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日本人视线中的上海日常生活

日本人早期有关上海的著述

近代日本人与上海的接触（差不多也是锁国两百多年之后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与中国人的接触），始于1862年的官派商船“千岁丸”的上海之行，这次在上海两个月的逗留，来访的中下级武士留下了诸如《上海淹留日录》《上海行日记》《自长崎至上海航海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等著述，多年以后，陆续刊行。1866年9月，岸田吟香（1833-1905）随同美国人赫本（J.C.Hepbern1815-1911）到上海来印刷赫本自己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A Japa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因为当时日本还没有假名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岸田吟香因此在上海居住了近八个月，他应该是早年在上海居住最久的日本人，留下了一部详尽的《吴淞日记》，内容与吴淞无关，却是源于他居住的吴淞路。现在留存的有第二册至第六册，原稿是手写稿，吟香生前未有刊行，后来经日本学者圆地与四松（1895~1972）整理，分别发表在《社会及国家》杂志的第185号至200号（1931年8月至1932年11月）上。日记对当时的上海，尤其是县城内的上海人的生活，有细微生动的记述，我曾另有文章论及，这里不赘。

1875年2月，在此前已有英国和美国开设的航线的情形下，明治政府下令三菱汽船会社开设了上海至横滨间的定期航路，一年多之后，以低廉的票价击垮了英美两家轮船公司，垄断了日本各港口至上海的航线，来往于各地与上海的日本人也因此逐年增加，并出现了在上海定居的日本人。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调查统计，1870年在公共租界内居住的日本人有7人，1875年增至45人，1880年又增至168人，1885年猛增至595人（据Annual Repot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上海工部局年报），1925，P176）。有关上海的信息，也以各种方式传递到了日本。

岸田吟香

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的两个意义正在逐渐凸现。一是日本国内主张中日联手振兴东亚的兴亚派，试图以上海作为前沿阵地，扩展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二是上海作为重要商港的价值正在被日本人所认识，试图以上海作为主要的通商口岸，通过贸易来增强日本的国力。

之后留下了诸多有关上海文字的来沪考察游览的日本人，主要有汉学家冈千仞（1833-1914），留下了一部用汉文撰写的《观光纪游》，有关上海的描述，也相当精彩。1882年随首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期满归国时一起来华的井上陈政（1862-1900），在中国待了六年，在各地作详尽的考察，他撰写的卷帙浩繁的《禹域通纂》中，有关上海的内容，也占了不小的篇幅。之前受军部派遣，组织了一批日本人在中国做实地勘查和情报收集的荒尾精（1859-1896），深感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来扩展日本利益的重要性，于是费尽辛苦，募集了部分资金，招募了两百人左右的师生，于1890年9月坐船来到了上海，开设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实际上是一所教育机构，培养知晓中国的日本人，同时，活用荒尾精之前积累的调查资料，又在上海及周边进一步做田野调查，委托后期主持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根津一（1860-1926）编纂了总共三大册、总计2324页的《清国通商综览》，1892年8月出版。书中对于上海的记述，就更为详尽，我也曾另外撰文论述。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已高度关注中国的江南地区，意识到了这里差不多是中国最富庶、也是最有未来的地区。1902年4月，东京同文馆发行了藤户计太君编纂的《中国富源 扬子江》，对上海的叙述，占了相当的篇幅。1903年6月，东京江汉书屋发行了由远山景直和大谷藤次郎共同编纂的《苏浙小观》，上海也是主要的叙写对象之一。以致到了1907年，可谓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上海、且以“上海”为书名的著作《上海》（远山景直著），于1907年2月诞生了（对此我曾著文发表在2024年7月出版的《海派》第五辑上）。

《中国经济全书》是一部怎样的著述？

本文主要想论述一下1907年4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全书》中对于当年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生动而详实的记述，且有相当多的个案考察，这样基于田野调查而作成的详实全面的叙述，当时的中国人自己还未曾做过，同时期的欧美人也未有如此深入的了解（种族肤色、语言文字也是一个很大的隔阂），对于我们今天来检视、研究那一时代的上海人的日常营生，实在是非常可贵的文献资料，通过这些日本人视线中的图景，从中也可考察当时日本人对于上海乃至中国的认知。2010年，我在神户大学任教的时候，在经营学部（神户大学前身之一的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的所在地）的图书馆中发现了一百多年前的《清国通商综览》和《中国经济全书》，复印了与上海及周边相关的所有内容，连同其他的复印件一万几千张，坐船带回了上海。

