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阿拉伯统一与东方主义偏见的交锋

1919年2月6日，巴黎和会开幕后的第19天，奥赛码头（法国外交部）迎来了一位名叫费萨尔的阿拉伯王子。这位36岁，出身麦加名门的费萨尔王子，在4个月前刚刚率领阿拉伯军队接管了被奥斯曼帝国统治达400年之久的大马士革。此时此地，他作为他父亲汉志国王侯赛因的特使，要代表阿拉伯人，向“十人委员会”（美英法意日各两名代表）阐述建国诉求。面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问题——“是否愿意接受一国或多国（对阿拉伯人）的委任统治”，以及有代表对阿拉伯人的负面言论，费萨尔回应道：

我代表我父亲来到巴黎参加和会，要求从土耳其统治解放出来的阿拉伯土地能得到完全的独立和统一……（我的）原则是阿拉伯统一。阿拉伯人为此而奋斗。我不能容忍别人分割我们的土地，我（为阿拉伯人）寻求独立……我的民族有着厚重的文明遗产，当我们处在文明巅峰的时候，你们所代表的民族还处在尚未开化的动荡时期。对于这个贡献了所有文明的民族（阿拉伯民族），我要求你们不要出卖她。

这就是费萨尔用阿拉伯语向国际社会传达的声音。这位身着阿拉伯长袍的阿拉伯王子，给在场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首相劳何·乔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费萨尔睿智的面容和一双明眸在任何场合都会给人留下印象。”而美国国务卿兰辛则认为“任何人看到费萨尔，都会不由自觉地认为他天生就是领袖 。”

巴黎和会期间的费萨尔（前排穿阿拉伯服饰者）、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排右起第二人）、努里·赛义德（中排左起第二人）。努里·赛义德后来多次出任伊拉克首相，也被视为亲英派的代表，1958年7月惨遭横死。

对于费萨尔这次表现，伊拉克学者阿里·阿拉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阿拉伯人在国际舞台的首次登场”。但这次登台，真的为阿拉伯民族争取到了什么呢？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阿里·阿拉维用英文为费萨尔书写的传记。阿里·阿拉维曾在2004年担任伊拉克国防部长，2005年担任财政部长。

费萨尔王子

费萨尔，1883年生，哈希姆家族的侯赛因之子。侯赛因作为哈希姆家族的成员，世袭了麦加的谢里夫一职，在阿拉伯半岛乃至伊斯兰世界都有着崇高的宗教权威。也正因为如此，老侯赛因在继任谢里夫一职前，就出生在奥斯曼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并居住多年。而费萨尔在10岁的时候，也随家人寓居君士坦丁堡，还学习了英语和法语。无论奥斯曼帝国将其安置京城的目的如何，君士坦丁堡较为开放、发达的环境，无疑让出自阿拉伯半岛的费萨尔眼界大开。当然，奥斯曼中央对哈希姆家族的优待、拉拢并没有换来他们的忠诚。按照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叙事，青年土耳其党控制奥斯曼帝国后，在境内的阿拉伯地区大肆推行“土耳其化”政策，激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不满。一战期间，哈希姆家族便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掀起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大起义”，其口号也由起初的“清君侧”转向争取阿拉伯民族的独立。

根据约旦哈希姆王国官方创办的阿英双语网站——“哈希姆王室”，麦加的谢里夫有管理汉志，掌管禁寺和朝觐事务的权力。“汉志”，又译“希贾兹”，阿拉伯半岛西部的红海沿岸，含有麦加和麦地那两个伊斯兰教圣城。一战期间，哈希姆王朝虽然希望在阿拉伯亚洲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王国，但只是建立了汉志王国。

不过在一战前夕，也就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在阿拉伯地区推行民族通化政策的高压时期，哈希姆家族仍是奥斯曼的臣子。1911-1912年，刚满30虚岁的费萨尔还指挥奥斯曼军队在阿拉伯半岛征讨其他叛乱部落。之后，他便作为奥斯曼官员管理吉达（今天沙特阿拉伯在汉志的港口城市）。但4年后，费萨尔和他的家族，便在英国的协助下（例如著名的“阿拉伯劳伦斯”），将矛头对准昔日的朝廷，率领阿拉伯人在汉志、叙利亚（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言的“叙利亚”接近于“大叙利亚”一词，大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及土耳其南部与叙利亚接壤的地区）与奥斯曼军队血战。1918年10月1日，费萨尔王子便率军接管了大马士革。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退出战争，沦为战败国，而费萨尔则于同日在大马士革成立阿拉伯政府。再加上战时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含阿拉伯基督徒）的交往，费萨尔王子此时在大叙利亚地区颇具人望，因此他便以汉志王子的身份，代表他父亲侯赛因，代表亚洲的阿拉伯人在国际舞台上传达阿拉伯人的独立和统一诉求。

