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大学的讲座和图书馆应该向公众开放吗？

百年前，陈望道请鲁迅去复旦当时的附属中学演讲。一位中文系学生记下演讲稿，投给报纸刊出。另一位学生，则将自己的记录寄给鲁迅过目；后来，他成为鲁迅最优秀的学生徐梵澄。不少为人称道的民国学术著作，也来自年轻人的这种速记。

时过境迁，今天的一些大学，却将特聘教授讲座的听众限定为本校、本专业的学生。特聘教授往往在学术上有过人之处，或是能结合理论与实践，在象牙塔之外做出一番成绩。任何学校的学生，都会从他们的讲座中获益。然而，特聘制是少数预算雄厚的大学才能负担得起的。将其他院校的学生拒于门外，加剧了这些院校和一流大学间资源的差距。同时，不让本校其他专业的学生参与讲座，则不利于培养广阔的学术视野。

大学肩负传播知识的社会功用。特聘教授的讲座，理应像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那样，向公众开放。要解决场地的限制并不难，可选用大礼堂，同时为本专业预留位子和提问时间。也可为校外学生开辟远程会场，从而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

大学图书馆，也应当对公众开放现场阅读，同时与公共图书馆建立馆际互借。这样一来，公众可以通过地方或社区图书馆，借阅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而遇上本校馆藏已被借阅，学生也不用出校门，就能借到其他图书馆的副本，达到资源的最大利用。这个体系，美国一些州做得最为成功。读者在州内跨馆借阅，一般不会产生额外费用。在中国，只要互借费用实惠，就不用担心藏书较多的图书馆人满为患。

要知道，饱学之士往往不在大学教书。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存在，无异于向学生示范了多样的学术观和生活方式。我在大学时，就遇见一位自称荷马追随者的大叔，对那两部史诗烂熟于心。凡是荷马史诗的课，少不了他的身影，还能用证据说服教授。另一位学者刚刚退休回乡，给我单独上了几次课，传授了她藉以成名的抒情诗。我在图书馆的小桌子，紧挨着一个陌生的姓氏。一年后才知道，那是隔壁研究院的教授，学风比我的教授更为雄奇，于是从他问学。这些，在森严壁垒的大学图书馆，就没有可能发生。

若是担心名校图书馆沦为景点，一方面可以像大英图书馆那样，为读者办理现场阅读证；一方面严格执行馆内守则，取消喧闹者的阅读资格。至于不少大学担忧的安全责任问题，则需要制订相关法规，按公共场所事故处理，以反映大学图书馆的社会功能。这样，一些学习能力超前的中小学生，也能在大学图书馆找到依归；而不至于学有余力，却因条件限制止步不前。

（作者为牛津大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