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林︱事如春梦了无痕：记李可染先生

李可染先生去世，到今年正好三十年整了。他的大名和成就，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李可染先生的遗篇巨制，在拍卖场上连创佳绩，价格扶摇直上九万里，他是“海内外拍卖有史以来作品过亿元最多的画家”。在一切向钱看的浮华尘世里，这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引来众多看客的热捧。人往风微，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李可染先生不但没有“人走茶凉”，反而更热闹，“身后名”更大了。

从众从俗，也先从拍卖说起，资料来自网上：“2010年李可染的《长征》拍出1.0752亿元人民币，创下当时中国近现代书画新纪录。2012春拍李可染的《韶山》拍出1.24亿元，又新了纪录，之后不到一个月,创作于1964年的《万山红遍》，拍出2.9亿元，再次刷新记录。”“李可染1976年作的巨幅力作《井冈山》成交价高达1.265亿元，李可染1964年创作的《万山红遍》镜心，再次以高达1.84亿元成交。”啰里啰嗦，列举了这么多金钱数字，是不是也有“望海心”了呢？那倒不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那些买家、卖家的财富故事，绝非升斗小民所能想象，且不去管它。

《井冈山》

可以注意到，李可染先生这些过亿元的拍品，都创作于改革开放前，全部为红色经典题材。内容主要表现领袖故居、领袖诗意，颂扬革命圣地，讴歌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也是其他老艺术家，如傅抱石等，在新社会常画的题材。所谓“皇图永固，帝道遐昌”。这些红色经典作品，不但学术界评价高，在拍卖市场上也抢手热门，创造了炫目的财富神话。反观同一时期的文学家，和美术家的境遇完全不同。如巴金、曹禺、老舍等人，鼎革后也经过思想改造，以饱满的热情创作讴歌颂扬之作，在改革开放后却遭人诟病，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很快就被人遗忘。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也是如今文坛寂寞、画坛火热的原因之一吧。

李可染先生出生在1907年，是江苏徐州人。原名李永顺，一个很平凡的名字，但是他有与生俱来的、不平凡的绘画天赋。他的小学图画老师认为他“其质可染”，所以给他改名李可染，可说是慧眼独具。李可染的家庭背景既不是书香门第，更非钟鸣鼎食之族，“双亲均不识字，父亲是贫农，逃荒到徐州改做厨师，母亲是城市贫民”。这样的家庭出身，按照过去的阶级斗争分类法，算是“阶级成分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家庭出身，生活压力大，社会地位低，家庭教育差，为求生计，迫切需要孩子长大后来分担家庭负担。许多各方面表现有天赋的孩子，往往就被生活扼杀了，一生碌碌无为。

然而李可染是幸运的，他虽然出身贫困，父母不但送他去读书，还包容他喜欢画画的天性。要知道，在普通人的眼里，画画是不务正业，是浪费钱的事，按常理是被严厉禁止的。可是他的父母却没有这样做，他的人生“第一任老师”是通情达理的，这是他日后成为“画坛一代宗师”的非常重要的起点。李可染童年求学时候，在“学堂上写字画画，塾师宠爱，不加阻止”，任由孩子的天性自由发挥，没有强迫打压，也没有应试教育，教育环境也是宽松的。十三岁时，李可染遇到了不摆名士架子的画家钱食芝，他的绘画天赋就这样被激发了出来，从此走上了艺术人生之路。

李可染先生无疑是画坛的天才人物，他自己并不承认，说：“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这是他的谦逊之德。苦学流汗，“废画三千”，也都是走向成功所必备的。他的启蒙老师钱食芝曾夸他“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应该不是溢美之词。考杭州国立艺专研究部时，从没画过西画的他，求教于一同前来报考的张眺，临阵磨枪，竟以优秀成绩考中，给他辅导的张眺却名落孙山。不能不说这是他的天赋起的作用吧。        

时代的力量改变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抗日战争让他离开了家乡，他用画笔投身到全民抗战中。曾见过他画的抗战宣传画，和爬上梯子画壁画的图片。抗战后期，李可染在重庆担任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埋首“有君堂”，“是时钻研传统，游心疏简淡雅”，他这时期的画追求隐逸情调，人物画都是高人逸士，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抗战胜利后，他青春作伴未还乡，应徐悲鸿之约，来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从此，北京成为李可染先生的第二个故乡。

在北平期间，他拜师齐白石，相随老人十年，成为白石老人晚年最得意的学生。那个时期，李可染的山水人物，还是以疏简淡雅为尚，以放逸恣肆为真，很受白石老人的激赏，他曾夸赞李可染的画：“若使青藤老人为之，恐无此超逸也。”当年，李可染先生年方不惑，在高手如林的画坛尚无大名，白石老人却预言：“中国画后代高出上古者，在乾嘉间，向后高手无多。至同光间，仅有赵撝叔。再后只有吴缶庐者。缶庐去后约二十余年，画手如鳞，继缶庐者有李可染。”白石老人看到的，是李可染作品里的清气、逸气、灵气和率真之气，这种天纵之才，苦学是学不来的。所以，白石老人说“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横行矣”， 可惜他未及见李可染先生后来横行天下的“山河壮帝居”的红色山水画。

