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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守望者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几十年来,在一批又一批西藏法院干警的接续奋斗下,在全国援藏干部的共同努力下,西藏法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全面深化改革,续写时代新篇。
今年9月,全国法院援藏援疆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指出,对口援藏援疆重在“对口”,要扭住对口援藏援疆的关键点精准发力,锚定受援地区战略定位和改革发展所需,通过审判业务援助促进提质增效,提升法院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为充分展现近年来援藏干部和西藏法院携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变化、新发展、新成就,本报推出“高原守望者”融媒体特别报道,以点带面、以小见大记录西藏法院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11月8日,桑日县人民法院“‘枫桥式’车载科技流动法庭”车辆载着办案法官和开庭所需设备,行进在前往增期乡米东村的公路上。本报见习记者 韦应龙 摄
一、当藏族阿佳看见流动法庭
海拔4600多米,沃德贡杰雪山脚下,冬牧场辽阔深远。一辆标着“流动法庭”字样的警车沿着增久曲缓缓驶来。
这里是西藏桑日。
立冬刚过,桑日县人民法院干警驱车80多公里、1个多小时,来增期乡调处一起离婚纠纷。
搭帐篷、挂国徽、调试设备,连串动作一气呵成,一个临时法庭很快在寒风中支棱起来了。
“那个山窝就是米东村。”顺着法官索朗巴珠手指的方向,不到3公里处,能看到一处村庄,那是站在他旁边那位阿佳的家。
“阿佳”是藏语,意为姐姐,是对年长女性的敬称。50多岁的藏族阿佳坐着儿子的小轿车,5分钟就到了开庭地点。这一趟,阿佳为儿子儿媳闹离婚的事儿而来。
还没开庭,不知结果咋样,阿佳心里有些忐忑。瞅着眼前忙活的法官,看到国徽慢慢高悬起来,她一开口,先用藏语说了句:“感谢党,感谢政府。”
从“马背法庭”向“车载法庭”跨越
索朗巴珠已经记不得这是他第几次带着流动法庭下乡。作为流动法庭巡回办案团队的重要组成人员,桑日县辖区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3乡1镇43个行政村,他去了个遍。
桑日法院车库里,共停了6辆流动法庭车。索朗巴珠对每一辆都爱不释手。
“最早一辆是2009年配的,‘霸道’越野,加上基础办案设备。缺点嘛,就是不够高科技,比如没有电子签章,院里就一个实体章,带出去其他人就用不了啦。”
“2016年配了第二台车,2019年又配了4台。这两次配的车就很高科技了,八个字概括,装备精良,轻巧便携。电子签章有了,我们当场就能出具有效文书,网络信号也强了,开到更偏远的牧区都有信号。”
仔细打量着这几辆车,索朗巴珠像一个将军在向别人介绍自己心爱的战马一样兴奋。“这辆车我们现在都还在用,底盘高,走山地牧场好使!”他拍了拍最年长的“霸道”,憨厚一笑。
西藏,人口少、密度小,每平方公里约3个人。从村民家到最近的人民法庭,走100多公里是常事。
群众居住分散、偏远乡村老百姓诉讼难,自然环境导致了这个客观难题。为了方便群众,法官要会骑马,背着干粮,跋山涉水,到草原牧区、青稞田间,就地解纷。
这是曾经闪耀在青藏高原之上的“马背法庭”。
2009年年初,西藏法院正式启动“车载流动法庭”。
所谓“车载流动法庭”,顾名思义,就是法院工作人员用车辆载着帐篷和简单的法庭设备等物品,到基层农牧区开庭审理案件、化解纠纷。
据了解,随着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基层特别是农牧区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司法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马背法庭”巡回审判已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这是西藏法院决定推出“车载流动法庭”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消息一出,就有媒体评价:“随着这种被称为‘车载流动法庭’车辆的启用,标志着西藏农牧区基层法庭正从‘马背法庭’向‘车载法庭’跨越。”
从2009年到2024年,15年间,“车载流动法庭”不断迭代升级。后来,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车载科技流动法庭”。
多了“科技”二字,让巡回审判多了几分现代化的味道。新一批的流动法庭车辆利用5G、人工智能技术,把全套现代化诉讼服务“装上车”,实现了全域立案、全域送达、智能庭审、诉调对接、当场裁判。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丹增罗布披露了一组新数据:“我们先后投入1亿余元专项资金,为全区基层法院配备了100套‘车载科技流动法庭’,实现了全区74个基层法院全覆盖。”
“除此之外,各对口支援法院也援助了相当一部分资金,极大地改善了受援法院的装备条件。”聊到这里,西藏高院行装处副处长赵玲动情地说,“这么多年来,‘车载科技流动法庭’作为全区重点项目,能够落实落地,并得到长足发展,离不开援藏政策的大力帮助。”
跨越山海,传承接力,从马背到车载再到科技迭代,高原上的公平正义跑出了新时代的加速度。