哈希姆家族试图通过亲西方（或者说是协约国集团）的立场选择，实现振兴民族、光耀门楣的宏伟蓝图。这种依靠西方的憧憬在当时的阿拉伯东部地区，甚至亚非拉世界的其他地区也是颇具人望。可是随后的残酷的现实却告诉阿拉伯人，这种指望别人的想法，逃不出“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失落。

费萨尔的统一：既不完整，更不成功

费萨尔呼吁阿拉伯统一并不绝对。首先，与后来那种呼吁西起直布罗陀，东及阿拉伯湾（波斯湾）的阿拉伯统一不同，一战时代的阿拉伯统一主要局限在亚洲地区，并不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地区，甚至有时不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内陆沙漠（例如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内志地区）。这从著名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讯中》（一战期间，费萨尔之父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的通讯）就可以看出，哈希姆家族所希望建立的阿拉伯王国并不包括北非地区。

第二，即便在亚洲范围内，费萨尔在巴黎呼吁建立的阿拉伯国家，并不包括父亲领导的汉志王国。哈希姆王朝似乎放弃了家族内部的绝对统一。再考虑到英国的利益，费萨尔也排除了英国占领的亚丁（今也门南部港口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等地。而对于沙特王朝控制的内志地区（可大致理解为阿拉伯半岛的内陆地区），哈希姆王朝的态度似乎比较模糊，但更重要的是根本无力触碰。

可见，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所呼吁的阿拉伯统一，非但局限在埃及以东的阿拉伯亚洲地区，甚至不包括阿拉伯半岛，主要也就是大叙利亚地区和今天的伊拉克（有时人们也把伊拉克视为大叙利亚地区的一部分，但后来往往用“肥沃新月地区”指代大叙利亚+伊拉克）。有时，费萨尔似乎更重视的大叙利亚地区的统一，甚至不包括伊拉克。

即便是费萨尔所呼吁的统一范围，他也承认各个地区在经济和社会上存在差异，故而建议采取非中央集权的政体，而是保证边界的开放，以及铁路和电信的联系。阿拉伯学者哈勒认为，费萨尔其实是想“在阿拉伯东部地区建立由他父亲领导的阿拉伯人统治，里面有诸个小国。”

《泰晤士报》在1919年2月6日描述费萨尔的统一计划。从中可以看出，费萨尔的阿拉伯统一计划，在范围和央地关系上相当不彻底，甚至可以暂时牺牲独立，接受某一大国的“委任统治”。但就客观环境而言，费萨尔的想法何尝不是委曲求全的无奈之举。

但哈希姆家族的统一计划，早就被英法之间的利益勾兑所牺牲。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一方面含糊许诺哈希姆家族建立统一阿拉伯王国的诉求，另一方面却又和法国秘密瓜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亚洲地区的领土，也就是著名的《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如此，伦敦可谓是把大叙利亚地区的主要区域同时许诺给了法国人和哈希姆家族，这在战后必然撞车。虽然英法两国就此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也有分歧，但出于对英法关系的重视，伦敦自然会牺牲他们的阿拉伯盟友，甚至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民心。

对于西方列强的“托管”，在1919年6月成立的叙利亚大会予以强烈回应，他们抗议对叙利亚的瓜分，并要求完全独立，拥戴费萨尔为国王。为此，叙利亚大会希望得到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可见，当时的美国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威尔逊政府却拒绝了。

不过在费萨尔的要求下，美国还是向叙利亚地区派出了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已了解当地人的民族诉求。与英法两个老派殖民主义国家相比，美国这个举动多少也算实践了一下“民族自决”原则，体现出些许的理想主义情怀。美国代表团于6月到达贝鲁特后，经过2个多月的走访调查，于8月末向巴黎提交报告。美国代表团的报告认为当地人民心向独立，反对建立犹太国家，故而呼吁应该建立由费萨尔领导的统一阿拉伯王国。

但民意根本阻挡不了英法的瓜分。1920年，费萨尔被拥戴为叙利亚国王，旋即遭到法军的驱逐，被迫在英国的“托管”下，迁就伊拉克国王之位。同年，费萨尔的三哥阿卜杜拉建立外约旦埃米尔国，和巴勒斯坦地区同样受英国的“委任统治”。至此，亲英的哈希姆王朝就出现了三个独立国家，而其中的汉志王国又在1925年被沙特王朝所灭。至于法国“托管”的地区，更是分崩离析。今天的叙利亚，在当时被法国人分成了大马士革、阿勒颇、拉塔基亚，再加上黎巴嫩、德鲁兹山区、亚历山大勒塔（今土耳其南部）。且不算阿拉伯半岛的沙特王国、也门王国以及海湾酋长国等等，阿拉伯亚洲地区到了1923年已经出现了10个近似于国家性质的实体。奥斯曼帝国的覆灭不但没有给阿拉伯人带来独立和统一，相反使得当地彻底碎片化。