1949年，对中国来说是天翻地覆之年。作家赵树理曾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写过一首诗，从中可以形象感知这个时代。诗曰：“过去谁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谁老大，工人众弟兄。时代一改变，根本不相同。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诗很浅显通俗，现在重读，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当年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困惑，尤其是画家，困惑更大。李可染在“有君堂”时期的隐逸闲散，自然是不行了。用现在很时髦的话说，要“与时俱进”，要“转弯子”。李可染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我几次外出写生，背着学生的画具，每天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力求创造有现实生活气息、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李可染先生无疑是成功的，他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改造，否定了文人画中个人感情的表达，和过分形式主义的表现。所谓“思想一改变，笔墨自不同”，他在六十年代以后，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新山水画风格，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祖国河山立传，从而被理论家称为“李家山水”。

1963年，老舍先生在北戴河疗养，有“北戴河赠四友诗”，发表在当年的《诗刊》上。其中赠李可染的诗，是：“牧童牛背柳风斜，短笛吹红几树花。白石山翁好弟子，善从诗境画农家。”老舍先生和李可染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他们是老朋友了。老舍先生的这首诗，写得确实好，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盛世景象。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分析一篇作品，首先要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好在那个年代去今不远，上点年岁的，或对新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1963年，正是人民公社“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不久，农村凋敝，饥荒蔓延，文献俱在，用不着多说。可见，老舍先生这个时候写的这组诗，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怀友抒情。而李可染先生在此前后，也正在画他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黄苗子先生说：“可染作画有胆，而做人却十分慎重矜持。”黄先生话说得很委婉，说白了就是胆小怕事，不出风头。托天之福，这样的性格，让李可染先生安然度过了历次运动，就是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时期，和其他人如叶浅予、潘天寿等相比，也只是淋了点毛毛雨，到丹江口干校劳动，不到两年就奉命返京了。批“黑画”的时候，那已经是“文革”后期了，无论规模还是激烈程度，都已是强弩之末。据说李可染先生还是吓得“失语”，所幸很快就过去了。1973年他离开大雅宝胡同，住进钓鱼台旁的南沙沟高级公寓。可见那时的待遇还是很高的。他的老朋友老舍先生就没那么幸运，自觉跳入太平湖，解脱了。

中国画研究院成立于1981年，李可染先生是国务院任命的首任院长。那年他已七十三岁高龄，推想有关方面的人事安排，主要是借重他在画坛中的名望。因为他分量重，能压得住阵。 李可染先生恬淡自守，从不以院长自居，当年好像也没人叫他院长，他在任内，就像传说的古代圣君贤相那样，实行无为而治。因为他年高望重，大家都尊称他“李老”。有时见到他，总是面带笑容，更像一位蔼然可亲的老人。他的司机曾和我讲过一件趣事，一次开车送李可染到北京饭店，参加什么宴请。饭店门口人很多，李先生在前走，他跟在后，李可染一身褪色的旧中山服，人造革旧提包，布衣布鞋，土气。司机是西服革履，洋气，服务生连忙把司机让进门内，李先生则挡在一边。可见他生活俭朴不讲究、行事不张扬的品行。几任院长里，论名望，李可染先生最高，但是，数他最不像“院长”。

李可染先生是当代画坛可以和齐白石比肩的另一座高峰，他们虽然所处的时代，走的路不尽相同，同样是名满天下的人物，这些尽人皆知，也就不再多说了。余生也晚，在李可染先生治下，也讨了几年生活。虽非桃花源里人，所见所闻，也是有所感的。这期间，画院发生了许多事件，最著名的是“二黄之争”，轰动画坛，以致惊动高层，上达天听。为此三位副院长黄胄、叶浅予、蔡若虹先后离职，尤其是黄胄先生的凄然离去，令人唏嘘。从此，画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受那次事件的影响，画院一度非常冷落，经费无着落，靠吃黄胄的老本，租房度日。1989年的一天，画院派车去文化部接有关人员，到“师牛堂”谈话，结果大家都知道，谈话中李可染先生“突发心脏病”，画坛一代宗师，就这样走了。具体怎样没打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人生如戏，逝者如斯，三十年了，一切都随风过去了。

有些人因为天分高，资本厚，很容易目空一切，自我膨胀。而李可染先生却不是这样，他曾说：“现在我年近八旬，但我从来不能满意自己的作品，我常想，我若能活到一百岁可能就画好了，但又一想二百岁也不行，只可能比现在好一点。”他刻有图章“七十始知己无知”、“白发学童”，都足证其谦谦君子的美德，他待人宽，律己严，用传统眼光看，更是位躬行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