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我认识的胡守为先生

我是华东师大历史系1977级的本科生。1982年初毕业时，系里将仅有的一个出版社名额给了我。我正好在1982年的1月20日举行婚礼，那天，我请老同学胡忠泽来摄影，老胡祝贺我说：“你是双喜临门呵！”令我好不得意。

我去上海辞书出版社史地编辑室报到后，从事《中国历史大辞典》（下简称《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经历了1982年底紧张的《大辞典·史学史》审稿、发稿以及随后的读样环节，我初步领略了《大辞典》的出版流程。这时，《大辞典》的《魏晋南北朝史》在华东师大召开了第一次分卷编委会议。

《大辞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大型历史学科工具书，学术界与读者都寄予厚望。这使主编方，无论作者、编委会与出版社都悬鞭自警，丝毫不敢大意。学贵慎始，参加本次编委会的学者都代表了一个方面的精英力量，如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黄惠贤，代表了唐长孺门下弟子；郑佩鑫，是山东大学王仲荦的学生，王仲荦的八十万字的《魏晋南北朝史》已经出版，被国家教委定为大学文科教材；又如安徽师大的万绳楠，他在1946年西南联大北归之际，考取了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曾接受过已经目盲的陈寅恪的指点；另如简修炜，是华东师大历史系吴泽指导的研究生，以魏晋南北朝为主攻方向；李培栋，上海师院历史系程应镠的学生，程应镠曾求学于西南联大，抗战期间受教于客座联大的教授陈寅恪，故李培栋亦有陈氏治学“小中见大”的特色。这些贤才会聚沪滨，均手持按编纂体例要求分工拟就的稿子，讨论如何修改订正。

本卷的主编有两位，一位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胡守为；另一位是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的正教授杨廷福。两人排名是胡先杨后。据胡守为刊载在《东莞史学》上的回忆录，1978年成立的《大辞典》编纂处物色各分卷主编时，对魏晋南北朝史，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山东大学的王仲荦。王先生在“文革”前已出版了三十万字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学术界影响不小。编撰历史大辞典的魏晋卷，主编之职似乎非王氏莫属。但是王先生说他身体不好，手头事情又多，无力承担这一繁重任务。经一再斟酌，王先生举贤自代，建议聘请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胡守为出任主编。王仲荦举胡守为出任魏晋卷主编也是基于陈氏学说体系已在中大扎根。作为陈氏学说的传播者，从事资料的整理、诠释，应该不会走样。尽管胡守为著述很少，但《大辞典》是集体项目，有群体的学术后盾，应该能够“期以必成”。胡守为是小心谨慎的人，他向中山大学党委作了汇报，校党委感到自陈寅恪、岑仲勉等大家凋零以来，后继乏力，无从重振中大雄风。所以同意胡守为出任历史大辞典《魏晋卷》的主编，还减免了他的部分工作量。但是相比其他断代史的分卷，胡守为仅是副教授，于是又有了增添一员主编的动议。

杨廷福（1920-1984），长胡守为九岁。杨早年受教于著名的江南学府无锡国专，国学根基强。杨氏一生颇多厄难，尤其曾遭受“丁酉之灾”，被戴上“右派”帽子，本人降职降薪，发配“劳动改造”，家人子弟尽受株连，妻子只能沦为女佣，一家大小困苦不堪。但杨氏并不屈服，仍朝乾夕惕，埋首于唐史中。他对《唐律疏议》以及玄奘行状等等重大问题的辨析，功力深厚，受到学界交口称赞，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大辞典》编纂处的副主任胡一雅等经与吴泽等总主编商酌，拟增聘杨廷福为《魏晋卷》的主编，与胡守为共同主持该卷的工作事宜。胡守为名在前，杨廷福次之。遂与胡氏面商定夺。不料胡守为对编纂处的这一决策表示异议。他直言请编纂处考虑，事权不专一，政出多门，意见歧义时，将无所适从。编纂处只能再作解释，胡一杨二的排序即表示，如有意见不同，最终决策在胡。于是，这台机器正常启动运转了。它的标志就是1983年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魏晋卷》的编委会定稿会议。

胡、杨二位均是有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尽管在出任主编的排名前后略有芥蒂，如杨廷福曾对简修炜说：“我这个教授还排在副教授的后面。”但在总体上是互相补台，顾全大局的。所以在上海会议后的次年，又有黄山会议之行的安排。黄山会议期间，杨廷福成了众人簇拥的明星。因为杨氏年岁最大，求学最早，闻见最广。更兼他博闻强记，数十年前的学界往事，如同亲历。后来我听参加会议者转述，他们学着杨氏的宁波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如同杨氏就站在我面前上课一般地娓娓道来。杨先生是个有学问又有温度的学者，他跟你闲谈能最大程度地靠拢你，和你贴心，使距离感消失。这与其说是他的本事与能力，更重要的恐怕是人格魅力吧。遗憾的是，黄山归来不久，在例行的体检中，杨先生被查出患了肺癌，虽经竭力抢救，终告不治。

