前提就是承认个体的差别，承认个性。

正因此，为了所谓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了情感距离十分遥远的子孙后代牺牲35亿人，这一设定是否符合中国式情感？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如果进一步审视电影文本，又不难发现，郭帆所推崇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有自我矛盾之处。比如，刘培强反抗人工智能，冒险施行成功率为零的计划，究竟是为地球，还是为自己的儿子博得一线希望？

在刘慈欣的名作《乡村教师》里，李宝库拼尽最后一丝力量将力学三大定律定理篆刻进四个孩子的脑海中。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四位学生马上将被选为碳基联邦文明等级测试的询问样本。这一看似渺小的举动，拯救了地球文明和整个太阳系。这是个体价值的体现，也是个体为整体作出的超凡贡献。可见，刘慈欣所信奉的“集体主义”内核为何，又该被怎样理解，远未得到解答。

可以相信，答案不会是非此即彼的，这或许正是电影在思想探索上迈出的可贵一步。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对《流浪地球》的相关讨论中，二元对立式的观点仍然随处可见。有人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证明“欧美国家事实上长期垄断的叙事结构和话语体系”，能够被后来者在主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超越。于是，反对《流浪地球》就被认定为对西方文化的“跪拜”。若遵循这一逻辑，《流浪地球》在思想方面的启发意义必然所剩无几。

单一力量对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国际反恐等等已无能为力。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制造出的竞争和分裂只会不断激化矛盾，世界需要改变，这是毋庸置疑的。《流浪地球》富有新意的设定、让人眼前一亮的“集体主义”精神内核，为解决世界性的科学乃至思想难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贵的思路。无论是否可行、是否正确，刘慈欣、郭帆以及《流浪地球》踏出的勇敢一步都应该得到尊重。

李勤余：媒体人，专栏作者。本文为澎湃·湃客“众声”栏目独家首发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