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战争废墟和墓地中的……军事环境史与历史人类学

《墓地中的军营：越南的军事化景观》，[美] 大卫·比格斯著，贾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丨光启书局，2024年12月版，310页，89.00元

谈起战争在大地上留下的灾难伤痕，人们自然都会想到被夷平的都市废墟、死难者墓地以及满目疮痍的战场遗址等等。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这些关于战争的印象都是来自视觉图像和影视作品的生产与传播，它们既有强烈而鲜明的象征性，但同时也很有局限性——一方面在战争背后的军事机器的生产、分配、储存、运输等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军事基地遗址很少，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战争中使用的地雷、炸弹、化学武器、毒气污染等埋在地下的致命隐患也容易被遗忘或被遮蔽。作为战争遗产的不同类型的土地环境问题的真实状况以及在战后重建中的空间资源等问题更是难以被公众所了解，即便对于政府决策机构来说，如何认识和处理战后土地环境及空间问题的复杂性与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挑战。总之，远在普通人对所谓“战争废墟”的认知之上，战争双方的军事机构在使用军事机器过程中的决策指令、文件档案、技术数据、摧毁性的战争行为等要素对自然与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都构成了战后历史研究与现实处理的综合性难题。

因此，从历史研究的学科发展来看，一门有关战争与环境问题的分支学科的诞生势在必然。目前正处于学科建构进程中的“军事环境史”（Military Environment History）就是分别从军事史和环境史中延伸出来的交叉学科，在关于军事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研究中，可以揭示出在人类战争行为以及战后环境重建中不可分割的微观“在地性”（Localization）与长时段历史性以及人类文化的复杂性之间的真实联系，由此在史学研究的层面上深入挖掘出军事活动如何形塑与改造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真实性与复杂性。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比格斯（David Biggs）的《墓地中的军营：越南的军事化景观》（Footprints of War:Militarized Landscapes in Vietnam，2018；贾珺译，上海：光启书局，2025年1月）是一部目前仍比较少见的军事环境史著作，它并非以传统的战争史、军事史视角研究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而是以这场战争为背景展开的以人、军事机器、战争行为与环境改造的互动为中心的军事环境史研究。

该书作者大卫·比格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东南亚史、环境史、科技史，其个人生活经历使他对越南社会有了真切的生活感受和深刻的历史认知。比格斯在越南的美军基地出生、长大，父亲是在一艘驻扎在越南海岸的新式航母上服役的海军工程师，回美国读书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越南难民，后来作为越南裔美国人的“chú rê”（女婿）而在越南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对与军事和越南有关的话题很感兴趣，他原计划是研究美国史，后来转向了研究环境政治。在2007年一次在越南顺化举行的项目活动中，一位当地官员请他以环境史分析的方法帮助他们寻找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有毒废弃物。由于“我是一位环境史学家，对战争的遗留问题很感兴趣”（导读，第6页），因此接受了这个项目研究，最后“这项工作引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军事化和景观的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的基础”（第8页）。可以说比格斯无疑是这个研究的最合适人选。 

该书的研究聚焦在以承天顺化省为中心的越南中部地区的沿海低地和山区高地，论述自十五世纪至二十世纪发生在该区域的战争与军事化行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以及所遗留下来的战争印记如何构建了当地的自然与社会景观。原书名是“战争的足迹”（Footprints of War），中译本改为“墓地中的军营”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到墓地与军营在一起的状况，认为“军营与墓地尴尬共存的现象是一个恰当的象征，展现了军事、物质和文化景观以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方式成为越南战争的一部分”（导读，第3页）。保罗·S.萨特在该书的《序：战争就在这片土地上》中认为：“大卫·比格斯意在让我们注意到越南民众对‘墓地’的字面上和隐喻性的理解，以及他们是如何与历史上帝国的墓地一起置身于多个历史地层和景观镶嵌而成的环境中的。鹰营和越南中部的其他美军基地一样，修建在传统的越南墓地中，如今当局必须积极劝阻当地人不要在那里埋葬逝去的家人，因为担心他们会触碰到地下的毒性物质。这就是本书的核心隐喻：‘美国战争’，就像过去的战事和占领一样，留下了持久的景观遗产，其中一些地方残存毒性，然而越南民众仍然坚持尽其所能地重新利用这些土地，扎根在对他们具有深刻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地方。这就是战争的足迹。”（13页）这就是“军营”与“墓地”在这里所蕴含的复杂性与象征性意义，中译本以此作为书名也可以说是对“战争的足迹”的一种形象化表述。

