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豪︱“二六”大轰炸与徐永煐的检讨

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解放。5月下旬，徐永煐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副处长，次年2月初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代理主任（徐庆来《徐永煐纪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18页）在此期间，上海遭遇了震惊全国的“二六”大轰炸。因为当晚放行了一份电厂向美国总公司报告轰炸损失的电讯，徐永煐还为此作了深刻的检讨。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仍不甘心，转而使用舰艇封锁大陆海岸线，使用飞机袭扰大陆重要城市。从1949年6月起的一年间，上海遭到敌机侵扰多达七十余次（《关于“二·六”轰炸前后本市人防工作情况资料》，1962年，上海市人防办档案）。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召开军事会议，通过了对上海的发电厂、自来水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重要设施进行广泛轰炸的决定（《上海军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486页），试图通过全面破坏上海的重要设施，来造成这座大都市经济和生活的瘫痪（杜江彩，《1950年上海“二六”轰炸研究》，东华大学历史系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轰炸机十四架、战斗机三架对上海实施轰炸，在一个半小时内投下五百磅炸弹六七十枚，炸毁房屋两千余间，炸死炸伤市民一千四百多人（《关于“二·六”轰炸前后本市人防工作情况资料》，1962年，上海市人防办档案）。这就是著名的“二六”大轰炸，堪称上海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此次空袭中，上海五所发电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卢家湾法商电车公司、浦东电气公司）均成为国民党飞机的主要轰炸目标，其中当时上海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损失最为惨重，十枚重磅炸弹直接命中厂区。主要发电设备中，四台循环水泵、四台锅炉、一台透平发电机、四条输煤皮带严重损毁，九台锅炉、四台透平发电机部分损毁；职工伤亡多达五十九人。输出动力占整个上海四分之三（数据来源于徐永煐检讨）的杨树浦发电厂，在轰炸的瞬间发电负荷骤降为零，所有电力设施停止了运转。突如其来的灾难导致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产，绝大多数街区失去电力供应，自来水供应困难，交通秩序混乱，城市陷入一片恐慌（刘统，《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163页）。

轰炸过后，徐永煐立即来到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查看损失情况。电力公司的业务经理汪经镕告诉徐永煐，要打电报给美国总公司呼吁阻止再炸。离开电厂后徐永煐马上与上海市市委、公用局有关人员一起商谈轰炸之后的善后、治安等问题。

傍晚时分，徐永煐回到外侨事务处，和上海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提及汪经镕电报的事情，黄华说国际电台已把电报送来，请外事处确认是否需要扣发。徐永煐向黄华确认了电报内容，与汪经镕所说的完全一致。忙碌了一天的徐永煐认为，杨树浦电厂被炸的消息，可以向外界披露国民党的罪行，因此没有必要扣发。黄华同意了这个判断，随后通知国际电台发出电报（上海真如国际电台是当时唯一由国家经营的国际通信机构，使我国与世界各大城市直接或间接通报通话）。

深夜到家后，徐永煐躺在床上仍在回想那份放行的电报，下午未及确认原文，而且电厂方面使用的是明码无线电报，如果报告内容不只有电厂被炸，还报告了具体损失情况，岂不是成了国民党最好的情报材料？由于是明码电报，对方甚至能够马上收听到具体内容，更可怕的是，如果据此信息修正轰炸计划，国民党方面可能会考虑阻止电厂的修复工作或采取进一步的摧毁行动，那么电厂还将遭受更大的损失。次日一早，徐永煐马上向黄华再次询问电报内容，了解到其中开列了杨树浦电厂被损坏的锅炉、透平发电机的情况。徐永煐感到，昨晚自己放行这份电报，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徐永煐心情沉重地自我批评道：

我们也必须尽可能的修复和维护现有的发电设备。革命工作必须发挥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有利条件，避免任何有害行动，一点一滴的来累积战果，减少损失。粗枝大叶，缺乏警惕，在严重时机，紧要关键上不审慎的，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单凭主观了解来轻率提出，足以产生严重后果的意见，这是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的表现，必须纠正的。电讯工作人员把这个电报送检，这表明他们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我的错误意见所引起的不扣发这个电报的决定，把他们的正确认识混淆了。因此必须在他们面前检讨和纠正我的错误。

他非常担心因自己的错误判断而放行电报，可能会给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造成严重的后果，请求上级给予他处分。

徐永煐的担心不无道理，当时的上海防空实力薄弱，无力抵御飞机空袭。大轰炸后的次日，国民党飞机三次飞临上海确认战果，2月8号又有大编队机组轰炸上海。而且在上海解放之初，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抵沪从事破坏活动。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独立台台长罗炳乾秘密潜入上海后，为台湾当局提供了大量的轰炸目标，并报告轰炸效果。虽然1月底罗炳乾就被上海公安逮捕，但国民党方面还是根据他之前提供的情报，完成了“二六”大轰炸。2月7日下午，作为“二六”大轰炸的主犯，罗炳乾被上海公安局执行枪决。

轰炸发生之后，上海市卫生局立即开展救护工作，收容伤患，为市民提供紧急医护服务。上海市人民防空治安委员会整合政府、社会组织、群众等各种资源，建立起覆盖全市的救护网络，不仅将国民党飞机已经造成的伤亡减少到最低，而且为能预见到的潜在危险准备了充足的救护力量（张犇《1950年上海大轰炸》，110页）。笔者另收藏有一份1950年2月9日，嵩山区卫生事务所所长王宗元致函卫生局，申请为东南平民诊疗所成立防空急救站的报告。报告中写道：

顷准东南平民诊疗所二月七日函为：“日来匪敌为作垂死挣扎频以机群轰炸本市损失甚大尤以市民惨遭死伤为数甚众该所有鉴于此并本服务人民之宗旨自即日起拟组织防空急救站以减免市民伤害而济危急函请准予成立”等由。

此次轰炸的目标之一，卢家湾法商电车公司受损不大，但如报告所说，炸弹给附近的嵩山区与卢家湾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八百多户受灾，死难人数中的七成均来自这两个区。

轰炸发生后，除上海方面积极应对之外，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联应中国政府请求出动空军给予支援，并屡次击落国民党进犯战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海南岛，剑指舟山群岛，迫使国民党撤离这座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以及美国政府也向台湾当局施加了压力。得道多助，1950年5月底，上海领空彻底解放，防空作战取得胜利。

在“二六”大轰炸中损失最大的杨树浦发电厂，于1950年12月30日实行军事管制、收归国有，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应上海市政府节能减排的要求正式停产；徐永煐则北上进京，呕心沥血十年，主持翻译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英译工作；而人员伤亡最大的嵩山区与卢家湾区，也合并到了如今的黄浦区。“二六”大轰炸纪念碑树立于徐家汇路泰康路路口，当年受创最甚的棚户区，今天已是车水马龙的商业中心。它默默地提醒着人们，勿忘那段沉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