可见，费萨尔王子的慷慨激昂之言，虽然在西方得到些许同情，却没有为阿拉伯民族争取到统一，甚至都没有替自己的家族赢得统一。

西方对阿拉伯人的东方主义偏见

阿拉伯人统一诉求的破灭，固然在于英法的利益勾兑。但除了利益层面的东西，也不应该忽视观念层面，例如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人的东方主义偏见。

阿拉伯统一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往往表现出一定的世俗主义色彩。也正因为对民族认同的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或阿拉伯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往往被视为泛伊斯兰主义的对立面。同样，如学者哈勒所言，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表达阿拉伯人的统一诉求时，“回避了（阿拉伯人之间的）宗教纽带。”

但在当时的西方舆论中，对阿拉伯统一的敌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源自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东方主义偏见。美国国务卿兰辛就认为费萨尔希望落空的原因是“西方列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根深蒂固的偏见”（此语为阿里·阿拉维所总结，并非兰辛原话）。兰辛指出：

基督教世界世世代代都对穆罕默德信仰（the Mahomeddan faith）带有敌意……奥斯曼帝国的覆灭为（复兴东方基督徒的福祉）提供了契机，巴黎会议的大部分欧洲代表都决心反对将奥斯曼苏丹过去的领土再次交由穆斯林统治……敌视穆斯林统治的氛围使得费萨尔王子创建新兴叙利亚王国，也是一个新兴穆斯林王国的计划难以实现。

兰辛所说的这种东方主义偏见，不只存在于欧洲，甚至还蔓延到美国的舆论中。2月10日，也就是费萨尔向十人委员会宣讲阿拉伯民族诉求的4天后，有人致信《纽约时报》编辑部，竭力否认“叙利亚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可大致理解为今天的伊拉克人）的阿拉伯民族属性，并指责费萨尔所代表的汉志地区的阿拉伯人缺乏宗教包容，是不能治理“文明人”（civilized communities）的“狭隘游牧民”（narrow-minded nomads）。3月，又有人在《纽约时报》上渲染阿拉伯人对亚美尼亚人（主要是基督徒）和欧洲人的威胁，认为“阿拉伯人现在搞的泛阿拉伯运动，就是学土耳其人当年的路数，迫害其他民族。”对于尚在巴黎的费萨尔，这位作者认为他“代表了一群野心勃勃，试图统治整个小亚细亚的人。”与此同时，还有人给泛阿拉伯主义贴上了“沙文主义”（chauvinism）的标签，指出青年土耳其党人当年迫害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和希腊人的政策，现在又被“泛阿拉伯主义者”（the Pan-Arabs）所模仿。

1933年9月，已经在伊拉克在位12年之久的费萨尔驾崩。在临终前，他还在以外交手段，试图在西方主导的游戏规则内，为伊拉克赢得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单从字面上的“独立”来看，他成功了，1932年伊拉克王国获得了独立，是第一个获得独立地位的阿拉伯国家。但英国仍然在伊拉克保持大量不正常的权力，例如保持军事基地和干预外交的权力，伊拉克依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在这样的窘境下，他和他的子孙如何能够取得大叙利亚的主权，实现阿拉伯的统一？

当然，他毕竟为阿拉伯的独立和统一做出过自己的努力，所以他的去世得到了阿拉伯人的广泛哀悼。但从长期来看，他生前的亲英立场，恰恰为20年后哈希姆王朝日后在伊拉克的覆灭埋下了炸弹。当然，阿里·阿拉维对费萨尔的去世颇为惋惜，认为“那种现实、有目的且带有建设性的爱国主义随着费萨尔的去世而终结，代之而来的是非常躁动、带有爆发性且愤怒的民族主义，并在二战后席卷阿拉伯世界。”看得出阿里·阿拉维教授并不欣赏日后纳赛尔所代表的那种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体现了当今阿拉伯世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激进革命的反思和否定。但问题是，依靠西方的温和民族主义能因费萨尔的去世而人亡政息，就足以说明其生命力之脆弱。费萨尔去世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世界亲德情绪日益增长，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试图借德国人之手实现自己的独立和统一，而德国人也相当会利用这一点去挑动阿拉伯人的反英情绪。这在伊拉克军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甚至费萨尔之子，加齐国王也表现出一定的亲德反英情绪，并因此得到了一部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拥护。的确，亲德路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大背景下注定没有前途。但阿拉伯人的反西方情绪却得以蔓延，进而造成1958年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的覆灭。

而这种带有反西方情绪的激进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长期盛行，恰恰就在于费萨尔所代表的温和路线不足以从西方世界满足阿拉伯人的民族，哪怕是已经得到许诺过的东西，巴黎和会便是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