如今,只要是5G信号覆盖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车载科技流动法庭”与基层法院实现互联互通、案件信息即时交换、网上签章远程操作、法律文书当场送达。
以乡镇人民法庭为点、“车载科技流动法庭”为线、基层人民法院为面,点线面相结合全覆盖的司法服务网络体系建设逐渐成型。
“枫桥经验”带来了新灵感
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遇上与时俱进的“车载科技流动法庭”,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图杰贡扎,桑日法院白堆人民法庭庭长,想用一个故事回答这个问题。
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上的“软黄金”。每年初夏时节,冰雪消融,牧民们就迎来了虫草采挖季。
“从4月底到7月底,牧民们会放下其他工作,纷纷涌向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专注采挖虫草。”图杰贡扎说,这个时候也是法院最忙的时候。
这两年,桑日法院把“车载科技流动法庭”开到了虫草采挖地。在农牧民临时居住区,法院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局等有关部门,向农牧民宣讲法律法规,普及环保知识。
“一共7个虫草采挖点,每个点都要去,几拨人轮着去,一去就驻守好几天。”图杰贡扎在这方面的经验很丰富。
令人欣喜的是,辛劳没有白费。
以前,虫草采挖季滋生的大小纠纷有很多,进入法院的案件也比较多。现在,法院和各部门联动,把法律服务贯穿至纠纷排查化解全过程,火苗刚起就被灭了,成讼案件量自然而然降了下来。
桑日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旦增宗巴说,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带给他们的新灵感。
问题的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
桑日法院结合农牧区办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进一步挖潜“车载科技流动法庭”的司法服务功能,提出创建“‘枫桥式’车载科技流动法庭”。
变的不只是名字,是更多元的探索。“枫桥式”三个字带来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这就是我们的‘枫桥式’工作团队。‘车载科技流动法庭’﹢村(社区)﹢司法所﹢行业部门等,这就是我们的1﹢N工作新模式。”旦增宗巴拿起桌子上几大本厚厚的台账,展示工作团队走过的路。
巡回办案、排查纠纷、案件回访、案款发放、普法宣传……每到一处,工作团队会先跟当地村委联系,了解最近的矛盾苗头,做好指导调解,必要时参与调解。
台账里,排查日期、化解过程、处理结果,都作了认真记录,每起纠纷化解的工作场景还有拍照留存。
“定分,重在止争”,这句话在一本本台账里有了具象化的表达。
根据工作团队发现的矛盾风险点,桑日法院还逐步扩大了解纷“朋友圈”:与县人社局建立劳动争议纠纷的协调解决机制,与县工商联建立民营经济领域纠纷的协调解决机制,与县妇联建立家事纠纷的协调解决机制……
好的经验总是会被学习。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青藏高原大放异彩,越来越多的法院找到了工作新思路,“车载科技流动法庭”的潜能被进一步释放。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提升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效能。
如何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西藏法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如今,“车载科技流动法庭”已经成为西藏法院积极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的一个小切口,成为西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地法院“车载科技流动法庭”依托基层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与基层综治、维稳、民政、人民调解等多部门形成合力,推动矛盾纠纷及时排查、就地化解,并与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务热线,共同组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化司法服务大格局。
更多“枫”景在高原
高原之上,法官总会遇上不一样的体验。
“要找到可供执行财产,爬雪山、蹚草地找牦牛是常事。靠牦牛留下的脚印和粪便找到它们,再靠牦牛的年龄、雄雌、品种、肉质,判断市场价值。”
“分家析产的时候,得学着根据虫草的长短、品种、干湿程度,估算虫草的市场价值。”
“还要尊重农牧民的风俗习惯。比如他们说哪天不适合分家析产,那就是不适合,改天再来。这都得听他们的意见。”
谈起这些年奔赴现场的体验,桑日法院“‘枫桥式’车载科技流动法庭”工作团队有分享不完的心得。
在西藏,法官不好当。除了要跟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所以,在这里的解纷现场,不仅会看到常见的村干部、驻村干部和相关部门联合调解,还会看到有经验的老牧民、虫草商人,甚至牦牛屠夫等各种角色,他们负责为法官评估财产提供参考意见。