《中国经济全书》是在东亚同文书院上百名师生历时十余年的各地调查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大著。说到这本书的编纂，这里要稍稍论及东亚同文书院。

甲午一战中国失败之后，中国的衰敝更加显露，西方列强趁机加剧了对中国的进一步的蚕食，俄国以“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而与清王朝签署秘密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建设权，继而又以租借25年的形式，占据了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英国则趁机以租借99年的形式占据了整个九龙半岛，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德国也在1898年以租借的名义获得了对青岛及周边的主导权，英国继而又以租借的形式在威海卫一带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面对列强的纷纷出手而导致中国陷于越来越严重的分崩离析状态，日本国内出现了两种舆论，一是日本也应该立即加入列强的队伍参与对中国的分割，以迅速获取日本的国家利益，另一是主张遏制列强对中国的侵蚀，与中国联手，或者是通过日本对中国的“帮助”和改造来共同振兴东亚。从尔后日本在东亚的举动来看，当时主要是针对俄国对东亚的南侵，其实质是防止列强在中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为日后日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留下地盘。于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两个组织，一曰同文会，强调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帮助清政府抵御列强的进一步扩张；另一是东亚会，主张联手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积极参与对中国的改造甚至暗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东亚会的主导者、贵族出身近卫笃磨积极倡导与中国联手来共同振兴东亚，1898年6月出版《日清同盟论》，主张与中国合作。1898年11月，同文会与东亚会在东京神田淡路町万世俱乐部举行合并大会，改组为“东亚同文会”，推举近卫笃磨为会长，梁启超等成了该会的“会友”。

东亚同文会的具体举措之一，就是开办学校，以培养掌握汉语（而不是汉文）、熟悉中国国情、尤其是经贸领域的日本人，同时培育协同振兴东亚的中国人。这一思路，实际上是沿袭了荒尾精、根津一的思想和实践。东亚同文会首先在1899年创办了东京同文书院，主要接纳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此时中国学生留日热潮才刚刚兴起。同时东亚同文会考虑在中国设立一所学校，近卫笃磨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私教颇好，办学的设想得到了刘坤一的大力赞同，而两江总督府在南京，一开始考虑把学校设在南京，于是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揭牌。但东亚同文会的领袖旋即意识到该机构在南京难以展开，加之北京发生了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朝廷仓皇出逃陕西，日本担心租界之外的中国局势不稳，遂于1901年4月在上海开设了东亚同文书院，南京的书院也并入其内，并请曾经代理过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所长的根津一出任院长（此时荒尾精已经病逝），根津一同时又兼任东亚同文会的干事长。根津一起草了《东亚同文书院创立要领》，表示创办学校的目的在于“为了中国的富强、为了巩固日中两国合作的基础，而培养满足这一要求的日中两国的人才”（小崎昌业《「本学の前身」東亜同文書院大学》，载《爱知大学史研究》创刊号，2007年，第70页），但实际上，其出发点始终只是为了日本。根津一担任院长将近20年。

学生第一批为70人，不久就有自费生加入，人员增至100人左右，一开始由外务省管辖，校址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1917年迁入徐家汇虹桥路上的新校舍。不可忽视的是，东亚同文书院同时也是日本在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重镇，创办不久，就组织师生去中国各地进行考察旅行，实际上是一种现场调查，后来又创设“中国研究部”，出版《中国研究》杂志，另外，在师生旅行调查的基础上，编撰了多种文献汇编，本书要考察的《中国经济全书》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还有18卷本的《中国省别全志》等。

1907年以后陆续出版的12卷本的《中国经济全书》（编纂者署名为东亚同文会），卷帙更为浩繁，差不多是一部有关清末中国的百科全书，其编纂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日本朝野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拓展在中国的影响力，为两国（当然首先是日本）带来经济利益。全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贸易的宽广前景，可谓世人皆知。然而迄今尚未见到两国间的重大成绩，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因为中国经济状况太过复杂，虽是多年的实际从业者，也很难了解其全貌。为此，本会设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之初便立志要编纂一本大书，将其真相条分缕析地撰写出来，以供世人知晓。”（东京东亚同文会，1907年4月，第1页。此书全书均无标点，句读为引译者所加。以下本书的引文，仅标注第几辑第几编第几章第几页）

