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昕读《大礼议》︱嘉靖皇权与礼秩的三重奏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尤淑君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520页，98.00元

有明一代，自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以后，帝系两次因外藩入主而转移：其一为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以藩王起兵“靖难”，推翻其侄建文帝朱允炆，自己即位，帝系由朱元璋长子朱标一系转移至四子朱棣一系；其二则为明武宗朱厚照无子，朝臣议以帝系伦序最近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位，帝系由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樘-明武宗朱厚照一系转移到明宪宗朱见深-兴献王朱祐杬-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一系。

这两次帝系转移，第一次发生在新朝开国不久，伴随着硝烟战火、血雨腥风，朱棣以武力“靖难”即位后，又以武力清洗建文旧臣，更援引父皇所制《皇明祖训》，强行宣示自己即位的正当性。而相比前一次，朱厚熜即位时，大明已立国百年，礼秩、皇权早已成熟，再无发生强藩以武力入主的可能，在武宗遗臣看来，此次帝系转移只不过是他们依据成熟的礼秩进行的一次皇权交接——但出乎任何人的想象，从湖北兴藩入主帝位的朱厚熜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几乎重塑了这个成熟的王朝。其举措发端，就是围绕着早已成熟的国家礼秩进行重大变革，由此引发朝局激烈动荡，这也被后世称为“大礼议”事件。

作为嘉靖初政的一大事件，大礼议引起了学界相当重视，成果颇丰。学者关注除大礼议事件本身经历、大礼议对嘉靖以降朝局转折（或革新）之影响、大礼议作为礼制改革开端等方面外，更涉及大礼议背后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诸多学术成果当中，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浙江大学副教授尤淑君专著《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脱胎于其在政治大学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2006年出版繁体字本）。论著以大礼议事件为切入，深入分析事件中的重要文本如《明伦大典》，而不限于事件本身，其论述出入礼制与皇权，从礼仪秩序的重塑到政治秩序的重组，远及嘉靖及以后几代帝王政治文化的影响，其学术价值在二十年后的当下仍不可忽视。

诚如本书开篇所言，大礼议事件最初不过是朱厚熜生父兴献王朱祐杬尊号之争，即朱祐杬所应享有的礼制，以及围绕该问题的相关礼仪问题。但当大礼议“从一个政治事件变成了政治符号，成为嘉靖君臣斗争的道德武器与思想资源”（第3页），其影响力就已经超过了事件本身，成为君臣各自解读、各自援引、各自扩散的矛盾核心，形成了大礼议事件的“多重奏”。最终，朱厚熜以皇帝之尊胜出，经过皇权重塑后的《明伦大典》成为该事件的唯一基调。而经此一役重塑的皇权，又重塑了此后的礼法秩序，形成晚明特殊的政治风气。

明世宗坐像轴

第一重奏 礼法秩序

其实，在朱厚熜“借题发挥”之前，礼制之分歧已初见端倪，这就是在明武宗驾崩后，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诸臣变通《皇明祖训》、引申《武宗遗言》而拟定《武宗遗诏》。杨廷和等臣子拟定《武宗遗诏》，固然有防止因明武宗无子引发皇权继承危机的一面，同时亦有藉武宗之遗诏，清理正德朝弊政、扩大自身权力的考量。拟定《武宗遗诏》后，杨廷和等又拟定《世宗即位诏》，与《武宗遗诏》之革新精神一脉相承，诸如调换朝廷人事、广开言路、蠲免田赋、罢革皇庄、处理宁王叛乱遗留问题等。在皇权交替的特殊时机，杨廷和等内阁成员大张“遗诏”旗号，力排六部，在革新政治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官僚领袖，内阁也因此在“阁部之争”胜出，成为新的朝廷中枢。其后王士贞所谓“嘉靖入绍，尽埽其蠹而新之”，以及后世《明世宗实录》《明史》所赞誉的“嘉靖新政”，实际上是由嘉靖帝藉大礼议打倒的杨廷和发其端。而杨廷和及内阁得以排除异己、行使权力，其法源正在于杨廷和把握时机，掌握了武宗驾崩后礼法上最重要的文本——《武宗遗诏》及《世宗即位诏》。

