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片碎瓷，藏着国与国的“碰瓷”故事，也串联成一本“最美的书”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景德镇陶瓷为什么在元代之后一枝独秀，冠绝全国，进而享誉世界？又为何在晚清民国时期陷入沉沉黑暗？中国瓷器究竟拥有何种魅力，能让西方世界为之倾倒，如痴如醉？《捡来的瓷器史》或许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翻开《捡来的瓷器史》，感受瓷器的温度，聆听它们诉说的故事，体验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这本书也因其整体设计获得本月初揭晓的2024年“最美的书”称号。评语如此评价道，“设计师用10块捡来的不同形状的瓷片串联起书籍设计整体的视觉元素，来展开瓷器的历史。每一部分瓷片的图形和瓷器形制抽象成简约的轮廓，以局部现全貌。内文选择了极白色纸张，且手感温润，和瓷器主题相契合。封面采用了带有颗粒感的灰色特种纸，契合瓷器是由泥土经烈火的淬炼而成。书籍主体和小册子相结合让本书整体表达更完整，这两个部分材质和表达方式也有很明显的变化，一个是高光感的纸，一个是很有温度的书写纸。”涂睿明 著｜浦睿文化·江西美术出版社

景德元年

选读

“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对明朝、清朝的大多数皇帝，人们习惯用年号来称呼。但对宋朝皇帝却不用年号来称呼，比如宋徽宗。因为宋朝皇帝在位时常常有多个年号，似乎一个年号用几年就旧了，得换换新。

公元1004年，是宋真宗在位的第七年，真宗皇帝颁布了他的第二个年号：景德。

这一年，在真宗皇帝的记忆中会有一件大事，也有一件小事。在当时看来，两件事情的重要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件，是关于国家的战争；一件，不过是关于皇帝生活的日用。今天，那场战争只会牵动历史学家的神经；但后者，书写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

那场战争，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结束，史称“澶渊之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妥协，但也有很多人斥其为“城下之盟”。这个盟约后来令皇帝本人也常常抬不起头来。

另一件小事，是各地进贡的物产中，有一种令皇帝很是喜爱，兴奋不已，以至于将景德的年号赐给了这个原本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江南小镇：昌南镇。一千多年过去，世界早已忘记了那个年号，记住的，是一个城市。

之所以叫“昌南”，全因一条大河穿城而过，河名昌江，市镇的大部分区域位于昌江的南面。这条大河意义非凡：瓷土、烧窑的木柴、烧成的瓷器，要靠河道的运输；水流又为窑业的生产提供诸多免费而巨大的动力，例如捣碎瓷石，用的就是水车。于是后来很多的窑口，都依河而建。而更为重要的意义，体现于一个虽然没有切实的考证却流传甚广的说法：china，便是昌南的音译。很多人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可信，但却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而昌江，便成为china的源头，它也的的确确称得上china的源头。

这一大一小两件事，又因为另一个传言联系在一起：据说签订澶渊之盟时，辽国还有一个附加的要求，就是要宋朝皇帝赠送一批产自昌南的瓷器。

同样，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不过，这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毕竟，澶渊之盟打开了贸易之门，而贸易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便是瓷器。

那时候，昌南小镇的瓷器，到底有何等魔力，让两个敌对国家的皇帝都如此着迷?

1793年，碰瓷

选读

1792年，英国国王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派出了包括随行人员在内近700人的使团前往中国，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到达中国。使团出使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改善贸易的政策与条件，从而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也想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做一次实地考察。因为提前通告带有大量精美礼品，乾隆皇帝也极为兴奋，给予使团很高的礼遇。直到将要觐见皇帝的那一刻，因为礼仪的争议，双方都极不愉快。对乾隆皇帝而言，这无疑是西方小国的朝贡之旅，除了礼品清单让他产生了新鲜感之外，与对待来朝贡的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差异。但使团的团长马戛尔尼听说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他面见自己的国王——海上第一强国的国王时，也不过行一次单膝下跪之礼。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对皇帝本人来说，这无疑是可笑的），英国人被默许以单膝跪地的方式觐见。当然，对皇帝来说，蛮夷之地也不必太过计较，以显示我天朝上国的宽厚。对英国使团来说，既不丢大英帝国的尊严，又可以顺利地与大清皇帝谈谈生意。

职贡图挂毯。右上角附乾隆为马戛尔尼觐见事件所撰御制诗《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表贡至，诗以志事》

皇帝当然没有谈生意的兴趣，他始终以为这不过是一次蛮夷小国的朝贡。礼品一概笑纳，否则不近人情；回赠必然更丰，以显我大国气度。至于贸易，小国实在没有我天朝需要的物产——这也是事实。尽管四十多年后，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国门，令乾隆皇帝看上去显得那样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可是站在贸易的角度，就算到1840年，英国也的确没有任何一种商品可以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唯一能够打开中国国门的商品，现代世界把它归为毒品，全球抵制——那就是鸦片。

