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年｜王晶：那些与父亲有关的记忆

【编者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年俗迥异，“年”的背后展现给你的是一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诗。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忆年”专题，讲述那些年，那座城，那个村庄，那些与年有关的人和事。

我是1982年在开封出生的。过去的春节，想起来都觉得可笑。那是作为小孩，唯一能装大人，斜叼一根烟还不挨揍的时候。天冷，哈气成冰，围脖上一层雪花。点着烟，红烟头戳了炮捻子就跑。跑几步，鞭炮一炸，满地红纸。以前冬天冷，大雪能下到膝盖。

6岁的时候，爷爷买了电视机。春节看电视，7寸黑白电视前面全是人，父亲坐中间。但是唯独不准我看，他说电视有辐射。他下命令说：“你从镜子里看”。我就背朝他们，从穿衣镜里看电视。人头一晃，只能看见一片后脑勺。那时候晚上新闻结束的时候，播音员还会跟你说“今天的电视节目结束了，晚安。”电视台还会播放一段国外金曲作为结束。过了好几年，电视节目才改成24小时播出。

现在想想，小孩子最会狗仗人势。单位大院里都是长辈，我们就欺负单位门警。春节几天里，半夜里大人聊天看电视，我就在大炮捻子上绑好拜佛香，点燃了放在单位门房门口。其实门警平时没欺负我们，所以我们就欺负他们。

父亲有些朋友，年纪相仿。他们的孩子也跟我年纪相仿。每年春节，初一去爷爷家，初二去姥爷家。到第三天，张铁岭、王疙瘩、虎子爸和大马就来了。张铁岭住在乡下，李疙瘩住在城里，马叔叔一头卷发，他的儿子特别漂亮。只要他们来了，母亲就摆上请自家兄弟同等的宴席。从大年初四开始，这些人就一起消失，去别的朋友家。后来我知道这些人叫“战友”。

我知道他们有的是驾驶员，有的是普通士兵。父亲曾经是班长，所以他受到这些战友的尊敬。我也知道他们如今有的住在乡下，有的已经病故，照片里的人已经少了一半。

但我至今记得，他们从来不喊我的名字。他们叫我“少爷”。刚才说小孩子最会仗势欺人。其实里面有个前提：你得有厉害的人爱你。

父亲跟我说过，抓周的时候我抓了支笔。所以我从小就有成套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读。我读《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反正书柜里翻出来什么，就读什么。其中还有《化学侦查分队战术教材》、《核武器的一般知识》。我也当连环画看。

那时我们家住老屋。老屋东边是一片菜园，无花果树到夏天就结满果实。我记得在夏夜的晚上，全家享用晚餐后，有几次他起了兴致，跟我讲在战场上如何侦查化学武器。芥子气听起来像是气体，其实是油状液体。但沙林是烟雾，有臭味。他在自己大腿上演示芥子气的性状，用姿势和语言告诉我，好像我明天就会遇到化学战争似的。

现在想想，什么样的父亲会在夏日晚餐后，跟孩子讲这种事？现在我才明白，化学武器侦查和驾驶重型摩托化装备，这是他年轻时烙印最重的知识。他想留给我。

有时战友也在家吃晚饭，我不记得他们是否提起这些。但一定是有的。否则为什么我后来看到防毒面具，总是好像看到父亲？

我和父亲的友谊终止在16岁的时候。他越来越老，骄傲和勇气越来越少。原本他的脾气就不好，此时变本加厉。我们之间的谈话往往以他勃然大怒为止。

我选择了离家；几经辗转，不知怎么到了巴黎。每年冬天，巴黎都会下很久的雨。我上午在索邦上课，下午就得到电脑街打工。巴黎地铁站在寒风苦雨里，显得愈加悲苦。我连打一次电话的余钱都没有。

26岁的时候，我在巴黎见到了跟他一样的人。不是活人，而是一个叫做奥托·迪克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画家。他的画里，戴着防毒面具的人挥舞着手榴弹，冲向前方。这幅《戴防毒面具的进攻部队》当时被印制成两米高，四米长的海报，贴满了巴黎的地铁站。

不知道为什么，这幅画会让我想起我的家。沙林、芥子气，还有冲锋。我一定知道什么，但我却又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仿佛有一层迷雾，我才刚刚伸手摸到它。我往迷雾里看，但只有穿着防化服的父亲。

人生里总有一些时候，突然所有的事都豁然开朗。对我来说，就是29岁那年。

第一次完成学业，我在春节回国。那已经是出国五年之后。父亲跟我讲了他的梦。

在我走后，他梦到我们开车，又行进在黑暗的山林里。我盘旋在山路上，他在副驾驶。夜黑路长，他看到山路的转弯，怒吼让我快打方向，但我嘴里应着，手上毫无反应。车冲破护栏，从山路上冲了下来，跌入深深的山水。

我听着，想，在他眼里，我真永远都是个没用的人啊。

他想起来什么，突然笑了，说：“梦里怎么反过来了？怎么是你在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上？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是侦察车驾驶员，你马叔叔坐在副驾驶上。”

我看着他。电视机还在播放着歌舞晚会。他接着说：“我们开车冲进去的时候，看见爆心里坦克已经被掀翻了。放射性尘埃落了有半米厚，北京吉普开进去狼烟动地。你马叔叔就在旁边报辐射数值。张铁岭开的是另外一辆车，王疙瘩在洗消站。”

“跟苏联没打起来。我们是侦查部队。你不记得小时候跟你讲防化侦查？我们也是核武器侦查部队。跟苏联打起来，我们就是第一批死人。那就没你了。”

这晚之后，我想了很多。他从来没说过爱我这种肉麻的话，也从来没有肯定过我。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没有办法说出来。他的世界始终包围在沙林、芥子气与核武器之中。就像奥托·迪克斯的画，他们冲锋并不是冲向胜利，而是为了别人不至于死去。

人总是出生在某个时刻、某个人家中。我作为人子，受了许多溺爱。许多人终生只能得到两三个人的爱，而我得到的溺爱来自这许多人。他从来不说。只冲在前面。非要说出口时，他只会发出命令。他不需要，也不给出解释，因为他只需要面对一件事，那就是核武器。他对毁灭并不恐惧，如果他真的死去，也只对未完成的使命充满愤怒。

前面，是不是提到父亲不让我正面看电视？核试验前，部队会发放护目镜。他所属部队中，一位十八九岁的小战士出于好奇，只用护目镜遮住了一只眼，好清清楚楚地看大炸弹。瞬间而至的强光把他的脸刷至通红，据说单眼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他等来了90年代，等来了21世纪。没有芥子气，没有沙林。没有新的命令。

我不敢想。如果他的命令不再是直面毁灭，而是让他去爱呢？他肯定会慌张笨拙，就像他爱我，也像我爱他一样。毕竟，面对毁灭只需服从命令；而去爱一个人，需要听从自己。

36岁的时候，我也做了个梦。我梦到又回到老屋，夏夜结束，风吹得无花果树刷刷作响。他坐在老屋里，我看着他，他的眼神却穿过了我。

那天我看见他们都重新穿上了军装。那天我认不出来哪个是铁岭，疙瘩，马叔叔，虎子爸。我认不出哪个是我的父亲。他们连笑起来都一样。

（作者系艺术家，2018年，在北京举行个展《再见，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