调解这朵“东方之花”,在高原凝结出了别样的东方智慧。
西藏高院立案庭副庭长熊红利对基层法院的多元解纷做法很了解。他说:“这些年,援藏干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宝贵的先进经验,全区74个基层法院打造出很多有酥油茶特色、有虫草味儿的好‘枫’景。”
在那曲,“羌”和安多“嘎阿缇”解纷工作室内,法官指导人民调解员成功调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当场签订调解协议书,法院线上司法确认;
在日喀则,法院指导村(居)完善纠纷预防、排查、调处机制,推动创建25个无讼村(居)示范点相继挂牌;
在昌都,依托中心人民法庭,基层人民调解“865”工作机制与多元解纷机制有效衔接,乡镇司法助理员、妇女维权员、公安民警、驻村工作队等解纷主体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打造出共同参与、共同协作、共同治理的昌都解纷模式;
还有“邻家法庭”“庭所共建”“夏曲经验”“古露模式”……越来越多的多元解纷品牌在高原叫响。
从数据上看,成效是显著的。
以2023年为例,西藏法院近八分之一的基层法院案件量呈下降态势,降幅最大的为37.1%;全区人民法庭共组织诉前调解1893次,参与多元解纷1004次,指导调解纠纷585次,开展法治宣讲1600场次,解答法律咨询2555次,人民法庭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稳步推进。
站得久了,高原上的风越发凌厉。
索朗巴珠“背对背”调解了两个多小时,口干舌燥。这场离婚纠纷处理起来并不那么顺利,办案团队决定择日去小两口家里看看,了解更多情况。
“开饭啦!‘阿佳’来简单吃点。”庭审结束,书记员叫来当事人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一同就餐。
土豆、馒头、糌粑、藏鸡蛋、酥油茶在草地上一一摊开。
“这是我们每次出远门的标配,快尝尝!”以天为幕,以地为席,一群人在雪山脚下就地“露营”。
吃完饭,“车载科技流动法庭”还要开去下一个牧场,对一起赡养费纠纷做案件回访。
二、几本老书翻开西藏新的一页
拉萨,初雪刚过,阳光和煦。
罗堆西路1号,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援藏干部王飞的办公室书柜里,最显眼、易拿取的位置,放着一本泛黄的老书——《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
这是他两年前从北京背过来的“教材”。
东郊西藏会展中心,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成就展,有限的政法单元空间里,几本老书《民事诉讼文书样式》《法律术语》《裁判文书》占据一席之地。
这也是“教材”,是西藏法官培训系列用书。
从几本旧教材开始,这几年,西藏的审判工作翻开了一页又一页新的故事。
从审判业务抓起
“就差那曲没有去过,走之前争取去一次。”
王飞,最高人民法院派来的三年期援藏干部,援藏期间任西藏高院副院长,分管刑事审判工作。
西藏全区6市1地区,从2022年7月抵达拉萨报到那天起,王飞的脚步就没有停过。他指着办公室墙上张贴的西藏行政区划图,介绍着前往各地开展工作的经历。
“通过调研,我发现,总体而言,全区的刑事案件总量不大,但基础薄弱,干部的整体能力素质与内地法院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不能够满足工作需要。”
要抓的工作有很多,从哪里开始抓起?王飞拿出书柜里一本泛黄的书说:“就从这里抓起。”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2003年编写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书已经被翻散架了,王飞又找人把它重新订了起来。
“撰写审理报告、裁判文书,这是法官办案的基础功。之前,法官交上来的文书样式五花八门,后来我就提出要求,必须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文书样式规范来写。”
两年多来,经王飞手的审理报告、裁判文书很多,每一份他都会认真看、仔细改,现在大家提交的文书质量好多了。
西藏高院刑二庭副庭长次登罗布明显感觉自己这两年成长得很快,不仅因为从王副院长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实务经验,两次参与讲师团培训的经历也让他受益匪浅。
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把王副院长为期三年的援藏指导比作春风化雨,那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的授课就是精准滴灌,二者缺一不可。
次登罗布提到的讲师团,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中央关于对口支援决策部署、支援西部地区法院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从2006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定期组建讲师团巡回授课,讲师团成员均为相关业务领域的专家型法官、教官。
