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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天文爱好者都知道他的名字，李元

2024-12-16 11: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导语

1998年4月11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向全世界宣告，将国际编号6741号小行星命名为“李元星”。这是国际上第一个用中国科普工作者的名字命名的天体。

在国际小行星中心当月的《小行星通报》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李元的文字：“为向李元表示敬意而命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文学普及工作者。在北京天文馆于1957年建成的过程中，他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天文馆事业的带头人。他编著译校了包括天文学在内的五十多种科学图书。他也曾不懈地为国内外科普出版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李元

父亲的引领：

科普之路的起点

李元1925年6月11日出生在省会太原。父亲李尚仁早年留学日本经纬学堂攻读数理科，后又进入名古屋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习纺织印染专业。李尚仁崇尚工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曾创办山西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近二十年，为山西全省及华北、西北部分地区培养了大批工业科技人才，被国民政府授予嘉禾勋章和文虎勋章。李元走上科普之路，与父亲的影响和引领息息相关。

在父亲的书柜中，有一套世界科普名著《汉译科学大纲》，书中大量精美的插图引起了少年李元的兴趣，他经常翻阅，爱不释手。上小学之后，李元喜欢拉着父亲在晴朗的夜空下看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问一些关于星星的问题。

父亲见小儿子对天文怀有兴趣，就因势利导，把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带回的一幅“星座早见”的活动星图挂在客厅里。每天早上，小李元都要站在星图前观看，时间久了，几月几日，几点钟，天上什么位置将会出现什么星星，他都了如指掌。晚上，他一边看星图，一边看天空，看星图上的星星到底在天空的哪个位置。有时，碰到看不准的，他就自己去查书，非要把那颗星星的位置弄明白不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十岁的小李元已掌握了许多天文知识，而且总能不断发现新的问题。遇到问题，他不是问父亲，就是到书本中寻找答案。那种认真劲儿，让父亲看了暗暗喜在心里。

李元十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太原城外郊游。途中，李元见父亲拿出望远镜，向远处观看。李元抢过来要对着太阳看，父亲立即制止他说：“望远镜是不能看太阳的，那样会把眼睛烧坏，望远镜白天只能看远处的风景，晚上可以看月亮和星星。”当天晚上，父亲把高凳子放好，让李元站上去，教他从望远镜里看月亮。月亮上那些影影绰绰的景象，引起了李元的美好遐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太原沦陷，山西省立工专被迫停办。父亲李尚仁随山西省政府南迁，与家人辗转抵达陪都重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李元也在重庆上了中学。那时，李元常常在半夜一两点钟偷偷溜出宿舍，到野外观看星座，从晚上看到天亮，成为后来李元热爱天文并走上科普之路的萌芽。

十六岁那年秋天，李元考入国立第二中学读高中。入学不久，他就目睹了1941年9月21日的那次日全食。这是我国境内的第一次日全食科学观测，由著名天文学家、中央研究院天文学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带领观测队前往甘肃临洮亲自主持观测活动。张钰哲提前把这次日全食的发生时间和过程张榜公布，并悬挂起一个精确的大钟来进行验证，结果日全食分秒不差地按时出现。这次日全食观测，是一次科学普及的集中展示，由此，许多人抛弃了“天狗吞日”和“金蛤蟆吞日”的荒谬说法，接受了日食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是可以计算和预报的事实。这次日食预测，李元虽未能参加，却使他更加坚信科学的力量和科学普及对大众的意义。

在国立二中图书馆，李元借到了一本天文学家陈遵妫编译的天文科普巨著《宇宙壮观》。他简直被那些引人入胜的天文知识迷住了，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读了一遍又一遍。他根据书中的一张星图，每天夜晚仔细观星，在几个月中认识了大部分的星座。他不但自己观星，还教有兴趣的同学们一起观星，为同学们讲述相关的天文知识，这也成为他最早的科普活动。

1942年，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李元写信给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创始者高鲁，在信中他谈了自己对天文的兴趣爱好，表达了自己探索天文奥秘的志愿，并请这位天文学专家指教。很快，他就接到了高鲁充满热情和嘉勉的回信，并介绍他和张钰哲、陈遵妫、李珩等天文学专家通信。1943年，李元成为中国天文学会的永久会员，当时他只有十八岁。

紫金山岁月：

特殊的“大学”生涯

1945年5月1日，李元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科普文章《介绍夏时制》，成为他科普写作生涯的起点。翌年，他精心绘制了六大张全天星图，寄给时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前身）代理所长陈遵妫。陈遵妫是李元高中时代就十分崇拜的天文学家，李元不仅对他翻译的《宇宙壮观》、编绘的《恒星图表》爱不释手，而且一期不落地读过陈遵妫在《东方杂志》开设的“星座神话”版块的所有文章。

陈遵妫

陈遵妫看了李元绘制的星图，认为李元确实很有天文学天赋，加之华西大学教授李珩也多次向他推荐李元，说天文研究所就应该大胆起用李元这样既对天文学感兴趣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于是，经过陈遵妫向中央研究院分管院长的数次力荐，李元这个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年轻人被破格推荐到全国最高天文研究机构任职。

1947年春，李元来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兼做编辑、绘图工作。来到自己向往已久的天文圣地，李元像饿汉扑在面包上一样，贪婪地阅读国内和美、英、法、德各国的天文学书籍和杂志，真正地体会到了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的畅快。

