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琐忆——忆念束景南先生

转眼间，束景南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个多月了。

束门弟子中，就资质而言，自认勉强可入中等；就建树而言，虽不至敬陪末座，但自知离师友期许甚远；就幸运而言，则自认无出吾右——不惟从学先生六载，由硕士而博士，更因工作的原因，见证、参与了先生整个后半段的学术生涯，责编了《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王阳明年谱长编》，成为《阳明大传》《阳明诗赋笺证》最早的读者之一，还与先生合作编撰了《王阳明全集补编》。

一直以来，先生是我内心深处最坚强的依靠。随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如此，毕业后从事出版工作时依然如此。之前师友写过不少感人肺腑的回忆文字，我却没有。一者知道自己不够坚强，不愿回忆，不敢回忆，更不敢形诸文字。二者要忙于先生在上古社几部专著的出版事宜。这几个月来，在校阅先生书稿的同时，我系统地阅读了先生的绝大部分论著——读过的和未读过的——在阅读中追寻先生的学术轨迹，梳理先生的研究路径，其所思所想，就是之前已经撰就的《束景南的朱子学、阳明学研究》。

《束景南的朱子学、阳明学研究》中的先生，是已经固化在了作品中的“先生”，是值得我永远仰望的“先生”，是随着阅读不断丰富、不断立体、不断清晰的“先生”；而这篇文章中的先生，是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先生”，是已经完全融入我心灵深处的“先生”，是在过去的24年里一直影响着我、塑造着我的“先生”。

工作中的束景南先生

一、 先生给我们上课

先生开设的课程，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精读课，先生花整一学期的时间，带领我们精读某一部中国文化名著，如《庄子》《沧浪诗话》《大乘起信论》等。先生选取这些名著，各有侧重，或为入门之作，或是转型之作，或是典范之作。还记得先生的《大乘起信论》精读课。第一次课，先生就开宗明义，讲了读这本书的原因：《大乘起信论》是大乘佛教入门之书。它把大乘如来藏思想和唯识学说结合在一起，阐明“一心”“二门”“三大”的佛教理论和“四信”“五行”的修持方法。其中心思想为论证世界万有都是“如来藏”的显现，目的是劝人信奉大乘佛教以获得解脱。《大乘起信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启之作。其中“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核心立场以及“一心开二门”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化佛教宗派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思想奠基性作用。中国化佛教宗派产生过程中诸宗派的宗师级人物，几乎都对《大乘起信论》做过疏解的工作。《大乘起信论》还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开新之作。隋唐佛学心性论的进一步开展，既丰富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内涵，也进一步刺激了宋明理学家们的深刻反省，对理学产生与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后面的研读中，先生带领我们逐字逐句阅读原文。先生在字词句的梳理上着力不多，将重点放在佛学概念、佛学论证逻辑等剖析上。一学期的精读，既提高了我们佛教原典的阅读能力，又让我们基本熟悉了佛教的主要概念和基本论证逻辑。

2002年12月先生、师母同在读的博士后、博士、硕士在一起

一类是专题研究课，亦是一学期集中于一个专题。专题课的具体内容多根据先生的研究进展、研究兴趣而多有变化，如“朱子学研究”“周易文化研究”“佛教与道教文化研究”等。

一同门回忆本科时先生给他们讲宋明理学与禅宗时颇富“生趣”的情形：“‘后来，顿悟就被用滥了。各种公案层出不穷。比方说，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禅，讲了半天，小和尚不懂，老和尚怒了，脱下鞋子，敲在小和尚头上，小和尚捂着头叫：师父，你干嘛打我？这时，有个游方和尚正好来到，见到这一幕，马上脱下自己的鞋子，顶在头上，大悟而去。悟了什么，不知道……’他一边讲，一边模仿着三个和尚的动作，最后，学着游方和尚脱鞋顶在头上，弯腰向教室门紧走几步，一副大悟而去的模样。当然，不是真的脱鞋，只是动作的模仿，也够绘声绘色了。同学们哄堂大笑。他面不改色，继续下一段的内容。”

可能是因为给研究生上课，我没有见过先生这样“风趣”的一面。我记忆中是这样的：

先生的课，大多在周二或周四的下午。

先生上课，基本上是端坐在黑板正前方的椅子上；面前摊着一本讲义，和一两本参考书；讲课时，先生基本上不看参考书、讲义，却条理清晰，胜义纷陈。

先生上课，多以讲述为主，连板书都不多。讲到得意处，听到学生的赞叹、应和，嘴角微扬，面露淡淡的得意之色，这就算先生与学生不多的互动了。偶有提问的，先生也是就相关问题略作精简的回答，不多作生发。

