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不应忘却的……“以命相搏的青春”与“历史证言”

《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日] 岛泰三著，董炳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1月版，294页，59.00元

日本学者岛泰三的《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董炳月译，三联书店，2024年10月）讲述日本1968年学生运动的缘起、发展、高峰和退潮的整个过程，由于核心部分是1968-1969年初发生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的斗争高潮，因此原书名是《安田講堂 1968-1969》（中央公论新社，东京，2005 年11 月）。现在这部中译本的书名改得真好，令人不禁眼热；但这不是标题党，而是来自在书中不断出现的“以生命相搏”和“青春”这样的文字——出现在当年的传单、演讲、遗书和作者的记忆之中。岛泰三当年就读于东京大学理工学部，积极参与了运动，是理工学部的学生领袖，在坚守安田讲堂事件中被捕，后判决入狱两年。对于作者和他那一代曾经参与运动的数以万计青年学生来说，这一段经历真的是不应忘却的“以命相搏的青春”。岛泰三以亲历者的视角，为历史写下了自己的证言。

岛泰三在“前言”中讲述了撰写该书的起因和想法，不但令我感动，而且觉得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历史研究的缺失。在日本1968年的学生抗争运动和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1月18、19日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发生时，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该事件在日本引起巨大震动。但是，作者认为那些身处安田讲堂内的青年学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却被忘却了，前后一年多来自东大和日大的学生如何最后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和历程也几乎没有被作为历史事件来论述。这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二是据作者所述，当年这些学生在三十六年来一直因各种原因而保持沉默，这在日本的言论出版语境中似乎也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很多相关人士对作者出版本书也怀有疑虑，似乎对于当事人来说，重新论述该事件是被作为一种禁忌，存在着沉重的意含和巨大的压抑，隐藏着人性的深层本质。作者最终意识到：“作为当年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留在安田讲堂里的人，将事实公之于众，难道不是一种义务吗？然而，在1969年至今36年已经过去的现在，当年处于同一战线的战友没有留下任何证言而自我了断的事件屡次发生。因此我决定撰写本书，记录应当被讲出来、传下去的史实。”这的确是一段必须写出来的历史，既是因为“那次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曾经是以命相搏的斗争”（第4页），也是为了追问“这在日本青年运动史上，是空前的事件。那么，这种事件为何会发生？”（第5页）

三是作者在“前言”中提到佐佐淳行以“卑怯者”来描述安田事件中的全共斗形象是不真实的，但是没有展开论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该书译者在书后的附录《1969：安田讲堂的陷落》（写于2008年5月）对此讲得很清楚，这个佐佐淳行就是在1968年1月18日指挥警察机动队进攻安田讲堂的警视厅警备第一科科长，他在1993年出版了自己写的《东大陷落——安田讲堂攻防战72小时》（文艺春秋）。可想而知的是，“尽管佐佐淳行自称追求‘客观’，但在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于警察和体制一方的前提下，无论怎样追求客观，也只能是单方面的客观。一本《东大陷落》，主要是在阐释国家暴力的合理性。这种阐释集中体现在对承担镇压任务的警察机动队的叙述”（284-285页）。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本《东大陷落》应该是第一本将安田讲堂事件作为“历史”来叙述的书。“佐佐淳行提起笔来的时候实际是在抢夺话语权，从‘体制一方’对安田讲堂事件进行历史定位……于是叙述行为本身成为他第二次对青年学生施行暴力的形式，不同在于第一次是使用机动队，而这一次是用笔。”（285页）说得很精准、很深刻，历史叙事的话语权经常就是一种暴力，而更令人唏嘘的是岛泰三所讲的当年那些参与运动的学生没有留下任何证言就自我了断的事件屡有发生。