1984年5月，在青岛召开了《魏晋卷》的第三次定稿会议。杨廷福逝世的消息已经传开，胡守为首先致词表示诚挚的哀悼。他回顾了杨先生对本卷编写事宜的辛勤奉献，也讲起杨先生治学的扎实严谨。他提到他所见杨先生用毛笔工楷抄写的《唐律》全文，杨氏的书法以方正遒劲著称，他的一丝不苟在悬腕临池的作品上也可窥见一斑。胡守为以此为例，激励同仁们继承遗志，推进本卷撰稿审稿的质量与速度。本次会议之所以定在青岛举行，是因为胡守为拟请国内治魏晋史的“亚圣”王仲荦前来，参与审定已经成型的部分词条。用胡守为的话来说就是“请王先生为我们壮胆”。王仲荦重然诺，将胡守为寄给他的稿子全部读完了。那时他编著的《北周六典》已向中华书局交稿，这是一部如同北朝会要的资料大全的政书，他很自信自己对现存于世的北朝典章制度的理解已有曲尽其妙的透彻的掌握。他告诉与会的编委，已交稿的《大辞典》的《魏晋卷》的这部分稿子质量是“可以的”，请主编编委“放心”，“继续干下去”。有王仲荦这样的权威肯定，当然对大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在青岛下榻的黄海饭店濒临海边，在审稿之余，我和胡守为，还有贵州大学的王兴邦几次结伴去海边游泳。青岛的海水呈墨绿色，与东海、黄海的黄褐色迥然有异，煞是可爱。有一次游泳前，我忽然想起陈寅恪大名中的“恪”字的读法，标准语音是ke，但学界很多人却读que。我向胡守为请教。这时才1984年，距后来陈寅恪“热”还早多年，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胡守为说，他也没考证过这个字的几种读法，只听陈夫人唐筼在家中直呼为寅恪（qie），也许是他们江西方言的古音。

1985年，《魏晋卷》在广州郊外西樵山宾馆定稿，一个月后，胡守为邀请辞书社编辑前往审稿。我随室主任谈宗英同去。胡守为带着助手林亚杰、谭世保在那里忙碌。那时我已在辞书社整整工作了四年，做过《大辞典》的《史学史》《宋史》《辽夏金元史》等分卷的编辑，有了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经验，自忖已非当年“吴下阿蒙”。当夜我和老谈就翻读中大已经决审的稿子，不由得吃了一惊。词典的人物条目，一般均以人物本名为词目，释文中不再出现本人名字，以被动句式完成对人物行迹的叙述。这已是历史辞典约定俗成的铁律，干净又简明。如遇释文中人物多，只要没有指称误解的可能，可以“他”字代称，不以本名省称代称之（如不以“操”代称曹操，不以“懿”代称司马懿），但《魏晋卷》的人物稿均不循此例。虽然这些改动不很困难，然已经历了上海、黄山、青岛三轮定稿阶段后，仍有这种初级的毛病存而未改，不禁使我们诧异。我和老谈共同想到蔡美彪、杨讷主持的《辽夏金元史卷》早在第一、二次集中定稿时已消除了这种舛误，不由得佩服蔡公他们。当《魏晋卷》同仁明白后，谭世保感慨地说，“你们要是早些日子来，我们也不至于到今天处理这些问题了。”胡守为当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已有两年多，分管科研及外事交流等工作，还要拨冗指导研究生，忙碌是可以想见的。这次学校特批他赴西樵山定稿一个月，实在也是给《历史大辞典》很大的面子了。无奈其他工作还在挂号等候“就诊”，只能暂且叫停。我们也只能返回上海，很繁重的其余部分定稿事宜只能由胡守为、林亚杰、黄永祥继续干下去了。

1985年，在烟台召开了第二届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研讨会。《大辞典·魏晋卷》的作者大都去参与会议了，但胡守为没去。在集体合影留念时，万绳楠乘隙时对我说：如果主编一人忙不过来，可以增补一位。增补谁，大家均无意见。我明白，他担心杨廷福逝世后，胡守为来不及审稿，迟迟未向出版社交稿，因有此言。只是增补主编并非小事，从程序上言，出版社也不能越俎代庖，何况我们也没了解过，胡守为是什么意思，只能三缄其口。但是很多参加本卷词条撰写的作者却沉不住气了。他们大多是1981年前后受邀参加编写工作的，交稿已近四五年，迟迟未见出版音讯，不免啧言。尤其是见其他断代史分卷如《宋史》《辽夏金元史》启动在后而出版抢了先机，更是诧异。于是乘本次年会之际，群聚而有兴师问责之意。参加这次众议会议者，以沪、穗两地高校教师为主，上海是简修炜、刘精诚、李培栋、严耀中，广州是叶妙娜、谭世保。谭世保那时已入读山东大学王仲荦的博士生，因为一直参与《魏晋卷》工作，卷入很深，颇知个中三昧，故亦在座旁听。会上气氛良好，对事不对人，主要质疑进度不快的原因，对自己所撰词条，均愿承担退修义务，以配合进度。这些意见后来均由叶妙娜返穗后向胡守为当面汇报了。听说胡守为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他不无牢骚地说：“大不了撤掉主编吧！”