另外，该书副标题中的“军事化景观”是一个复合式核心概念，虽然看起来似乎不难理解，实际上在该书的论述中有比较深的意涵和作者的独特研究视角。比格斯在书中对这个概念有比较明确的阐释：“我用最广泛意义上的‘军事化’来描述的对象，不仅仅是军事主导下的暴力、建设、破坏和土地占有行为，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进程，其中军事组织和军事需求重新设定了日常生活。同样，军事化景观指的是那些不仅在物理上与军事进程有联系，还在文化和政治方式上有联系的土地——例如，在军事基地周围建设起来的社区。在诸如碱土山这样的资源开发边缘地带，甚至连稻田都在军事征用的范围内，就像村民的儿子也被征召到各种军队里一样。军事化是一个有意为之的宽泛术语，旨在激发读者扩大视野，了解军事活动对基地和军营之外的村庄生活和文化习俗的影响。”（导读，13页）接着，“本书使用‘景观’一词，也是一种选择，旨在广义地将其定义为由生态和社会因素混合形成的地方。作为诞生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概念，该术语是了解物理、文化和历史要素的土地观念的一条线索。景观通常是可测量的物理空间，在绘画、照片和地图中都有呈现，但当自然和建筑特征被赋予社会意义时，它们也可以是文化空间。由于其‘可见性’（景观中的景象），景观可以同时以物理、文化和表征的形式存在。它由建筑、土壤、植物和树木等物理元素组成，但也包含许多文化元素：小道、纪念碑，以及美国作家杰克逊（ J. B. Jackson）笔下的‘乡土景观’这些被人命名的特征”（同上，13-14页）。那么很明显，“军事化”与“景观”都是在宽泛指向中包容了多种有指向性的涵义，由这两个术语构成的“军事化景观”则是比格斯自己提出来的复合式概念。

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还有更详细的阐释，其要点是：“军事化”（militarization）指的是“军事进程”（military processes），是在经济、文化和环境的交织过程中实现的。比如在1945年的越南国家结构中，军事和电信早已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对增强越南国家凝聚力至关重要；另一个例子是1972年后越南在西贡美军基地的基础上建立起工业园区，并且一直由军队控制着，“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由军队占领的土地经常被转移，用作后军事时代的工业用途”。关于“景观”（landscape），他认为这是一个模糊概念，不仅仅指地理意义上的土地，还包括人们对它的认知和理解。因此可以把这个术语看作是一个物质-符号学（material-semiotic）的概念。“我们在讨论军事化、分析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时，这种景观是很重要的。因此，我提出了‘军事化景观’（militarized landscapes）的概念。”（大卫·比格斯《越南战争的足迹：20世纪军事化的环境史》，李东红等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2期）

从这个学术性概念的提出与阐释的角度来看，“军事化景观”是“军事环境史”的核心概念，在所涉及研究对象的多方面因素的概念性表述背后，必有其学术概念的发展脉络。比格斯在该书的注释中对此也补充论述，比如关于在“军事化”中包括更广泛的社会进程和日常生活，在注释[14]中介绍了政治学家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在研究军事基地和军事化形象对性别的影响时推广了这个术语，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将这个术语的使用扩展到包括环境研究的其他研究过程（导读，26页）。在关于“景观”概念的解释中，在几条相关注释中介绍了地理学家丹尼斯·科斯格罗夫（ Denis Cosgrove ）将景观艺术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观念，以及美国作家杰克逊（ J. B. Jackson ）笔下的“乡土景观”概念如何为解释相互竞争的军事活动开辟了一条途径，用以命名和解释对远大政治目标至关重要的主题景观；最后联系到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 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rion of Space）中关于军事组织以及国家政权如何介入空间实践和空间表征的观点，强调了空间的政治性，指出要密切关注政党和国家利用空间来影响人们逃离、顺从或抵抗的决定的方式（27页）。他还进一步谈到顺化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学和文化传统的遗产对当代军事活动与战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并且由此而联系到人类学家对顺化地区村民面对军事基地、暴力事件和政治改革的反应的研究。可以说，对于建构中的分支学科“军事环境史”而言，比格斯提出的“军事化景观”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其背后的学术脉络在军事史和环境史之外同时也指向了政治经济学、历史人类学和文化研究。因此，的确应该把越南战争的军事遗产放在历史-现在-未来的维度中，放在军事史、环境学与历史人类学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另外，与“景观”研究有密切联系的是运用图像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比格斯在该书中不断利用各种图像资料来阐释军事化景观的前后变化与存在问题。

