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载爵｜交织历史与生活对话的歌：研史、写史、说史的许倬云院士

许倬云院士在一九四九年随家人来台，并即就读台湾大学，在名师教导下受到良好的史学训练，一九五七年赴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深造，进入世界古文明史的领域，并研读西方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名著，开拓了思想领域与视野。

是台湾战后第一代接受西方学术思潮启蒙的学者，因此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上开创了新的解释与格局，对台湾的史学发展影响甚巨。

晚年体悟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的重要性，戮力于通论著作，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本文首发于《联合文学》

本文作者：林载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上海书店董事长

01

少年经验与求学历程

一个史学家的形成多半与成长及学思经历有所关连，许院士少年时期正值对日抗战，由于父亲工作关系，在荆襄一带逃避战祸，遂有机会看见大城市以外小村镇的传统农家生活，这让他在日后的研究中得以注意到政治、社会底层的重要性，及其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受到李济、李宗侗、劳榦、凌纯声、董作宾、芮逸夫、高去寻等等学者的教导，奠定了考古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治学基础，也让他日后以上古史和秦汉史作为研究重心。

一九五七年，许院士进入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深造，此时的东方学研究所处于黄金时代，汇集了二战期间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顶尖近东考古学者，名师云集。

许倬云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与导师顾立雅留影

所里的重点课程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史，他学到了这些地区的文明发展和变迁，最大的收获是了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启发内外、你我的观念，日后处理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的过程，也引发对黄河流域和江汉流域互动的思考，及两者融合后如何整合为「天下国家」的格局。

在学期间，芝大也是韦伯研究方法的重镇，他因为研究经济史、城市史的关系，也研读了韦伯讨论土地制度与官僚系统的理论，对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当时芝大的学风讲究眼光宏阔，他的几位导师没有一个不是处理大题目的，这对他的研究取向影响甚大。

02

中国古代三部曲

许院士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出版了被称为「中国古代三部曲」的三本着作：《先秦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汉代农业》（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 B.C.–A.D. 22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0）；《西周史》（联经，一九八四）。

六卷本许倬云学术著作集

这三部曲所要处理的核心主题是周、秦、汉「天下国家」秩序的形成和转型。西周开创了从封建走向国家的局面，东周则依从国家体制，走向以国家为单位的发展途径，此时儒家、法家都各自寻找合理的统治和管理制度，又建立起道德跟伦理的、文化的基本面。最后，汉帝国得天下并且稳定的治理天下。他从比较的角度看，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欧洲没有发生过，罗马没有，希腊也没有。

《先秦社会史论》是由他的博士论文增订而成，他根据《左传》两千多位人物的生平，做出了几千张卡片，逐一作注，排列出人物谱系，以此作为基础进行阶层变动的量化分析，这是中国史研究的创举。

《汉代农业》是对于传统中国农业型态构成的社会学分析，用以呈现维持「天下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个结构是从精耕细作、农舍工业、市场机制、市集网络、联通道路发展到全国性的网状结构。他指出，每一个村落是一个聚落，聚落四周围都是农田，聚落和聚落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这些聚落点状分布，其中某个交通较为方便的大村落，作为交换的中心点，十天一会或者十二天一会，这就是赶场，逐渐发展出一套农村交换的经济网络。以此基础，一串赶场的中心点，可以形成新的第二层中心，那就是一个市镇。如此逐级提升，终于将一般的村落，逐步提升到市场中心、小镇、大镇而至城市。若干县城结合在一起，形成汉代的郡。

上述村、镇、县、郡由大大小小的复杂交通网络联系，结合自然地理界划，形成一个一个州，最后构成天下国家层层嵌套的政权结构。汉代的农舍工业、市场经济和精耕农业三种经济行为形成一个整套的运作，这一整套界定中国区域性的道路交通网络、经济网络及农村社区秩序和行政体系，都是在汉代成型的。

《西周史》是运用了大量青铜器铭文、考古材料，以及传世文献三方面结合起来的论著。他不注重政治史或朝代史，主要是讨论文化史，关注的是西周文化的溯源以及天命观念的滥觞，以文化扩张为主要关怀，包括中原文化如何扩散，国家在文化扩散过程中又如何形成复杂的大型单位。

此外，出版于一九八二年的《求古编》（联经）则是收集了历年发表的古代史论文，代序〈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一文也可视为中国古代史三部曲的一个结论。

03

中国文化三原色

一九八七年许院士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发表了五场有关中国文化与历史观察的系列演讲（收录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联经，一九八八），总结性的提出中国文化三原色的主张。这三原色是：亲缘团体、精耕细作与文官制度。

相较于印度河、两河、尼罗河三个流域中隔绝的地理特性所形成的地域团体，黄河流域因没有严重的交通阻碍，中原腹地之大等于一个小世界，长期稳定性很强，于是造成地缘的土著和亲缘的结合，同一地点的乡亲住在一起久了就变成一家人，使得在土著之外也有亲缘上紧密的联系。

商代的政治单位有两种平行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形成中国的第一原色。

从已经发掘的考古资料来看，黄河中游一带有两三千个居住遗址，呈现了在局部地区有高度的人口密集现象，这种聚落分布密度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无法相比的，中国的人口密集就造成中国精耕农业的最主要条件，因为精耕农业的任务是要在最小的面积上获得最大的产量，这是中国的第二原色。

姜寨遗址

文官制度起于西周，因为把王室与政府分开，西周政府中有一群专业性的幕僚人员。春秋战国时代文官逐渐成形，秦代文官制度已极为庞大，极有效率，到了汉朝，文官系统获得了儒家意念，在兼顾工具性和目的性的过程中，蜕变成自成一格的合理制度，不断传承下去，然后形成文官体系与王权对抗的形势，构成了中国的第三原色。

04

为民众写史

许院士在一九九○年代开始觉得历史学同人的研究成果，不应仅在专业的范围内交流，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论成败，应在适当的阐释后，传送给民众取撷其得失。

所以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需要有人担任中介，将其转化为生活中可以对照的镜鉴，如此，史学专业成果才可能有其知识的真实意义。

长久以来，史学工作者埋首于专题研究，竟忽略了历史本身应予发挥的功能。他在做了一辈子考证、整理与综合的工作后，发觉自己可以担起上述中介一职。他感觉应尽此生余年，专心传输历史知识。他说：「也许有些同行以为我不务正业，然而只要我这一工作有意义，知我罪我，我已不再介意。」

《从历史看领导》（洪建全基金会，一九九二）、《从历史看组织》（洪建全基金会，一九九七）、《从历史看时代转移》（洪建全基金会，二○○○）、《从历史看人物》（洪建全基金会，二○○五）正是这一系列对民众说史、写史的作品，深受读者的欢迎。

二○○六年出版的《万古江河》（英文汉声）更是为民众写史的代表作品。

本书的目的是要将中国文明体系的起伏变化，做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整理。他指出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

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

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他要告诉读者的是，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的地方，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万古江河》之后接续出版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时报，二○○九）、《华夏论述：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变化》（天下文化，二○一五）、《世界、华夏、台湾——平行、交缠和分合的过程》（三民，二○ 一八），也都是延续这个主题所撰写的著作。

综观许院士一生的研究与著述，二○二四年「唐奖」因而有如下的颂词：「现代专业史学家这么努力证明历史知识之用者，实不多见，显见他是兼具有西方学院派学者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特质的博雅通儒。」

原标题：《林载爵｜交织历史与生活对话的歌：研史、写史、说史的许倬云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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