先生喜欢三节课连上，中间不休息。连我们准备的茶水，也基本不喝一口；先生讲话略带苏南口音，但全程吐词清晰；微带软糯，却极有穿透力。

先生上课，大体先阐明当日主题，然后渐次铺陈开来。先生所讲，大抵有三个特色：一是略熟详生，对于大家早已熟知的内容，往往略作介绍而已，而对大家不大熟知、或知之不多而于相关问题、领域极为重要的问题，多有铺陈；二是略人详己，对前人已多有论及者，略作必要的交代，重点讲自己的研究“新得”；三是围绕“新得”，会讲当初自己如何生疑，如何有针对性地查找、阅读相关文献，最后如何得出这些“新得”，“每字每句皆有所据，娓娓道来，如循踪觅宝，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历史的场景似乎一幕幕在眼前重现。本枯燥晦涩的古籍考证或文化溯源，却把一众人引得情绪高涨，不觉间已是春风十里”（王绪琴《性理合一 此心光明——怀念恩师束景南先生》）。

二、 先生指导我写论文

初入束门，因与“东至（至德）周家”的乡缘，我打算以周氏家族研究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先生对这一选题不置可否，但还是帮我联系了浙江大学古籍所的周启成老师——周老师正好是周氏家族的后人——让我上门向周老师请益。不想周老师认为这个选题意义不大，建议我改换选题。

后来上先生的“佛教与道教文化研究”课，提交了《唐代诗僧文化的几个问题》的课程作业，先生看后认为写得还不错，建议我拆成两篇，修改充实后试着投稿；还建议我，可以唐代诗僧研究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

我将这篇作业拆成了《唐代诗僧文化的几个问题》《“翻著袜法”与寒山体》两篇文章，前者在硕士二年级时发表在《皖西学院学报》上，后者在硕士三年级第一学期收到了《敦煌研究》录用通知，博士第一学期发表，复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两篇已发或将发的论文，让我觉得硕士论文可以偷点懒，于是就以《唐代诗僧文化的几个问题》为题，在两篇论文的基础上，稍加拓展后，就自信满满地提交给了先生。不想一贯随和的先生，罕见地斥责了我，告诉我硕士论文要有一个完整严密的架构，是一个整体，而不能是几个问题的简单拼凑，我的论文必须推倒重写。

因为之前已经积累了一些素材，我根据先生的意见，增写了几章，并对已经写成的几篇，作了相应的修改，以《唐代文学中的诗僧创作群体》为题，提交给了先生。先生对论文框架没提什么意见，却对我新写的几章，很不满意。尤其令我痛苦的是，我写得别扭的地方，先生旁批曰“不错”；我写得得意的地方，先生旁批曰“屁话”。当时还不大明白，只能将先生旁批曰“屁话”的地方，按照先生旁批曰“不错”地方的写法，努力修改。最后在博士入学前，匆匆通过了答辩。

转入博士学习后，我仔细揣摩先生旁批“不错”和旁批“屁话”地方的差异，发现凡是旁批“屁话”的地方，均是喜好逸出材料、恣意生发、“文学创造性”满满的地方；凡是旁批“不错”的地方，大多是拘守材料、适度推衍、“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地方。前者是文学书写的习性，后者是学术写作的矩度。

经历了硕士论文撰写的磨炼，写博士论文就比较顺利了——2005年6月开始撰写，8月初撰写出初稿，然后修改完善，9月初一开学就提交给先生。半个月不到，先生就答复我，增写结语、核对引文后，就可以提交给所里初审了。初审过后，就是外审，外审的结果，先生和我都比较满意，四个优一个良。毕业后，对博士论文断断续续地做了修改，一些章节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个别论文还略微有一点反响。申请到“上海市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后，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年2月查明昊博士论文答辩（中间为束景南先生）

在毕业论文的选题上，先生充分尊重学生意愿，从不以己之喜好加诸学生。故束门弟子的选题多属自出；所涉学科，不仅有传统文史哲，甚或为中医、茶艺等；所涉时段，则从先秦到当代，纵贯古今。反而是先生专攻之朱子学研究，鲜有踏足者。

先生尝言，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学术积累不够，很难在多个领域同时做出成绩来，故先生对我们毕业论文的选题，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做出判断：一是是否可以做成一篇博士论文；二是是否有延展性，是否可以作为我们一生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块领地。

而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写作提纲乃至撰写成文等阶段，先生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对我们提交的相关文字，均用很简单的几句评语，对之作一简短却一针见血的评价；或在具体处，用一两个词予以肯定或批评：让我们自己琢磨去如何修改或重写。先生对我们毕业论文成稿，亦大体有两个要求：一是无论是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都要有整体性的学术思考和严密的体系架构，要有学术格局和气象。这一点我写硕士论文时深有体会。去年读先生当年的硕士论文《扬雄文学考论》时，体会则更深了。二是博士论文在学术质量和字数上，均应达到“能出一本书”的要求。

先生对我们各自兴趣喜好的充分尊重，具体研究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充分锻炼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我们独立寻找适合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故束门弟子毕业后，虽散落全国各地，广布各个行业，然各有树立，先生当年教泽之沾溉，可谓深远矣。