“这两年,西藏电信网络诈骗多发,在这类新型案件中,该如何正确区分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没有参加讲师团的培训之前,次登罗布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2023年,他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讲师团。“通过专家的讲解,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次登罗布说,讲师团每次来授课之前,会向西藏高院征集培训需求,高院则会搜集整理三级法院遇到的共性问题反馈给讲师团。
“老师带着问题授课,我们带着问题听课。这就是精准滴灌。”翻着密密麻麻的听课笔记,次登罗布已经开始期待讲师团下一次的到来。
西藏高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白玛旺姆这两年也积极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的授课培训。
虽然是从业26年的法院“老兵”,她仍觉得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实在需要。
“去年,讲师们把树立现代化的审判理念作为授课主线,把‘抓前端、治未病’、双赢多赢共赢、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等新时代司法理念融入到授课中,对我的启发太大了。”
白玛旺姆说,那一次培训让她突然意识到,民事审判中的“穿透式”审判思维,在行政审判中同样适用,可以有效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除了集中授课,讲师团还会利用业余时间,克服高原反应,赴中、基层法院调研,现场答疑、手把手教学,很多干警都专门带着案子来,听完课带着答案走。
扎实的审判业务功底是人民法院工作的刀刃,强化业务指导,久久为功。
从跟着“教材”苦练基本功,到学习如何审理新型案件,再到与时俱进更新现代化审判理念,这些年,西藏法院干警如饥似渴地习知识、练本领。他们说,有幸遇上最好的时代。
向见怪不怪的现象“开刀”
沿着拉萨河一路向西,距离西藏高院13公里的热噶曲果路12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选派的首位三年期援藏干部、现任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马洪涛选择了向审判工作中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开刀”。
“拉萨法院案件量占全区法院案件总量35%以上。人案矛盾突出。”
凭着在江苏高院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马洪涛发现,拉萨法院在司法改革领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他决定“向改革要效率,向改革要正义”。
“2022年7月,我来拉萨中院报到,这一年7月之前,全市法院适用小额诉讼案件只有8件。这就是问题啊,繁简分流不到位,基层法院对小额诉讼不敢用、不会用,总体办案周期自然就长,一些案件也会程序空转。”
马洪涛说,小额诉讼程序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合法程序,但因为拉萨没什么人用,就一直没有用起来。
这一年年底,拉萨各县(区)法院收到了一份通知——《关于印发〈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基层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规则指引(试行)的通知〉》。
就这样,通过制定规则指引,明确进度要求,加强通报督促,强力推进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截至今年6月,拉萨全市法院小额诉讼适用率从不到1%上升至20%以上,在全区遥遥领先。
将依法简化程序作为提升效率的抓手,充分释放民事诉讼法制度红利,马洪涛同步在做的,还有一件事——推进民事二审独任审理。
“我刚来的时候,拉萨中院所有民事二审案件都是采取合议庭审理方式。但合议庭成员常常因为各种情况凑不齐,这就导致一些案子迟迟开不了庭,严重影响办案效率。”
马洪涛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情形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二审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是可以采用独任制审理的。这也是他在江苏高院积累下来的经验。
很快,他组织动员简案团队,制定民事二审案件适用独任制审理的工作规则,统一程序性文书格式,带领大家理顺简案快审思路。
今年上半年,拉萨中院简案团队二审独任审理案件占比超过40%。在全区法院“分调裁审”试点工作总结推广视频会议上,拉萨中院作为唯一一家中级法院作了经验交流。
从全区层面看,2022年,全区法院适用小额诉讼和速裁程序案件955件,2023年5184件,2024年至今5183件,呈逐年递增趋势。
这几年,西藏高院着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成了民事诉讼繁简分流等一系列改革,办案质效得到明显提升。
把审判管理的功课补上
2023年以来,“审判管理”这个词在西藏法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法官们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审判管理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审判管理是司法审判业务工作的中枢,实现审判工作现代化,审判管理是保障。”