其实早在1969年就有一些学生编辑的实录资料在日本出版，如北明书房出版的日本大学全学共斗会议编《青春寄托于街垒——日本大学斗争实录》（1969年，责任编辑：田村正敏）、三一书房出版的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书记局编《叛逆的堡垒——日大斗争之记录》（1969年）和亚纪书房出版的东大斗争全学共斗会议编《记录东大斗争——在堡垒中开创我们的世界》（1969年）等。问题是历史研究性质的著述却不知为何迟迟未见，岛泰三的这本《安田讲堂 1968-1969》的出版比《东大陷落》也晚了十二年，他说“这本书，就是从安田讲堂内部审视那次事件的人提供的历史证言”（前言，第5页）。他以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亲历的事件过程和记忆中的强烈感受以及日后来自各方的证词重现了历史现场与青年学生个体生命的真实形象。更应该强调的是，岛泰三的这部安田讲堂事件实录彻底驳斥了警备科长佐佐淳行的“合理化”的“历史”叙事。

从世界视角来看，日本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与越南战争、共运和欧美国家的学生运动均有紧密关系，是六十年代世界政治动荡与民主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日本国内来说，二战后日本的崛起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民主化改革的进程，通过修改宪法，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实行“民主化”改革；二是在经济领域中经历了从恢复到高速增长的经济崛起过程，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正当日本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之时，大学教育体制僵化、财务管理混乱、医学生实习制度不公、美军基地与越南战争的关系等诸多矛盾也随之暴露出来。因此出现社会民主抗争运动的高潮期，前后以1960年的“安保斗争”和1968-1969年的东京大学学生运动为最激烈的斗争高峰。日本的学生们为了反美反越战、反安保条约以及要求校园民主化等，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1968年1月19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核动力航母“企业号”驶入佐世保港。两天之前有许多大学生从各地赶来佐世保美军基地进行抗议，遭到警察机动队以催泪弹、高压水龙和瓦斯液的暴力镇压。抗议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学生得到了市民的拥戴，同时也体会到了“历史也会这样运转”（第7-8页）。这次斗争标志着日本的学生运动开始进入高涨期。也是在1月19日，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掀起了“反对医师登记制度”的运动，全校开始无限期罢课。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也从29日开始无限期罢课。所谓医师登记制度产生于实习医生制度，即医学生毕业后必须在医院无薪实习一年，实际上就是无偿榨取医学毕业生的劳动。绝大多数的医学部学生和研修生决心与“医师登记制度”对抗，即使以自己的人生为赌注也在所不惜。3月11日，东大医学部宣布严厉处罚17名学生和研修生；26日，支持医学部学生罢课斗争的学生成立了“支援医学部斗争全东大共斗联络会”，决定阻止3月28日的毕业典礼。5月10日，政府通过了将“医师登记制度”实质化的“修正案”，因此对罢课学生来说，占据安田讲堂便被提上议事日程（21页）。

在距离东大本乡校区两三公里的日本大学的学生运动也迅猛爆发起来。运动背景是校方对学生的校园自主活动实行严密监控、彻底压制言论的方针，具体起因是1968年1月至4月接连发生理工学部教授帮助考生走后门入学并收取钱财案、大学会计部门“用途不明资金”案等事件。向来被当局认为不会闹事的日大学生终于站起来了，他们第一次制作了传单。从5月到6月，学生开展了罢课、集会抗议、到校外大街上游行、成立“日大全共斗”等活动，校方当局则动员了体育会学生和右翼的“学生会议”学生对全共斗系统的学生大打出手，后者被迫设置路障、占领建筑物。