全书各章以越南历史发展为叙事线索，从早期十五世纪越南人在中部海岸的定居开始，一直到法国殖民时期（1884-1945）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第一章“历史地层”是一篇关于越南海岸长时段历史中的军事和环境变化发展的概述，很好地解释了越南人如何看待和利用山丘、内陆山区以及海岸作为生存斗争的要素。比格斯指出，“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的军事冲突给狭长的、被山口和河流分割的海岸空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以殖民者军队为代表的现代军队开始造成更严重的生态破坏时，他们也行进在为抵抗军事占领的破坏性影响而建造的古代贸易路线、村庄祠堂和家族墓葬的历史地层之上。……本章更深入地考察了中部海岸战争的历史，并思考反复无常的动乱如何影响了当地的物质和文化景观。地质的缓慢演变以及战争和军事管理的多重经历，构建了该地区村落和社群的组织模式，使军事服务和军事经济融入村庄产业和家庭生活之中。”（33页）长时段的人类生活史与现代军事化活动的层累叠加是此期的关键特征，在我看来正有必要引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比格斯还谈到一位来自中国江西省的禅宗僧侣释大汕（Thich Dai San）在旅行日记中记录的见闻——他发现这些尚未完全开化的山民在游击战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39页），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后裔，我们从小在《南方来信》等读物以及报刊上所认识的那些在山地削竹签、埋地雷的越南游击队员。在这里自然要谈到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2024）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2008）所作的贡献，以及威廉·冯·申德尔（ Willem van Schendel）对其理论的修正性意见，使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具有动态的变化性质。

第二章“土地改造”讲述的是1885年至1945年期间顺化周围的法国殖民主义军事和政治统治，研究了殖民者关于退化土地的争论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殖民运动的诞生。在这里涉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论述了这些遥远的事件如何影响到越南中部海岸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很有意思的是，比格斯谈到从陆地转向空中的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刺激了越南等殖民地出现新的民族主义浪潮，而且还带来了三种重要技术——飞机、收音机和照相机，从而为殖民地官员和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克服困难地形的、具有变革性的视角平台。”（86页）顺化通过“无线”通信和空中服务而成为全球网络的一部分；美国空军于1943年底在中部海岸上空拍摄被殖民政府允许建造的日本工业和军事要地，而美军为了更多了解地面情况而在1945年与胡志明及其越盟组织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1943年中国国民党军在越南北部地区对胡志明的援助；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向几十万群众发表独立演讲的现场广播，这意味着越南进入了二战后的现代政治世界（105页）。总之，“尽管在地表上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但20世纪30年代飞机和电台的出现，在建构未来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想象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106页）。由此也可以发现，军事环境史的研究视角并不局限于地面景观与物理空间环境。

第三章“抵抗”，从1945年夏天的战后时刻开始，重点讲述了由越共建立的越南独立同盟（Việt Minh，简称越盟）所发动的军事行动如何连接历史景观，并通过丘陵和山脉建立新的国家网络；由此论述了从殖民统治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三种军事占领：越盟的起义、法国的军事入侵和共产党越南军队的形成。当法国军队占领了机场、城市和港口的时候，越盟则在山区建立了军事根据地战区，在山区和接近公路的边缘地区与法军作战；最后是以山上的新推土机以及在头顶盘旋的飞机为标志美国人的援助的到来，也预示着印度支那战争的延伸和深刻变化。比格斯更为关注的是军事行为如何在顺化周围的景观中展开，这些地方独特的历史和生态如何影响了越盟和法国的军事实践，说到底就是战争如何成就了新的成王败寇之地（118页）——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环境史解读。

第四章“废墟”探讨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之后左派在军事环境和政治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在前越盟地区建造基地设施和部署特种部队的行动。此时飞机是美国空中影响力的象征，残酷关押和迫害反抗者的“九座地堡”则是吴庭艳集团统治中部海岸城市和乡村的象征。但是越共也很快建立了反击的力量，他们重建武器库、对青年进行游击战训练，并且将山区小道扩展至老挝和北越，使武器和人员得以运送——这就是我们从小熟悉的“胡志明小道”的起源。总而言之，这是一片“深深被打上烙印的、充满物质和政治残骸的军事化空间”。在这里想起一本1980年的美国畅销间谍小说《尖刺》（The Spike，by Arnaud de Borchgrave & Robert Moss， Crown Publishers，1980），北京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81年就推出中译本《被枪毙的内幕新闻》（阿诺·博什格拉夫、罗伯特·莫斯著，尤勰等译），印数竟达十七万六千册。小说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为背景，讲述美国政府、情报单位与新闻界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我当年的阅读记忆中，仅仅是该书第一页带来的感受就极为丰富和充满动感：大学生称美军直升飞机为“大绿豆蝇”、在讲演中的学生领袖向军方直升飞机挥舞拳头、女生向国民警卫队士兵分发注射了迷幻药的桔子、在伯克利校园里有一块可以演奏音乐和种植大麻的“人民公园”，“嘿，约翰逊！”台阶上的学生领袖对着麦克风喊，全体学生跟着齐声喊道：“你今天杀了多少小孩？”—— 所有这些对于1981年中国大学生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现在想起来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越南的军事化景观在美国的延伸与重塑。