提及审判管理,西藏高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四级高级法官助理吴慷提到这样一句话。这是他去年从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会议精神中学到的知识点。
“客观地讲,西藏法院审判管理工作起步晚、底子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吴慷坦言,从西藏法院整体上来看,审判管理工作发展滞后是共性问题。
这两年,最高法新一届党组高度重视审判管理工作,西藏高院党组认真贯彻落实,加上援藏兄弟法院的加持,有力推动了全区法院审判管理的中枢职能不断凸显。
针对审判管理工作存在虚化、弱化的问题,2023年,拉萨中院指导全市8个基层法院强化审判管理办公室职责,或确定专人专岗负责审判管理工作,并定期组织开展审判管理工作调研、司法数据分析研判、审判团队运行情况分析等,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强化承上启下、连接各方的枢纽作用。
“此前,我们存在以鉴定为由,人为扣除或延长审限,不当拖延案件办理的情况。审管办发现问题后,每月牵头下发全市法院司法辅助工作动态,全面客观通报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对外委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要求,有效倒逼业务部门规范司法鉴定行为,类似情况大大减少。”拉萨中院司法辅助办公室主任赵慧卿深切体悟到了审判管理的正向作用。
西藏高院的审判管理工作则从全面分析全区法院审判执行工作运行情况抓起,向着清理长期未结案件“开炮”。
2023年,西藏高院分别组织开展全区法院“清积案、提质效”和“强作风、清积案”两个百日专项行动,清理长期未结、未执案件590件。
为有效巩固行动成果,西藏高院先后制定《全区法院案件审限管理规定(试行)》《西藏法院长期未结诉讼案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进一步强化审限变更管理,扎紧延、扣审审批口袋。
数据分析是审判管理的传统职能,也是为党组做决策的重要参考,仅靠文来文往是不够的。
西藏高院每季度组织召开全区法院数据会商会议,定期对全区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加强条线指导。
“各地法院已经把数据会商作为发现问题短板、交流会商对策、共同整改提高的重要工作举措,确保问题发现得更准,措施部署得更实,这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普遍共识。”
从文来文往,到面对面会商,吴慷觉得,手头上负责的这摊工作慢慢找对了路数。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拉萨河又到了旱季。
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拉萨河偏偏与众不同,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滋养着这片大地。
王飞依旧在拿着那本“教材”,核校修改裁判文书,落实好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责,文书格式不能出错是基础。
马洪涛还要继续赶往全市18个人民法庭调研。他说,基层就是一本书,他要好好看,找准下一个改革着力点。
吴慷的办公桌上,关于审判管理的文件和书籍摞了一沓又一沓,“审判管理”是篇大文章,要补的课还有很多。
援藏政策不断推进,西藏法院干警接续奋斗,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审判理念、机制、方法,正在从书本走向现实,渲染出西藏审判工作现代化新的篇章。
三、执行遇“道”
连绵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汹涌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将西藏墨脱揽在高山峡谷间。
如何修通一条路,从褶皱的大山中走出来,成为一代又一代墨脱人心中持续的希冀。
2013年10月31日,波密至墨脱的公路建成通车。“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变成了“全国最后通公路的县”,墨脱县门巴族、珞巴族、藏族人民终于圆了走出大山的梦。
对墨脱县人民法院来说,“通路”还意味着更多含义。
打通内部“通道”
今年8月28日,在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一安排下,墨脱法院派出2名执行干警,参与为期1个月的两级法院“执行亮剑”集中执行专项行动。
执行干警不畏山高路远,顶着酷暑高温,分别前往四川省遂宁市、巴中市等8市17县19乡(镇)、22村(居)户,开展财产调查工作,行程9000余公里。
此次集中执行行动中,墨脱法院共办理执行案件45件,其中包括协助波密县人民法院办理22件、协助察隅县人民法院办理2件,共执行到位案款7万余元,查封房产1套、调查走访50人次,约谈被执行人5人次,结案8件,形成财产调查回执材料110余份。
墨脱法院的执行干警说,这是墨脱法院历史首次参与区外异地执行行动。