此书的编撰地也是在上海，毫无疑问，有关上海的内容，最为详尽，占了很大的篇幅。对于上海的书写，散见于各个篇章中。如第一辑第二编第二章，记述了上海租界的土地租借和田地房屋的制度；第三编“劳动者”中，记述了上海劳动者的来源、种类、劳动时间、就业年龄、工资及支付方式、劳动者的风俗习惯等，细致而详尽；在第五编“物价”中详细列举了20世纪初期上海的物价表；在第六编“人民生活程度”的第三章中，详细叙述了上海的商人、买办和上流阶层的生活状态；第二辑第一编第二章中介绍了上海的商业习惯；在第三编“买办”的第五章中，详细列出了上海各行各业的买办和外国商人的收入；以及上海的海关制度、厘金税和落地税上海通往各地的航路、商业会馆和公所等，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上海很高的理解度，甚至也是今天研究近代上海演变的极具价值的重要文献，限于篇幅，本文仅对上海社会、物价、劳动者和买办阶级的生活状态进行部分的译述。

《中国经济全书》中的上海人日常生活图景

令人稍稍有些惊讶的是，在1907年或之前，日本人就已注意到了上海存在着“江北人”这样一个社会群体：

上海有一个阶级谓之江北人，士人皆鄙视。即扬子江以北、扬州、高邮、通州、镇江等地来上海谋生者，在上海从事低档的营生（原文是“贱业”——引译者注），诸如皮匠、苦力、小车夫、人力车夫、掏粪工、捡拾纸屑废物的、做蒸糕小买卖的等等皆在此列，虽职业不同，生活状态也不尽相同，但生活程度并无大的差异。（第一辑第六编第三章，388页）

然后书中按照职业对他们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译述“人力车夫”这一部分，人力车最初是明治中期的日本人发明的，大约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在北方被称为“洋车”，1920年前后在上海开始被普遍称为“黄包车”，但此时这一词语似乎尚未出现：

人力车夫。上海的东洋车夫（人力车夫）的人数，足有八千以上（1892年出版的《清国通商大全》中记载为2730辆——引译者注）。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城外流经黄浦江岸西门旁的泥河里二条及沿城墙狭窄地带的小屋，以及零零散散居住在美租界西北部，租界内和城内很少，因为租界之地人烟稠密，租金极贵，仅可容膝之地尚要三四元，是他们这些低档营生者所难以承受的。所谓城内，是清国诸都城中规模最小的沪城，道路狭隘，且铺设的石板凹凸不平，毕竟不便于人力车的通行，因而他们不得不居住在城区之外的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江北人，很多居住在船上，在陆上的人，其住房多为平房，形成了部落团体。室内阴郁，多湿气，多为泥地，污秽肮脏，其生活状况，与前文叙述的小车夫大抵相似，不再赘述。这里稍稍述及船上生活者。几经风霜雨雪，原先木船的船板大抵都古旧破损，遭遇大风浪时，每每被波涛击毁，沉入水底，于是便编制一些竹筏，上面搭建棚顶以避风雨。木船或竹筏的位置容易随着潮涨潮落而改变，因而多为碇泊在一处，不再移动。此等船上生活者，很多事越过长江，经苏州来到上海的，家眷均住在船上。船上生活的样态，大致可将船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厨房，有几个砂锅放置在自己搭建的灶台上，每每可见锅内在煮着什么。有几双筷子竖放在筷笼里。锅碗瓢盆和作为燃料的枯枝杂放在一边，妻子在烟熏火燎的灶台边大声叫唤着什么。其次是卧室，褴褛的被褥终日不叠。余下的一处充作起居间，可见一个小小的佛龛，家人多在卧室。