然而，当杨廷和等阁臣援引《皇明祖训》制作《武宗遗诏》，意图重塑朝纲、革新政治时，他们没有预料到自己在远离朝堂选定的继承者朱厚熜竟然利用皇权和人情两重，将他们安排好的礼制连同武宗时代的秩序一同掀翻，重塑了一个新的嘉靖秩序。

按杨廷和的理想状况，他援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一条，只是为了解决继位人选。依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的推演，“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无子，而孝宗弟兴献王有子，伦序当立”。在杨廷和看来，由于明武宗无子亦无兄弟，则变通《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范围至明武宗父亲明孝宗的兄弟，伦序最近为兴献王朱祐杬，朱祐杬已薨逝，则其子朱厚熜自然当继位为帝，由此自可避免其他宗藩窥伺神器。但正如本书所指出、历代学者也不断批评杨廷和的是，他在拟定遗诏、涉及继位文字时，只有“嗣皇帝位”，却没有说清朱厚熜以何身份继位，特别是如何处理朱厚熜与孝宗、武宗两位先帝的关系。杨廷和依据儒家的大宗小宗理论认为，既然帝系是由孝宗-武宗传承，则“属以伦序，入奉宗祧”自属一体，朱厚熜既然继位，承继君统，自然要接续孝宗-武宗的统绪，进入大宗，承继孝宗的宗统——更何况此前西汉哀帝继成帝、北宋英宗继仁宗已有先例，凡入继大统，自然入继大宗为嗣，以孝宗为皇考，自己小宗的生父兴献王仅能称皇叔考，即“濮议论”（49-50页）。若不愿为孝宗嗣子，则伦序不当立。由此，杨廷和看来，确实无需另外说明。

显然，如果朱厚熜服从这一安排，无疑是承认已在朝堂多年、把持《武宗遗诏》的一班武宗旧臣彻底掌握了礼法的解释权，是以新君并不愿意尽如杨廷和等武宗旧臣之愿。从接到即位诏书起，朱厚熜就开始在礼法和仪注上字斟句酌，务求“名正言顺”，避免自己成为杨廷和等安排好的新朝秩序的一环。在入门礼等程序上，朱厚熜确实给京城的杨廷和一些意外，但毕竟朱厚熜力量太过单薄，杨廷和挟遗诏之重，尚能摆出不容妥协的姿态，以他为首的武宗旧臣始终坚持君统与宗统合一，将以孝宗为皇考、放弃自己的生父，解释为置国家礼法于个人私情之前。

但杨廷和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这个“国家礼法”只是杨廷和的“曲解”呢？如果“个人私情”反而是人伦大序呢？而且，由于杨廷和以臣子身份变通《皇明祖训》、诠释《武宗遗诏》之例，即使他是内阁领袖、顾命老臣，在礼秩上，始终不可能与皇帝享有同等的解释权。更何况杨廷和在《武宗遗诏》还留下了“嗣皇帝位”的漏洞。因此，当张璁等新贵从礼法、皇权两个层面同时向杨廷和发难，杨廷和精心安排的、以新君继嗣继统为开端的新朝秩序彻底成为泡影。

第二重奏 皇权重塑

杨廷和除了在《武宗遗诏》留下的漏洞外，在礼法上留下的更大漏洞，就是他援引的“濮议论”，汉哀帝与宋英宗是在汉成帝、宋仁宗在世时预立为嗣，养在宫中，与朱厚熜继位情形截然不同。早在朱厚熜继位后命礼部商议生父兴献王尊号时，礼部侍郎王瓒就采用张璁的观点，认为“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不类”，结果被杨廷和控制言路弹劾去职。杨廷和自以为礼法周全，“大会文武百官，议请帝称孝宗曰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自称侄皇帝”，渠料新君竟再度拒绝，斥曰“父母可移之乎”。