墨脱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圈围,地处喜马拉雅地震带,雪崩、地震、塌方、泥石流高发,路修了又塌,塌了又修,与外界的联系艰难而稀少。
通路之前,墨脱法院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集中执行行动,一是没有路,出来一趟费劲;二是案子相对较少,基本无需通过集中执行的方式解决。
通路之后,干警可以更快更安全地从墨脱走出来,这让集中执行有了可能性。而跨地区性商贸往来的增多,也使得执行案件多了起来,集中执行有了一定的必要性。
站在执行指挥中心大屏幕前,林芝中院执行局副局长张文斌讲起了这几年的变化。
“不只是墨脱,这几年,6县1区法院联动执行,基本无障碍。集中执行、协同执行开展得很顺畅,交叉执行逐渐被重视起来。我们也打开了新思路,比如前段时间,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法院就有一起案件被交叉到了日喀则的一家法院。”
据介绍,林芝法院探索形成“指挥中心﹢执行团队”工作模式,全力打造一体化联动执行机制,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一体推进两级法院执行工作整体高质量发展。
西藏高院执行局副局长王友刚对林芝和墨脱的执行工作很是关注。
“联动越来越顺畅,这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法院与法院之间的联动外,法院内部部门的协调配合也越来越顺畅。”
王友刚拿出一份文件,这是2023年10月西藏高院下发的《西藏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实施意见》。
“这个文件下发不久,各级法院随即组织召开‘立审执’业务协商会,对标工作指引,将‘可执行性’理念贯穿于调解、立案、保全、审判各环节,各部门对标对表梳理改进,形成相互配合、紧密衔接的良性互助。”
一系列组合拳下来,内部“通道”就这样一点点被打通。“立审执”衔接脱节、执行部门“单打独斗”的问题逐渐得到缓解。
找准工作“门道”
“历史司法第一拍!”
今年4月1日,墨脱法院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推文,拍卖一个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的商铺。
正如这篇推文标题所言,这是墨脱法院历史上首次网络司法拍卖。
“一些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常见的案件类型,对我们而言,可能就是没见过的新类型。”墨脱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助理马映贤说。
之前的墨脱法院,执行案件较少,案件类型和执行模式也比较单一。通路之后,执行案件类型多样、数量增加,很多情形从来没有遇到过,干警们亟需业务指导,开拓思路。
今年3月,墨脱盼来了第一位援藏法官。来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的李海龙,有着6年执行工作经验,来墨脱法院报到后,执行是他主抓的工作之一。
“如果把墨脱法院比作一个年轻人,那顺德区法院就是一个中年人,我要做的,就是带领这个年轻人,把中年人在年轻时走过的坑都一一避开。”面对墨脱法院当时的执行局面,李海龙知道,很多工作要做在前头。
今年8月15日,受西藏高院执行局邀请,李海龙和西藏三级法院执行干警交流了运用心理战术办理执行案件的经验,并分享了网络司法拍卖“避坑”的实战方法。
林芝中院执行局书记员万芳位对这堂课记忆深刻:“通过这次授课,我们掌握了很多先进方法和宝贵经验,有些情况我们目前还没遇到,但以后碰到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加强援藏干部指导和区内外专家培训,丰富执行经验,完善执行机制,是西藏法院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工作。
林芝中院执行局法官助理余炼炼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份正在修改中的文件——《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案款发放监督管理规定》。
“这个规定我们之前没有,执行案款管理也不规范,去年来了一位深圳中院的援藏法官王智锋,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起草了这份文件。”余炼炼说。
“除了这份文件,援藏短短一年间,他还带头制定了强制腾房工作指引、恢复执行案件立案的规定、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办理规范等8份文件,推进执行工作越来越规范。”
张文斌说,他今年才调到执行局工作,这些文件是他快速进入新角色的抓手。
今年9月2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讲师团赴林芝授课。
“要做好执行案款‘一案一账号’模式的闭环管理。”
“强化执行案款流程节点的监督。”
授课中,广东高院执行局法官黄海锭几句话,再次打开了林芝中院执行干警的思路。
“通过这堂课,我们发现,此前制定的执行案款发放监督管理规定,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完善。”余炼炼目前在做的,就是草拟这份文件的改进方案。
在西藏,像这样的例子,这几年举不胜举。