第五章“创造性破坏”篇幅很长，考察了1964年至1973年美国军事介入的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破坏”这个理论术语在这里的真实涵义。比格斯首先描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双向的逆反景观：一方面是美国和越共都在军事基地和遭受破坏的军事景观中加大了建设力度，美军建设了拥有二十四小时空中交通和数万名美军的基地城市，越共则在山里利用卡车、柴油管道和储存弹药的掩体修建起密集的道路网；另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军事暴力升级，美军使用了大规模的轰炸、化学落叶剂和大规模投放凝固汽油弹，对自然和人文环境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但是越共军队还是回到了这里，他们在被炸弹炸毁的山上建立的许多小棚屋与美军以无线电塔、喷气式飞机和一排排营房组成的庞大基地具有同样重要的象征意义（198页）。

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破坏与建设并举的逆反景观中，引入了“创造性破坏”这个资本主义研究的经典术语。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最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中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个术语，他提出“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在1979年“内部发行”的商务版中译本中的译法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但是比格斯在这里主要是从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一篇支持“美国战争”的著名文章中引入“创造性破坏”的论述，他说亨廷顿重温了维尔纳·桑巴特在《战争与资本主义》（ Krieg und Kapitalism， 1913年）和约瑟夫·熊彼特阐述的“创造性破坏”的旧概念。实际上在桑巴特的书中并没有正面阐释这个术语，但是他的确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战争不仅有破坏和遏制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面，同时更有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产生大宗物资需求以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军队的管理方式对现代企业生产方式的启示与转化作用的另一面，并且重点揭示了现代军队如何从财产的集聚、观念的塑造以及市场的形成三个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而亨廷顿更是具体关注“密集的轰炸正慢慢地把南越变成一个城市国家”：“经历三年的基地建设和战略轰炸后，南越的城市人口占比超过了瑞典、加拿大和除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地区。”（199页）这当然是对军事环境史研究的有力刺激，因此比格斯在这一章中“专注于中部海岸的景观，以及这些空间对于不断发展的关于越南创造性破坏的全球辩论意味着什么”（200页）。

第六章“战后”主要论述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战后重建过程中的“军事化景观”问题，在论述中加入了作者本人的访谈和现场观察叙事。在1980年至1981年波士顿公共电视台（WGBH）出品的纪录片《越南：一部电视史》（Vietnam: A Television History）可以看到战后恢复的过程起初极其缓慢。在从机场到顺化市的一号公路上，还没有变成废铁的坦克和装甲车定格在1975年，比格斯认为原因是社会和政治层面在保留哪些战争遗迹方面犹豫不决（270页）。简单来说，战场废墟、遗迹景观既是老兵心目中残存的纪念碑，也是因如何面对历史与未来而产生不同意见的焦点，在美国也同样有这样的争论；在暴露在地表的战争景观之外，更重要的是战争留在土壤、社会、家庭和个人内部的无数伤痕：喷洒了化学药剂的土壤、难民、人口性别结构、重建社会的资金来源等等。

从军事环境史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时代的军事化遗产如何与战后建设时代纠缠在一起的问题。比格斯指出“在这样一个冲突之地，环境史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有能力质疑人们讲述的关于过去土地如何与国家、国际事件以及家庭、定居者和农民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故事，无论讲述者是否为当地人”（290页）。所谓讲述就包含了争议，焦点是土地问题，比如当地人在试图祭拜旧墓或在附近建立新墓时，往往还需要与国家、特别是军队进行谈判。因此在101空降师总部旧址所在的山顶上，有破损的告示牌警告当地居民不要再挖坟和埋葬。在这里一方面是土地的军队所有权，另一方面是当地居民依据古老而重要的传统而拜祭先人、修建新坟，这代表了当地社群和个人家庭继续从充满暴力的过去夺回土地的一种方式。很显然，这里所遇到的正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议题，而且正是历史人类学界在近年来不断讨论的如何开拓研究视野以及如何更紧密地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结合的重要议题。

比格斯在全书最后说：“在我看来，这种墓地和工业空间之间的视觉推拉（visual push and pull）是一种希望的标志，同时也是尝试将这些军事化的景观从动荡往昔的地层中收回时，人们将会面临的复杂挑战。”（292页）也就是说，从军营、墓地到工业空间的军事化景观变迁中看到了社会转型的前景与希望。在前面引述比格斯的那篇文章中，他指出军事化景观在世界各地非常普遍，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趋势已经全球化了。“直到今天，军事活动在全球环境变化、全球变暖、有毒废弃物等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越南战争的足迹：20世纪军事化的环境史》，《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2年第2期）我相信这个研究议题对于我们来说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