既然皇帝提出了“父母”至情，拒绝杨廷和等朝臣的提议也表明了态度，很快，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等一系列大臣开始以“人情论”上疏，主张朱厚熜“继统不继嗣”，特别是张璁的“七争”（56-58页），先点明杨廷和“濮议论”不合于当下，再据《礼记》《仪礼》等儒家经典阐发礼法，同时重新解释《皇明祖训》与《武宗遗诏》涉及的朱厚熜身份问题，并指责杨廷和引用非礼、出于私心，最后更强调“非天子不议礼”，即唯有皇帝才有资格议论礼法，更何况现在的“大礼”乃是天子家事。可以说，张璁几乎全方位驳倒了杨廷和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也成了此后《明伦大典》的基础。

张璁的理论得到了朱厚熜的肯定，虽然张璁等资历尚浅，杨廷和等当朝老臣再三以“濮议论”厘定礼制，但朱厚熜“议三上三却”——事实上，朱厚熜与张璁一派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除去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濮议论”已经丧失了祖训、经典的解释，又于人情上夺人父母，赵翼讽刺他们“徒见先儒成说可据，而忘乎世宗之与汉哀、宋英不同，争之愈力，失之愈深”，则老臣几无立锥之地，在嘉靖朝初年逐一黯然退场。

然而，大礼议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新君继位时的新旧势力冲突，仅从后人对大礼议结束时间的争论足以看出该问题之复杂、影响之深远：有以兴献王尊称议定之嘉靖三年九月，有以《明伦大典》修成之嘉靖七年七月，有以兴献王朱祐杬以睿宗献皇帝身份祔太庙之嘉靖十七年九月，亦有以朱祐杬正式升祔太庙之嘉靖二十四年七月（23页）。此外，仅朱祐杬祧迁与否，嘉靖以后之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历朝始终争讼未已，甚至直至明亡，清人亦屡有评议。

事实上，本书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大礼议”之争，除了表面上的礼仪、浅层的新旧官僚权力斗争之外，隐藏于事件之下的，更是朱厚熜——明世宗嘉靖帝的身份问题，即明武宗帝系转移后，如何在大明王朝统绪中如何安排继位的朱厚熜，以及随之而来的君臣礼秩之别。而这个身份问题，则关系到整个王朝未来的礼法秩序。

大礼议之争后，朱厚熜纂修《献皇帝实录》和《明伦大典》，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政治文化重塑，实质则是将自己塑造的礼秩固定下来。根据这两部文本的构造，朱厚熜的皇帝名分至正，乃自然得之于《皇明祖训》《武宗遗诏》，后者实际上也是源于前者；尊奉生父，乃发自儒家伦常的“亲亲”之至情，于史有据，于礼可行；大礼议之争则是杨廷和等老臣欺负新君年少，既无臣道，又有悖人情，如此，朱厚熜发动大礼议就不再是君王私心，而是“彰明天理人情，维护伦理纲常”（116页）。因此，于大礼议及两部文本居功甚伟的张璁等一班新贵虽往往被指斥为阿附新君以求进身之阶，但却得到了皇帝的赞誉，《明世宗实录》称其“深于礼学，丰格儁拔，大礼之议，乃出所真见，非以阿世”。《西园闻见录》也为张璁等维护道：“凡言礼而贵者，其人材皆磊磊，既无言礼，亦有以自见者哉！”总之，通过两本书，朱厚熜在经典诠释和文本书写上，同时完成了自己的权威，既掌握了礼法，也掌握了人事。

然而，大礼议的“多重奏”到此并不意味着已经奏响了和谐的休止符。当朱厚熜援引祖训、礼法、人情之时，臣子们也在援引“故事”。《明伦大典》修纂前，嘉靖三年，大礼议一度迎来了矛盾最高潮——“左顺门之变”，臣子援引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之故事，跪伏左顺门，撼门大哭，声震阙廷，一度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名号。虽然朱厚熜以权威镇压群臣，或杖责、或处刑，但毕竟已被公开置于与祖宗对立的尴尬局面，朱厚熜也不得不在《献皇帝实录》和《明伦大典》中对自己这一行为曲为回护。从左顺门之变开始，原本的名分礼秩公然被破坏，经嘉靖朝的皇权重塑，皇帝与臣子开始沿着新的秩序走去。