从战后日本学生运动的团体发展来看，五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基本上是在日共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系的操作下进行；随着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变化，日共向议会斗争的转向和大学入学率的大幅度提升，学生运动力量日渐分化，学生派系复杂，斗争目标与手段产生分歧。在岛泰三的书中对学生运动进程中派系斗争的复杂性有非常丰富和具体的论述，对一般读者来说显然难以进入那种语境，但是也不难感受到内部分歧甚至派系武斗给学生运动和参与者带来的伤害。全共斗，全称“全学共斗会议”（即全校学生共同斗争之意）是由左翼学生自发组成的斗争团体；日本大学的学生于5月27日下午在校园道路上成立“日本大学全校公布斗会议”（简称“日大全共斗”），7月5日东京大学学生在安田讲堂成立“东大斗争全校共斗会议”（简称“东大全共斗”）。以日大和东大两校的斗争为起点，“全共斗”在日本各大学相继发展起来。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全共斗”是代表学生与大学当局交涉和组织抗争行动的自治团体，加入与退出都是自由的，因此其成员构成也错综复杂。全共斗在东京大学基本上主导了以废除注册医师制度和撤销学生不当处分为基本诉求的罢课斗争，他们中的激进派还进一步提出了“大学解体”和“自我否定”的口号。

在安保斗争纪念日即6月15日这一天，东大医学部全校斗争委员会断然封锁了安田讲堂，17日凌晨警察机动队进入东京大学本乡校区。在那一刻，‘学术领域当为不可侵犯之空间’这种内心深处的基本信念彻底破灭了”。岛泰三说他和很多学生一样，就在那个早晨下定了决心……不能落荒而逃！（37页）

关于使用暴力问题，译者作了很好的阐释：“正是这种国家的暴力（还有民间的右翼暴力团），赋予了青年学生们的非法暴力以某种程度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在于它是与具体的政治诉求结合在一起，而且在于它是作为国家暴力的结果而出现。”（288-289页）

安田讲堂事件并没有结束这一系列运动。在1969年，全日本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大学出现罢课，斗争的规模史无前例。日本政府为了使之彻底结束，在8月17日推行《临时措置法》，警方全力配合实施，1969年在反战和相关运动中被捕人数达九千八百六十二人。“在以日本大学为首的全国各大学，空前严密的镇压体制被建立起来，警察给予这种体制以全面的支持和保障。重新回到了黑暗之中。那种黑暗向日本全国蔓延。”这种历史情景不难想见，岛泰三说不能把运动的失败归因于学生缺乏勇气（230页）。在七十年代还出现了运动的极端转化，个别人投身到立场极度激进、手段恐怖的“赤军”运动。

日本历史学家小熊英二的《1968》（上卷副标题：“年轻人们的叛乱及其背景”，下卷副标题：“叛乱的终焉及其遗产”，新曜社，2009年）是研究日本战后学生运动的重要著作，可惜的是至今未见简中译本。小熊英二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参与运动的学生群体在1960年与1968年有很大区别，简单来说就是1960年的大学升学率还很低，学生群体既没有达到大众化的地步，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当学生参与安保斗争的时候，人们也就被动员起来，一起参加抗议的大学老师也很保护学生，学生也会寻求老师的指导。1968年就完全不一样了，全共斗的学生们喊着“大学解体”的口号，不再认为在大学里能够边学习边做研究。因此他认为六十年代安保斗争的学生运动类型是老派的，而1968年的全共斗是要与年长世代决裂，从思想角度和运动角度来看是没有实际成果的（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www.douban.com/group/topic/178506489）。

在另外一次关于日本1968年运动的访谈中，小熊英二谈了好几个问题，其中有几个问题我认为很值得思考。一是他发现当时很多学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的词汇之外寻找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发明新术语的能力，因此很多人都在马尔库塞、列斐伏尔、萨特和吉本隆明中间寻找新的理论；二是一些学生提及战前时代理想化的大学生活图景来批评现实中大学的情况，这是在怀旧中产生的过度理想化的图景，但也是学生们抗议的基石。当时的日本学生反对大学中的腐败，他们运用的语言是过去的：“大学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揭示真理。”这样理想的大学并没有真正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怀旧是一种表达理想的形式，它抗议的是当下的问题；三是关于东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中的道德主义，学生们宣称应该“自我否定”，作为社会精英，在毕业后应该拒绝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另外道德主义导致学生在运动中不愿就大学改革与校方做任何交涉和妥协，而他认为本来这是可以避免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天的日本人关于1968年的学生运动有很多种曲解，比如“1968年的所有运动都是暴力的”“他们都是激进左派分子”等等。他认为其实这些都是当时受大众传媒影响的扭曲形象的影响，另外今天也有一些日本青年将1960年代理想化，以此来抗议当前的社会问题（《一九六八｜专访小熊英二：日本战后一代遭遇“现代”的时刻》，访谈：黄睿、任其然，2018，6，24，来源：澎湃新闻）。理论指引、斗争语言、道德情感以及历史评价，这些都是全世界的1968年运动留给日后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仍然不应被忘却和轻视。