三、先生如何研究王阳明

大约在2009年九、十月份，社里动员大家积极申报十二五出版规划，我回了趟杭州，询问先生是否有合适的书稿，先生说他正在从事王阳明研究，跟朱熹研究一样，拟陆续撰成“阳明佚文辑考编年”“阳明年谱长编”“阳明大传”三书，让我先挑选其中一种。回社后，我跟王兴康社长汇报了这一情况，王兴康社长当即拍板说，这三种我们都要了，让我尽快跟先生确定下来。我跟先生联系后，先生很高兴。不想2010年4月份回杭州时，先生告知我，时任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孙晶女史春节前登门拜访，希望束先生支持母校出版社的发展，先生为情所动，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签下了《阳明大传》的出版合同。

继与先生的成名作《朱子大传》失之交臂后，上古社又错过了《阳明大传》；我虽责编了“阳明三书”中的前两部，却错失了分量最重的《阳明大传》。

1、积腋成裘

先生早年从事朱熹研究时，在苏州大学图书馆，留下过传说：“（苏州大学）图书馆里的古籍藏书，这么多年来，全部翻看查阅过一遍的人，只有束景南了。”（宋浩：《束景南：“坐而论道”》，《钱江晚报》2013年8月30日）

先生晚年从事王阳明研究时，在浙江大学图书馆西溪分馆，又留下了新的传说：“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有好些年，先生早上开馆便来到图书室，坐到他的‘固定座位’，开始翻阅各类典籍，往往到闭馆方休。所谓‘固定座位’，因学生们皆知先生习惯，均会自觉避开先生常坐的座位。若先生已经在座，皆行注目礼悄然走过。曾听一浙大学子说过，束老师是图书馆的‘神’，若看不到他在馆里，好像整个图书馆都没了灵魂。且学生中间流传说，图书馆的藏书束先生都曾翻阅过。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藏书达百余万册，先生是否全部翻阅我无法确信。但我确实听到先生说他早已翻遍了浙大古籍所的藏书，浙大古籍所历史悠久，积累深厚，有自己的专属图书室，藏书达十余万册，其中包含善本古籍两千种、两万余册。”（王绪琴《性理合一 此心光明——怀念恩师束景南先生》）

先生在《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一书后记中说道：“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搜辑材料，二〇〇〇年进入写作，二〇〇六年申报为浙江省社科重点基地规划项目，二〇〇八年完稿，二〇〇九年修改定稿，二〇一〇年复申报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卒至二〇一二年出版，其间读书著述风雨曲折十余年，终日矻矻，穷年兀兀，唯埋头于书山文海爬梳剔抉，以寅恪大师‘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为座右铭，不敢稍怠疏忽，反覆修改，不断补正，终成是编，扪心自问，差可自慰矣。”我是2010年底，收到了两大册装订齐整的《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书稿复印件。整部书稿由一篇篇各自独立的佚文、异文辑考文字组成。这一篇篇辑考文字，明显抄撮、考辨于不同时期，这从各篇所用的稿纸，很容易看出：启东文化馆的、南通师院的、复旦大学的、杭州大学的、浙江大学的。一些篇章，前面的辑佚文字和后面的考辨文字，用不同的字体草就；有的篇章，前面的辑佚文字和后面的考辨文字，很明显是用不同的稿纸拼接而成。先生后记中所言，诚不我欺也。

2、妙手织锦

2015年底，我收到了一整箱的《王阳明年谱长编》的书稿。打开一看，有7大巨册，每册都装订得整整齐齐。翻开书稿，印入眼帘的，是那一行一行写在方格内、工整的、融入魏碑体意的楷体小字。7大巨册，130余万字，均是如此。浙江大学出版社前总编辑袁亚春先生登门拜访时，看到先生的手稿，大为赞叹。

《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手稿

《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由进入写作，到正式定稿，近70万字，前后近10年。《王阳明年谱长编》由进入写作，到正式定稿，130余万字，前后近6年。先生告诉我，《王阳明年谱长编》初稿完成后，他抄写整理了3遍，每次抄写，都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

责编《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王阳明年谱长编》两部书稿的过程中，我与先生多有交流探讨；在个别问题上，甚或有多轮的来回。先生在具体材料、具体考辨等问题上，多从善如流。我还建议先生，一些我认为略显大胆的观点，语气不要那么肯定；一些批判的话语，语气不要那么激烈，先生没有接受。先生说，他对自己的观点、结论有信心，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材料。先生还说，他的观点、结论就是让别人来批驳的，学术研究有争辩才能有进步。

3、“新手”著文

先生是一个勇于突破自己、勇于开拓新域的人：他年近六旬，毅然由朱熹研究转入王阳明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是如此。他年过六旬，发愿学开车，不仅克服了晕车的毛病，而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一次性通过驾考，取得驾照，是如此。他年过七旬，尝试用电脑撰写专著，是如此。

《王阳明年谱长编》出版后不久，先生找我要可以复制粘帖的电子文档。按社里的管理规定，我要在申请上写明电子文档的使用用途。我这才知道，先生正在练习用电脑写作《阳明大传》，要经常使用《王阳明年谱长编》里的材料。先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熟稔了电脑写作，作为“新手”，在两年不到时间内，完成了一百余万字的《阳明大传》的撰写。

以上，是于先生甚是琐细，而于我甚是深远的几件往事。兹以此小文，表达我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原标题：《从师琐忆——忆念束景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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