第三重奏 礼秩失序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政治权力与名分礼秩的关系，本是一体两面，名分一旦错置，礼秩将日趋瓦解，使皇帝脱离礼法的规范，皇权渐失其“公义”性质。同时，名分礼秩的瓦解，也破坏了原本的权力分配原则，不再有一合理的标准。为求晋位，官僚不得不依附有力人士，造成朋党林立的现象，党争日趋激烈。当各党爆发冲突、相决不下时，官员们为了排除异己，只好寻求皇帝的支持，逐渐丧失“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再追求“公义”的实现，使嘉靖朝的政治秩序恶化，政治文化也随之改变。

本书卷首的这段文字很好地描述了嘉靖朝以降威柄在御、君臣疏离的开端，也点明了朱厚熜在大礼议中对原有政治文化的破坏。本书关注的事件虽然是大礼议，但从原名可以发现题眼有二，其一为前文一直深描的“皇权重塑”，其二则为“名分礼秩”，后者在明代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决定了“大礼议”称之为“大”，本书第三、四章由大礼议、礼制更定而政治文化的分析、特别是皇权的“公”与“私”尤为精彩，使本书跳出了大礼议事件的叙事，着眼点上升到明代乃至帝制中国政治文化。

《论语》记载子路问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可见，在儒家政治中，“正名”即遵从礼法一直被视为为政之先。《荀子·乐论》在论及“礼”“乐”时将二者功能高度概括为“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近代马一浮在为浙江大学校歌作词时则将其化用为“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都指明了“礼”在贯彻儒家伦理的等级社会中区隔上下、辨明尊卑的作用。到了明代中期，儒家礼法秩序已经高度成熟，君臣概莫能外，正如本书三百零八页所说：“所有人间秩序的内在规范，皆来自于儒家学者对‘礼’的诠释，将‘礼’形诸于政制度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名分礼秩’不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运作权力的则，也是节制皇权的无形规范。”

除礼秩外，慨然以道统自任的士人也承担了维护纲纪的责任，嘉隆万时期的理学名臣吕坤就曾说：

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在吕坤为代表的明代士人看来，“理又尊之尊也”，作为帝王之权的“势”并无圣人之理，而不能以势相夺。然而，士人乃至当朝士大夫希冀以礼法约束皇权只是一厢情愿，即使不使用强权，朱厚熜及另一部分士人同样可以实现对礼法的重塑。

在大礼议伊始，朱厚熜在礼法上所能利用的理论就是血缘上的父子至亲，即“亲亲”，用以抵抗杨廷和在政治上的“尊尊”，当然结果是朱厚熜继统不继嗣，看似出于天性、回归父子天伦之情，但究其根底，皇帝并不是普通人，身挟皇权之重、皇帝之尊，因此不能只顾私情。当皇帝强调个人身份，回归“私情”，皇权也顺势渐失其“公义”性质。用本书的话来说，“嘉靖皇帝过度崇敬私亲的作为，违反了‘正名定分’的原则，动摇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礼’ 让皇权在‘公’领域的正当性备受士人的质疑”。（308页）

若皇帝已经开始出入公私，开始不遵守公共规范，臣民又如何抵挡？我们看到，在礼秩约束失败后，臣子们抬出了“祖制”与“天命”，其极端表现就是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名号的左顺门之变。然而，朱厚熜除了以权威镇压，以《献皇帝实录》与《明伦大典》回护己过，嗣后更以皇权垄断了天命与祖制。我们可以看到，嘉靖朝开始的一系列礼制更定，以追溯古礼、遵从祖制为宣传，诸如世庙、郊礼、分祀天地等一系列礼制改革，无不宣示着皇权可以超越礼制、操纵天人关系。朱厚熜也屡屡宣称“非天子不议礼”，实际上是将包括礼制在内的天下都视为皇权下的私产。“皇权私化的结果，让皇帝与士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君臣关系日趋紧张。”除了张璁等亲近大臣，皇帝愈发与官僚疏离，越来越依赖于张璁及此后的内阁成员。内阁既为皇权之私，已天然与国家大臣、特别是言官对立，不得不依靠皇帝。如此，经过大礼议重塑的不仅是形而上的国家礼秩，在具体的国家权力机构层面同样发生了重塑。