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地法院选派了一批又一批执行业务骨干、专家,采取半年、一年短期援藏的方式,对相关中基层法院开展点对点的专项援藏工作,“传经送宝”,开拓思路,有效提升了西藏法院执行队伍整体素质。
联动外部“开道”
人难找、财难寻,一直以来都是制约执行工作的瓶颈。墨脱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墨脱法院执行局干警大多记得2022年4月的一起执行案件。那是他们第一次联动公安机关成功布控被执行人。
“当时,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我们多次电话联系被执行人,但对方一直拒不履行支付义务,所以就启动了与公安机关的联动机制,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布控措施。”
“没过两天,就接到公安机关电话,说在山南乃东区高速路检查站布控到了被执行人。首次联动布控,我们没有经验,路程又远,无法及时接控,还是林芝中院执行局协助我们到山南市乃东区人民法院对接的布控人员,往返得有800多公里。”
“一名被执行人当天履行完毕,剩余一名由中院执行局接控后带回。”
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大家回忆起来还是很激动。
早在2020年,墨脱法院就召开过执行联动联席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委政法委等单位出席会议,县16家单位负责人及墨脱法院各庭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共同助力切实解决执行难。
几年来,随着相关工作不断推进,“执行联动”逐渐从文来文往变成了“硬核”行动,在一起起执行案件中见真章。
扩大查人找物的“朋友圈”,是破解执行难的有效举措。这几年,包括墨脱在内的林芝两级法院都做了不少探索。
2023年,林芝中院分别与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建立执行联动协助机制,目前,林芝中院拓展的外部执行联动成员单位已达44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与市自然资源局建立了‘点对点’机制。这意味着法院可以自主完成对不动产的在线查询、查封等操作,以前是向对方提出定向需求,然后被动等待反馈。”张文斌说,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能有目前的局面是下了很大力气的。
在西藏高院执行指挥中心,王友刚拿出了一组数据:
“今年以来,截至11月底,公安机关布控失信被执行人3000余人次,查询、查扣车辆千余辆次;办理涉公积金执行案件300余件,冻结划扣金额900余万元;依法办理涉农民工权益保障案件1900余件,到位金额3100余万元。”
这是西藏高院联动其他部门开展执行的部分成绩单。
在王友刚看来,“执行难”是社会各类矛盾的综合反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党委领导,调动社会力量齐抓共管。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成立了全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协调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全区有38家成员单位为破解综合治理执行难支招。”王友刚说,这几年执行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底气就来源于这里。
依托联席会议,西藏高院不断深化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结合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实际,与人社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执行联动协作机制的意见》,与住建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联动机制的意见》,与公安厅建立了“执行联动办公室”……
从“单独执”到“联合执”,法院“单打独斗”的局面已成过去式,“联而不动、动而乏力”的问题迎来了改观。
湍急的雅鲁藏布江日夜奔流不息,林间的雾聚了又散。
在墨脱,可以看到很多带有K和数字的地名。24K、52K、80K……这些原本是修建公路时标注里程的桩号,正常情况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于墨脱而言,每一个增加的数字都是一座难以磨灭的丰碑。
从2013年到2024年,通路11年间,墨脱法院的执行工作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既“走出去”又“请进来”,多方联动,全面发力,坚决扫清“拦路虎”,走出了自己的节奏,留下了光荣的足迹。
墨脱就像是看西藏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漫漫高原执行路,虽难且行。锚定“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西藏法院正在蹚出一条现代化的执行之路。
来源:人民法院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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