岛泰三在书中有很多实录充满感性的现场感，同样是珍贵的“历史证言”。第三章“在街垒中”首先阐释了街垒的真实意义（54页），接下来有许多具体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日本学生的青春叙事。明治大学的街垒还设置了由女生负责的“传达室”，街垒中有“救援对策本部”负责照顾负伤者，也是由女生担任。但是东京大学女生很少，救援工作由医学部的男学生负责组成的，当他们到其他大学看到那里的女同学把校园装点得色彩斑斓，弥漫着青春气息，感觉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日本大学的街垒中有“炊事班”，还为女生准备了专用房间。经常有学生吹小号、弹吉他，或者是唱民歌。东大的安田讲堂相对安静，里面有一架大型三角钢琴，偶尔有学生来弹奏，偶尔也开音乐会。在日本大学的街垒中还有女生养猫，宠物猫是学生们的吉祥物（57-58页）。对当时的日本学生来说，“街垒乃真实的大学”，这是实质性的表述，也是切身感受。街垒是他们在体制的阴霾笼罩中“看到晴空的那个瞬间”，也是他们“以命相搏的青春”的历史证言。

说到“历史证言”，安田讲堂这座东京大学最有名的历史建筑就是沉默的证人。1968年11月22日，日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学生在安田讲堂前会师，安田讲堂正门前的街垒就是日本大学全共斗的青年建造的，警察机动队发动数次猛攻也未能突破。没想到的是在事件发生后该讲堂一直被封闭，直到在八十年代后期日本政府投入巨资修复之后才于1991年3月28日东大的毕业典礼中重新启用。说到这里，想起2014年3月底的一天，正是东京樱花盛开时节，我和行远及几位朋友来到东京大学。我们先参加了文学部滕井省三教授的讨论会，然后参加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座谈。在东大校园参观的时候来到了安田讲堂，可惜当时该建筑正在维修。大楼外面以展览板围起来，展板展示的是安田讲堂的历史照片、各种图表。当时对于1968-1969年发生在这里的具体斗争情形还不了解，只是知道东大当时的学生运动很猛，印象比较深的是东大校门口两边挂着“造反有理”“帝大解体”标语的照片。

想到历史照片的问题，遗憾的是该书中译本因为版权所限，原著中的新闻图片全部省略。在日本1968年期间，由于电视和报刊的视觉图像给全社会带来的信息冲击起了很大作用，往往能迅速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另外我相信在七十年代到今天的日本艺术界也有许多艺术家以这些视觉图像为蓝本创作了大量的相关题材的图像作品。想起多年前我在纽约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看过一个非常精彩的展览，展览名称是“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Protest ”（一部未完成的抗议史），展出的是惠特尼美术馆收藏的自1940年至今以“抗议”（Protest）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从1940年到现在，有多少曾经沸腾的抗议被人遗忘，能够进入历史书写与公共记忆中的抗议可能只是抗议大海中的一粟。在历史上的抗议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新闻图像和抗议图像艺术常常被看作一种即时的、转瞬即逝的符号，未被书写在艺术史叙事之中。在这个展览中可以看到日本拘留室的秘密照片、民权抗议活动的海报和纪录片、游击队女孩的海报、裹着皮革的面具、反对私刑、抗议政府在越南的行动和艾滋病危机中的不作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无声纪录片……在我看来都能激起今天观众的激情，激起人们对所有“以命相搏的青春”的记忆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