皇帝的傲慢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对于这次外交活动，唯一引起他兴趣的，是使团带来的礼品，皇帝对此颇为期待。毕竟，他从小就对西洋钟表之类的西洋新奇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

这份长长的礼品清单中，有英国人最引以为傲的战舰模型、天体运行仪、望远镜，以及大炮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与最强大的武器，当然还少不了英国人希望销往中国的种种商品。虽然后来事实证明种种“高科技”未能引起皇帝足够的兴趣，他们仍然觉得有一件礼品必然令中国人折服，那就是他们从英国带来的舒适马车。在中国境内乘坐中国马车让他们吃尽苦头，于是他们更加坚信这件礼品完全不需要任何说明和任何专业人员的演示，只要一坐上车便能高下立判。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同样因为“礼仪”的原因——车夫的位置居然比皇帝的位置更高，皇帝本人并没有坐上这辆舒适的马车，甚至都没有看到。这批礼品中的大部分后来被锁进圆明园一个偏僻的库房，落满灰尘，半个多世纪之后，野蛮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才重新发现，并带回了英国。

在长长的礼品清单中有一项一直被人们忽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几乎不被提及，但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恐怕要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礼品。那就是英国威治伍德瓷器。威治伍德瓷器的创始人约西亚·威治伍德，于1759年创办瓷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得英国瓷器在欧洲声名大振。是他最早将自己的名字印在每一件瓷器上最后成为商标，一直延续至今。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个人品牌。威治伍德自信自己的产品已经可以与中国瓷器一较高下，于是抓住这次难得，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希望将英国陶瓷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亚洲。

英国人对此也深信不疑。团长马戛尔尼写道：“他们对我们的德比（威治伍德瓷产地）瓷器或瓦利雅密座钟上的装饰瓷器的精美与雅致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喜爱。”但这显然是单方面的看法，如果仅仅凭借这一描述就认为英国瓷器已然超过中国瓷器，无疑是过于天真了。

对于英国瓷器而言，它诞生之日刚好是工业革命兴起之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瓷业迅猛发展并将引领世界瓷业的新方向：工业化。但当时，工业化程度还很有限，甚至很大一部分仍需要依赖手工完成。

反观中国瓷业的生产，表面上虽然完全依赖手工，但高度发达的工艺体系，在本质上也是分工扩大的结果。分工细化的程度，即使放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流水线，完备的程度对今天的很多企业而言都难以企及。这条流水线与工业时代相比，所缺的，只是蒸汽机这样不竭、高效且巨大的动力。但这恰恰是进入工业文明的门槛。

这颇具历史的讽刺性。数百年前，景德镇制瓷业跨过优质青花瓷这道门槛，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把所有对手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数百年后似乎历史再度上演，只不过这次被挡在门外的，成了景德镇。

表面上看，此时的中国陶瓷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品质上，仍不落下风，但其背后却与欧洲陶瓷有着本质的区别：欧洲陶瓷处于工业化陶瓷的起步阶段，而中国陶瓷已然达到人类手工艺的一个高峰。工业文明全面打败手工文明尚需时日，特别是在陶瓷领域还任重道远。不过，最初的差异已经显现，之后的道路也已注定。仿佛一场爬山的接力赛，我们已尽全力到达可能的最高处，而西方人顺势接过赛棒，精力充沛，奋力向前。两者的产品在市场上此消彼长，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失败的结局不可避免，剩下的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这一年，威治伍德瓷器虽然已拥有令世人瞩目并足以立身世界陶瓷史的新创造、新风格，但与中国瓷器相比，无论是工艺水平，还是产能与价格，恐怕都根本不占优势。如果再考虑到两个文明不同的审美心理，作为一项商业的拓展，根本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

威治伍德瓷器的失败在当时不过是个小小插曲，事实上，这次被认为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第一次正式外交活动尴尬收场。回看这段历史，人们往往会把焦点放在表面的礼仪之争上。但背后的深层原因无疑是两种文化的碰撞：“1793年的相遇好似两颗流星在相撞。不是探险家到了猎头族之中，而是两种高雅而又互不相容的文化在互相发现。”﹝（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作为两个文明的碰撞，瓷器倒是更具有象征意义，毕竟在英文之中，首字母小写的china，便是瓷器的意思。

英国使团带着极度的失望离开了中国，皇帝对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一概回绝，不过他们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第一次深入中国的领土，对这个东方的神秘国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同时，皇帝也赠予了他们大量的礼品。

礼品之中，包含代表中国瓷业最高水平的官窑瓷器。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