1986年，胡守为自日本讲学归，途经上海返穗，我与谈宗英去旅馆探望。时老父久病不治而亡，我还戴着黑纱。说起丁忧，老谈称赞我是孝子，侍奉汤药不辍。胡守为感慨两汉时留下的传统——“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因说即将暑假，学生休学，愿乘此闲，邀请我到中山大学定稿一月，“以助一臂之力”。谈宗英当即同意了。我因而在当年7月又一次去了广州，是林亚杰、黄永祥到白云机场接我的。我到广州的第二天，胡守为介绍了《魏晋卷》审读情况。交谈之中，我朦胧地感觉他有不平之意。他并不指名道姓，而是曲折地发了牢骚，所以当场我没完全听懂。作为后生小子又不便多问，只能存疑。后来我才知道，胡守为的不平，是因为本次评审博士生导师资格，他没评上。胡守为随侍学术大师陈寅恪十数年，陈寅恪的名气太大，光芒盖世，既提携了学生，也给学生以巨大的压力。有的学生善于思辨，从导师的思绪轨迹中发现了异同，因而生发为文，得到了学界认可。但更多的学生，则不敢越雷池一步，只知墨守，也许胡守为更多有后一类学生的影子。可以说，胡守为越是谨小慎微，作守株待兔之势，学界对他的评价越不高。到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主持《中华文史论丛》编辑业务，发表了胡氏《神仙传校释》的文章，为他在中华书局出版专著奠定了基础，但这部书稿的出版也未能扭转他的学术颓势。这当然是后话了。

我在中大住了一个多月，他们安排住二楼空闲的房间，独进独出，楼下是学生食堂，吃饭很方便。中大的学生食堂这时已开始有价格稍高的“小炒”供应，多花一两元多钱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我对粤味饭菜很适应，而胡守为还嫌贵，很体恤我的个人开销，等我最后离开时还对我作了伙食补贴，一个月共补贴了一百多元钱，让我很感温馨。林亚杰是老相识了。1984年我在青岛会议时就与他结缘。他1967年自中大毕业，分配在番禺的中学教书。他喜欢书法，多年来一直悬腕练字不辍。上海书画社等有字帖出版行世，我曾陪他去选购，路过番禺路时不禁相视对笑起来。他不仅自己写得一手好字，连儿子也能上阵，有时他忙不过来，就让儿子代写，当然“得看是什么场合要的字”。他也收藏真迹，但并不重名气。他曾告诉我，他收有一些学者的字。我那时和系里文史兼通的苏渊雷有来往，我去广州前就央苏先生写了信向六榕寺的云峰方丈作了绍介。因此我夸口为老林求一幅苏先生的字。但返沪后忙于琐事，忘了然诺，如今苏先生早归道山，想起自己的食言失信，不禁心生歉意。

不几日林亚杰请我到他家晚饭，席间，我们谈起某教授发起抵制中大纪念陈寅恪会议的事，林亚杰是1967届中大毕业生，1963年已入校求学，亲眼目睹了中大的“文革”巨变，这段过往，不可避免地涉及陈寅恪与胡守为的遭遇。林亚杰说，老胡出身不好，虽然五十年代就入了党，但在有些人眼里，始终是个“异类”。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气氛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以“四清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林亚杰那些在读的大学生都集体停课下乡搞“四清”。胡守为常常是特立独行，被孤立。当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风声越来越紧，胡守为更是谨小慎微，夹起尾巴做人，自觉改造。所以林亚杰认为，指责胡守为没有尽到保护陈寅恪的责任，尚有几分合乎事实。胡那时是系里排位靠后的副主任，陈寅恪名声太响，他绝不敢螳臂当车，去保护陈寅恪。所以指出这个事实或许不谬，但分析原因则不能不说明这是时代的悲剧。林亚杰说，你认识老胡也不是一两天了，从青岛到西樵山，如果说他谨慎有余而魄力不足则不假，说他构陷入罪，落井下石是完全不可能的。林亚杰一席话听得我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过了一星期，胡守为也请我到他家晚饭。这次作陪的是胡的三位女弟子：叶妙娜、葛建萍和一位湖南籍的女学生。胡师母很客气地招待我们，“听守为说您将来广州，很是高兴，一直麻烦您为守为买书，应好好地谢谢。”胡师母准备的饭菜很可口，只是相隔日久，我已不复记忆。胡守为自己曾声明：“我与烟酒是无缘的。”但为了款待客人，还是备有一箱罐装啤酒，他要我尽兴喝，“我保证你喝不完”。饭后胡守为邀请“看看我的书房”。当然藏书不少，他与港台学者来往颇多，所受馈赠也多，我印象较深的是一台湾学者章群所赠的五代藩镇兵制的专著，约有四十万字的篇幅。