1927年，上海街头的黄包车。

一家的收入全都依赖于丈夫赚来的车资。少的时候两三角，多的时候六七角。雨天拉车的人很少，夜晚与日本的车夫也不一样，黄昏或晚上八九点，便往往回家。大抵一日三餐，早晚两顿吃粥或稀饭，唯中午一顿为干饭。虽曰粥，比我邦的粥要浓稠一些，又放入菜蔬，犹如菜泡饭。夫妻两人，小儿四人，家内一日所费米仅两升，其价约九十文，酱油食盐价颇贵，平素用一匙一文之深色豆酱来调味，酒及青菜油炭酱油等，一日六十文足矣。其副食，仅一把青菜而已，有时妻子在市场购得，有时则是自己出马，去农家菜地寻些摘剩的菜帮菜叶。猪肉之类，每月约食两次。燃料之类，亦非出钱购买，而由妇女小儿捡拾路上树枝或煤屑等，即如本书院后面外的垃圾场，亦可常见来捡拾纸屑碎物者。妇女若得暇，则帮丈夫和儿女缝补鞋袜，纳鞋底，做些衣物。一家添菜之日，会有一片二十文的烧鱼，一个三文的油炸豆腐，或一块两文的豆腐，以此来解馋。车夫拉车远行，腹饥时买些油炸饼、烧饼等，足可充饥。令人惊愕的是，在此困苦之境，车夫依然会吸食鸦片，吸食一次要四五十文，也在所不惜。中国人曰，车夫若不吸食鸦片，就会力气不足，无法快跑。（第一辑第六编第三章，第391-393页）

书中说，这是上海最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然后又做了一个个案调查，颇为详细记叙了同文书院门前的一对以拉人力车为生的夫妇家庭实况，谓这是这一阶级中的佼佼者。兹译述如下：

丈夫三十八岁，妻子三十一岁，夫妇两人均体格强壮，每日收入多寡不定，大约少时五角，多时可达一元两角，平均一天六七角，每月可得二十元左右。拉车业，夏天多雨且酷暑炎热，人们不大出来，因而比较闲散，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是中国旧历八九十月至来年的三月间，尤以节假日生意最好。就其营生资本而言，一辆东洋车需要二十五元，一年的修缮费，新的时候约为两元，以后渐次增加到每年五六元，车体中最易损伤的是称为五光的部分，一根一角，就车税来说，英租界法租界是三个月两元，即一年八元，中国政府一个月要收取四十二钱。一家借住在面宽四米进深六米左右的房子里，一月租金两元，分成两间，进门的一间是厨房兼餐室起居室，地上铺地板，房间最尽头的中央放着一张桌子，还有两三张小桌，桌子用于吃饭，也是工作台，在用作砧板的小桌子上摆放着油盐酱醋的瓶子等，房间的一隅有个灶台，沿墙建有一个烟囱，有两三个锅子，灶台上有一个小祭坛。另一个房间是夫妇的卧室，兼做储藏室，堆放着米、蔬菜、柴薪等。一日三餐，早上照例是稀饭，午晚是米饭，一天所费，米一角左右，约两升，米每次购买五斗。早饭的副食是油豆腐青菜之类，中午晚上两顿，有鱼、蔬菜等两三种，自己不煮茶，用大的铁瓶去购买热水以作日常使用，价格大约两升左右仅需两文。早饭的副食一次三十文左右，中午晚上两餐的费用，加上油盐酱醋等要两角，燃料用煤炭木炭，花费在木材的费用上，一年要十五元。衣服过于褴褛，身上若有臭气，上等的客人就不愿意坐车，因此夫妇俩一年要花费二十四元用于新制衣服。车夫一般都穿草履，但这家丈夫穿鞋子，都用妻子老家的旧布片纳的鞋底做成，一年要六双，若市上购买，一双要一元。晚上使用的蜡烛，与一年的提灯加在一起，大约要三元。妻子日常在家操持家务，洗衣做饭做裁缝，等待丈夫归家一同围桌吃饭，一年若一日，十年若一年，夫妇和睦蔼蔼，如沐春风。日常传言，说中国人的妻子不过是丈夫的玩物，此为大误。丈夫主外，妻子主内，这是天道之理，为何中国人会在此范围之外？上流社会是如此，中流社会是如此，乃至下层社会，也几乎都在实行这样的男女同权的理想。（同上，393-395页）

以上的这段叙述，差不多是一份不错的田野调查的简短报告，让我们得以窥见当年日本人眼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的一般生活状态，非常细致，我也不厌其烦地一一译述出来，大致可以了解这部《中国经济全书》的总体风格，对于我们今天来撰写近代上海人的生活变迁史，不无裨益。

此书对于上海的商业情况，以及上海商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叙述尤为详细：

上海一地，乃百货辐凑之衢，其商业之繁盛，可谓东洋第一，高楼大厦连甍，大铺小店接轩，竞相争盛。天下之奇物珍品，重要之货，零碎之物，皆汇聚于此。各类商人，千状万态，欲调查其混杂缤纷的生活程度，实在困难。虽然如此，万物皆有一定规律，诸事皆有一条准绳。以一推十，可知大概。以下，将上海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以示其一个月的生活经费。