总之，回应本节开头的引文，在关涉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皇权“公”“私”问题上：

长达二十年的礼制改革，不只改变了明皇室的帝系，也让皇权性质异化，更使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体系产生极大的变化。嘉靖皇帝虽达成皇权重塑的目的，却也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身份原则模糊化，破坏了国家礼法制度的基础——名分礼秩，导致政治文化体系的“公”“私”概念变质，使皇权流于私化，而皇帝不再受到国家礼法的约束，“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274页）

在此次大礼议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朱厚熜作为第二次帝系转移的藩王，颇为尊崇第一次帝系转移的藩王朱棣，除了将其庙号由“太宗”抬升为“成祖”，以暗喻外藩入继之正统外，朱厚熜还经常翻阅《永乐大典》，其编纂《明伦大典》的灵感或来源于此。至于威压群臣、钳制士人、重塑皇权，亦朱棣所为之。事实上，朱厚熜此次帝系转移对明代政治文化造成的断裂与重塑，当不下于永乐一朝，朱厚熜自己也成为此后隆庆、万历屡屡援引的“祖宗故事”。

余音

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曾将欧洲中世纪国王称为肉身的“自然之体”与不朽的“政治之体”的统一，其中提及“王低于和高于法律（REX INFRA ET SUPRA LEGEM）”这样一个看似相悖的概念：

受法律约束的王，按照事实（ipso facto）就成了“上帝的代理人”；他成为一位高于法律且遵守法律的立法者（auctor iuris）；同时，他也成为现有法律以及其他官员或个人不可提出争议的王家行动的负责任的解释者。因为，如果国王不受法律约束，他就根本不是一位王，而是一个暴君。

用以机械类比未必准确，但朱厚熜对礼秩的破坏，的确导致原有原则的失序，“让皇帝、内首辅及官僚体系三者各自脱离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而开明帝国政治纷乱与社会失序的危机”。皇帝不再是以前礼秩中的皇帝，臣子也不再成为以前礼秩中的臣子。朱厚熜以其杰出的政治才能与权术手段，尚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而其继任者穆宗“未能振肃乾纲”，仅能端拱而已。再后神宗一朝，先以张居正权臣当国，后以怠政垂拱，晏处深宫，纲纪废弛。这些君臣失位的现象，大抵可以归咎于朱厚熜大礼议以来对名分原则的破坏，让国家礼法逐渐失去正当性效力，君臣之间的冲突也无法回归制度面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更加恶化。（390页）

余音不绝的是，神宗以降由于皇帝权威退隐导致的朝纲失序，又引发了以东林士大夫为代表的再造权威的尝试，他们诉求于国家制度以解决政治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士大夫又高举“天下为公”，以针对皇帝以天下为私产的态度。作为对应，崇祯帝一反世宗以来皇帝对待臣子以私驭公的态度，出现了皇权走向台前的过程。由此可见，大礼议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可谓深远如此。

最后，有趣的是，明清鼎革之后，当清世祖认为“今天下一统大业已成”，于顺治五年十一月朔八日南郊祀天祭祖，十一日下诏书阐述自己对“天”与“祖”的尊崇，称：

大一统之业，礼莫重于配天；通孝思之诚，情莫切于尊祖。

又，乾隆朝完成、以清高宗名义刊发的《御定通鉴纲目三编》是这样评述大礼议的：

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毫无裨益。

无论是对“天命”“祖宗”，还是人情、君道，以及礼秩、皇权，面对清朝皇帝的言论与举措，明世宗嘉靖帝可能更会引为知己。事实上，嘉靖帝开创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思路，正是在清朝践行并发扬光大。或许，这也是大礼议在“清承明制”所奏的一个余音吧。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历史系、南昌大学区域历史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