胡守为是东莞莞城人，生于1929年，生肖蛇。其父从事爆竹产销，是民族资本家，中产规模。因为毗邻香港，又遇战乱，所以他随父兄常常往来于港澳穗之间，颠沛流离，艰辛备尝。他青少年时代就关注报章时论，喜读见解深刻，文辞犀利的时评文章，也常翻阅文史书籍，颇有舞文弄墨，成为职业报人乃至文史专业人员的志趣。他曾在澳门的岭南学校一直读到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广州。不久，他考上岭南大学化学系，然而他一向对文科感兴趣，那时岭南大学没有新闻系，遂转入历史系。当年历史系只有三名学生，胡守为即是其中之一，亦有中文系的学生来选修，但最多时也只有十来人。有一学期，仅胡守为一人选修，即使如此，陈寅恪依然敬业如故，毫不懈怠。有一次，文教厅长杜国庠来校视察，问起陈寅恪的授课情况，胡守为据实汇报，杜国庠幽默地说：“你是最值钱的学生，现在学校里最高薪酬的教授只教你一个人。”胡守为因而深以为幸！他回忆起1950年教师节，他和同学们一起去看望陈寅恪夫妇，向陈先生赠送“万世师表”的锦旗，以示师恩永志不忘。

1987年，胡守为来到上海，这时上海已开始再现腾飞之势，他在接他的车上已露出对上海的向往。他曾私下打听上海哪家西菜馆最正宗，我答曰“当然是红房子了”，便很想请我陪他去一尝。他当了副校长后，外事活动增多，又问我“上海哪家店西装做得最好”，我答曰：“当然是培罗蒙了。”他便想去量身定做一套。广州并不缺乏品牌西服店，但胡氏却不惮麻烦，千里迢迢愿来上海定做，可见他对上海西服制作手艺的倾倒。也是那年，我陪他去上海古籍出版社交所编的《陈寅恪史学论著选集》稿，胡守为写了《前言》。他协助陈寅恪订正史学文稿几达二十年，阅历丰富，对陈氏史观及功力有深刻的理解，但他为人低调谨慎，从不托大张扬，狐假虎威。八十年代后，他受邀去济南、香港等地讲授陈寅恪学术，上海古籍出版社颇思在编辑《陈寅恪文集》的基础上，专门出版陈氏的史学著作选集，因此邀胡守为担纲。那天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钱伯城在社接待他，钱伯城是积数十年经验的编辑圣手，胡守为讲了些“仰慕”的话，很真挚地请“贵社指正”，准备修订补正。钱伯城介绍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简史，认为虽然1949年后出版行业中心北迁，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大出版重镇留下的基础尚未动摇，人才以及经验、交游阅历等更不是可以席卷北去的。钱老不长的一番话使胡守为听得频频点头。我后来听胡守为说，在年终广州文化工作总结交流会上，他援引钱老的这番话批评某些出版社缺乏志向，满足于教材教辅赚钱等蝇头小利，没有放眼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大选题。

1985年烟台召开的魏晋南北朝第二届年会时，我就听万绳楠讲起，某教授在圈内发了公开信，号召抵制某些在“文革”中参与迫害陈寅恪的人，鱼龙混杂，浪迹“纪念”队伍之中。这封信的矛头，明眼人一见就知道是针对胡守为的。经过多方调解，1988年的5月26日-28日，中山大学举办了纪念陈寅恪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周一良、邓广铭、杨志玖、韩国磐等陈门弟子与私淑弟子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了纪念论文。虽然仍有学者表述了对那口装有陈寅恪遗稿的小皮箱下落不明的异议。但这次会议顺遂有序地召开，本身就是对异议说的否定。元史学者杨讷更是勇敢地说：“xxx老是盯住人家不放没道理。”既然没有充分的证据，应该“疑罪从无”。杨讷的主张被多数人接受了。我没有参加中山大学举办的这次会议，但见到了邓广铭、杨志玖与胡戟、张国刚的四人合影。听林亚杰告诉我，胡守为代表学校致闭幕词，如果得到代表们的信任，中大愿意再次承担下届陈寅恪会议举办方的责任。胡守为的话收获了一片掌声，公道自在人心，他似有如释重负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