1910年9月，上海，热闹的街道。

……上海的商店，若构造为大中程度，一般都是西洋式建筑，其中不乏三四层楼的大厦，高高耸立，而下等或主要以清国人为顾客的商店，则为中式结构，大小共两层，底层朝街的一面，为店铺，陈列商品，或处理商务，里侧为商品货物的储藏所兼会客室和店员的休憩处。上层一般充作店家家眷的起居室卧室。（同上，397页）

此书还写到了一般商店店员的日常伙食情况：

商店日常的生活如何呢？中国人曰，商店若自己雇佣厨子，在店内自办伙食，不管你如何节约，总难免会浪费，反而招致损失。故现今的上海，自己多不在店内办伙食，而是包给所在的饭馆。饭馆在用餐时分，派年轻的伙计将饭菜送到店家，一天两餐，昼夜两次，唯早餐自办，上等的吃粥，下等的为油条或其他点心。

请饭馆办伙食，谓之包饭。其下等的，一个人每月三元，菜单谓之两荤两素，有烧鱼、肉片、炒牛肉、炒猪肉、青菜、豆腐等。鱼肉四季相同，唯有蔬菜，随季节而定，并不一样。饭自然包含在三元之内。早上所吃的点心等，一个月约需六百文。即下等的伙食，每人每月三元七角五分。

至于中等的，渐进至三荤三素，其菜单有鸡、鸭、炒肉、肉片、鱼片、虾等，菜有白菜、青菜、豆腐、萝卜、胡萝卜，因季节而异。其费用在每人每月四五元。早饭是吃粥，还有中国料理特色的小菜等，大抵类似日本的放在小碟子里的暴腌酱菜，诸如酱瓜、麸、酱豆腐、油黄豆、咸菜、咸牛蒡、盐烤花生、煮豆等。与价格与粥加在一起为每月一元五角。即平均每人每月六元左右，有东洋大学之称的我同文书院，也是三荤三素，属于中等。

上等的伙食，那就是酒池肉林、山珍海味了。每人每月要三十元。早餐有点心、馒头、包子、稀饭等，或者又有火腿或鸡丝面、汤面，或西洋人吃的面包牛乳牛酪。中饭的菜单大约有鱼翅、海参、龙虾、鱼片、炒鸡、青龙、鸭子等，汤有火腿汤、鲍鱼汤等，冬季多用羊肉，或烤或炒。素材有笋等，即福建一带运来的鲜笋或笋干，其他的有豆腐、香菇、薰素菜、萝卜等，随季节而定。一家店内，有时是上等、中等、下等三者并存，上等的主要是店主、掌柜的，大概两三个人同桌，其他的伙计、学徒等一同吃饭，至于苦力、打杂的，并无特别的伙食安排，往往是吃老板等的残羹剩饭。

以上基本上是上海城外租界内的商店生活，至于城内的手工业者，包括商店经营者，家中还有妻儿，仿效城外包饭的情形甚少。城外租界里，在私人住宅内，并无包饭，或者夫人自己下厨，或者雇佣厨子来做饭。（同上，400-402页）

令我颇感兴趣的，是此书的编撰者在第六编第三章中专门设立的第三节“上海的买办（日文的汉字就是‘买办’）生活”。“买办”这一词语或这一阶级，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令我们感到非常陌生，在以前的革命语汇里，曾有一个“买办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必须要打倒和铲除的对象，但是什么叫“买办”，绝大多数人都是云里雾里。而在此书中，这一阶级被十分清晰而生动地勾勒、叙写出来了。由此可知，至少在19世纪末期，这一阶级已经诞生且相当成熟了。

书中对“买办”一词或者买办本身有一个非常清晰而妥帖的定义：

西人富有冒险心和坚韧的事业精神，但对于中国错综复杂的商业习惯，要学习晦涩诘屈的中国语，实在感到痛苦。于是不得不把花钱雇佣那些通晓商务的中国人把具体的交易交给那些中国人去做。现今的对华贸易几乎都是借助这些中国人的手在进行。广东人是清人中最早与外国人进行通商交易、会使用英语和其他外语的人，不仅如此，他们在中国内地各处进行贸易，对各地的商业情况非常了解，大抵能满足洋人的需求，活跃于外商与内商之间，成为货物买卖的媒介者。是故，今日从事这类行业的多是广东人，洋人谓之Comprador，清人称之买办，在北清（华北）称为领事的。其后随着贸易的兴盛，对外开放港口的增加，各地商人渐渐通晓外语，见到这类商人获利甚厚，于是争相应聘。于是洋人就对这类应聘者进行考试，并交纳相当的身份保证金，或者请具有相当资产的人做担保，以防其重大的商业失策或欺诈瞒骗行为。因有洋人的背景，于是不仅是在商业上，在其他诸种业务上，也采用买办制度。后来的清人觉得做买办不仅很体面，且又可获得利益，不久便拥有巨额资产，且可堂而皇之地捐个后补道台的官职。要成为买办，首先要缴纳保证金，请人来做担保。他们的收入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定额的报酬，另一是商业回扣。回扣的比率根据你的业务成绩、你的地位高低大小来决定。买办根据自己的业务规模，再雇佣若干助手帮自己做事。（同上，422-423页）

书中对买办代表之一的上海各家银行买办的月收入做了一个调查，以正买办的月收入为例，最高的是露清银行（日文汉字如此，中文应该是“华俄道胜银行”，英文表示是Russo-Chinese Bank——引译者注），两百两，最低是日本人开设的横滨正金银行，五十两，其他诸如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是一百两（同上，423页）。这在当时，当然是很高的报酬了，与人力车夫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了。书中对当时的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美丰公司的买办进行了访问调查，并对其中的一名上等买办进行了个案研究，据书中所述，这名买办一年收入约为五万元，支出约为两万五千元。书中写道：

买办把原本在宁波的财产家眷整个迁移至上海，购置宽大的宅邸居住，畜妻养子，自己乘坐马车至公司上班，与外国人及上流中国人相往来，平时衣着华丽，为商谈业务而请客人吃饭，因而交际费开支巨大，这一类服饰应酬的支出一年约需六千元。

拥有两个太太，两个太太平素交际、服饰珠宝、出外看戏等等，每人每年花费约一千元，两人两千元。该买办有两个儿子，长子浪荡不羁，日常出入妓院赌场，一年要耗费五六千元，其弟弟稍微规矩些，一年费去两千元。有孙子两人，两人开销一年两百元。家里雇佣三个马丁，每月最高的是十五元，最低的八元，一年支出三百九十元。雇佣车夫两人，每人每月八元，一年共一百九十二元。雇佣女仆五人，每人每月六元，全年总共三百六十元。男仆也是五人，每人每月七元，共四百二十元。其他日常吃食开销一年两千元。其他用于善举的费用每年约为七百元。房屋为自己所购，无需房租。当然还有各类婚丧嫁娶、人情往来、娱乐费用等，总共约两万五千元（同上，424-426页）。

书中还叙述了上海中等买办的经济状况，大抵是大洋行、大公司中的二等买办，或是轮船公司代理店的买办。一年收入约为一万元，支出部分，包含自己消费、两名太太、两名子女的消费以及一名账房、一名马车夫、一名人力车夫、厨子跟班及各种衣食开销，以及每月四十八元的房租（共有六间房的大宅）等总共七千元（同上，426-427页）。

《中国经济全书》除了对财政、税收、各地的地理气候、物产、经济状况等有详细的考察之外，对中国的社会、一般人的家国观念也做了颇为深入的调查和记述，对于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尤其是经济收支等都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上自富有的买办阶级、下至穷苦的黄包车夫等，都做了个案的详实研究。此书的编撰者们，未必受过严谨的社会学训练（社会学本身也是在19世纪末期形成的），也未必具有系统的文化人类学（也是晚至19世纪末才出现）知识和方法，但他们的具体做法，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动员了上百名的学生深入各个角落进行实地考察，在现场做了大量的采访记录。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他们甚至留起了辫子，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尽可能使用地道的中国话（彼时的中国，方言的力量强大，官话尚未在各阶级普及，即使发音不佳，也不容易被辨识），又凭借可以阅读和识别汉字的有利条件，得以采录到大量第一手的数据，记述了接近实相的中国社会的现场图景，而当时的中国本土，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和个人实施过这样的田野调查式的研究，缺乏系统的完整的记录，同时西洋人因言语和文字的阻隔，再加之相貌习俗的差异，难以深入中国各个阶层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经济全书》，对于研究清末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社会生活史，以及这一时代日本人对中国和上海的认知，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