陈遵妫觉得李元的天文学知识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于是派他到上海暨南大学进行专业学习。在上海，李元巧遇时任《科学世界》杂志主编的李国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科技事业的领导者，被誉为“台湾科技之父”）。在此之前，李元在《科学世界》上发表过多篇科普文章，曾给李国鼎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国鼎因此专门邀请他参与杂志编辑。在半年多的编辑实践中，李元不仅学到了更多科学知识，而且对编辑、出版、印刷等方面的业务也熟稔起来，得到了多方面的实际锻炼。这段编辑生涯磨炼了李元的科普写作能力，为他日后成为科普作家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

1947年8月，由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等七个科学团体联合发起的中国自然科学联合学会在上海举办学术年会。因为抗战，多年来学术年会几乎中断。这次战后全国科学界的联合年会，可算得上是一次劫后重逢的大联欢，许多一流科学家躬逢其会。李元作为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参加会议，结识了很多著名科学家，特别是李元与竺可桢分在一个小组，二人接触较多，后来成为忘年之交。

1948年夏，李元结束了在上海的进修和编辑工作，回到天文研究所。应《科学大众》主编王天一之邀，李元开始主编《大众天文》随《科学大众》每月附带刊行，《大众天文》从1949年1月创刊，到1952年底结束，出版发行了四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全国的天文学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天文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上，李元被推举为大众天文社总干事。大众天文社的活动前后大约有五年，先后吸收社员一百多人。著名天文学家陈遵妫、戴文赛等都是该社社员，当时入社的一批年轻人，如陈彪、罗定江、沈良照等，日后都成为我国各天文机构和科普机构的骨干力量。

大众天文社不仅邀约著名天文学家为《大众天文》期刊撰写天文科普文章，而且定期报道每月星座，指导天象（日、月、行星动态）观测，对特殊天象如日食、月食等，更是详加介绍和宣传。为了激发公众对天文现象的兴趣，大众天文社还在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发生时，以及中秋节、七夕节等传统节日组织过多次天文观测活动。

1952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大众天文社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大众天文知识展览”，参观人数之多，造成空前的巨大影响。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参观后十分激动，他没有想到新中国在百废待兴之际，还这样重视科学普及，因而即兴题词：“中国天文学万岁！”

为了增强天文学普及的广泛性，大众天文社的社员四面开花，分别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举办了《日食和月食》《夏夜的星空》《别的行星上有生命吗》等多种专题的天文普及演讲，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京、沪、宁等地方电台进行广播宣传。他们推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编译了一批天文科普纪录影片，还积极组织放映活动，让在民国期间拍摄的几次日全食纪录片走进了大、中、小学。

为了建立天文普及的长效机制，李元早在1950年就向张钰哲建议仿效美国的做法，紫金山天文台于每个周六、日向公众开放。从此，紫金山天文台就成了大众的科普园地。白天，公众可以用折射望远镜观测太阳黑子，参观天文台的建筑和一些古代的天文仪器，如遇晴夜，可以用望远镜观测月球、行星、星团和星云等。公众参观的热情十分高涨，紫金山天文台由此成为北京天文馆建成之前，我国天文普及最活跃的地方。

李元晚年回忆说：“我先后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达八年多。我充分利用那里的仪器、图书、设备，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锻炼，同时也有张钰哲、李珩、陈遵妫和南京大学戴文赛等前辈对我的谆谆教导，使紫金山天文台成为我的大学，为我一生的科普工作打下了基础。”

张钰哲

创建北京天文馆

前辈天文学家高鲁、张钰哲在民国时期就梦想在首都建立天文馆，但由于国内连年的战争环境，他们的想法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无法付诸实施。

高鲁

新中国的成立使李元看到了实现前辈梦想的希望。1949年11月，他在中国天文学会主办的《宇宙》杂志上，发表了《用实际行动纪念高鲁先生》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的设想。他立志要做中国天文馆事业的开创者，在自己手中建成中国第一座天文馆。

在紫金山天文台，李元一边做天文观测和天文普及工作，一边留心搜集世界各国有关天文馆的资料，并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在中国建立天文馆。一有机会，他就向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宣传和游说。他专程由南京北上首都，面见了时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袁翰青和主管科技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详陈自己建设天文馆的设想和计划，得到了对方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1952年7月，李元起草的《关于建立北京假天馆的计划》送达中国科学院吴有训、竺可桢两位副院长手里。1954年9月，中国科学院电召李元到北京筹建北京天文馆。

未及而立之年即受命承担这样重要的工作，李元既感到使命光荣，又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他不敢有丝毫马虎和懈怠。从选购蔡司天象仪、天文望远镜、电影放映机等科学仪器到选址和设计，再到策划天文知识展览、设计编写星空节目，李元不仅亲力亲为，而且力求每项工作精益求精，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正式开馆。这是我国第一座天文馆，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馆之一。它的大圆顶直径二十三点五米，安装的是民主德国的蔡司天象仪，有六百个座位，在仪器设备和建筑规模上都居世界前列。

当时，天象厅的星空表演在我国还是未曾涉猎的领域，李元精心设计和编写了一个四十分钟的表演节目，取名为《到宇宙去旅行》。这个集科学、美术、演说、表演于一体的节目，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北京天文馆屡演不衰的保留节目，观众累计超过一千万人次。李元是这样描述这场“奇妙的宇宙旅行”的：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奇妙的地方。在这里，既没有宇宙飞行的火箭船，又看不见太阳、月亮和一颗星星。但是我们却要到宇宙去旅行，要去探索星空的秘密！

…………

现在出现在天空的正和我们今天夜晚在北京看到的星空完全一样。在地平线四周的是北京的万家灯火；在我们头顶的是星光灿烂的天空。我们看到的星空，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和太阳、月亮一样，也有东升西落的现象。不但这样，就是在一年中不同的季节里，星空的情况也是在变化的。我们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看到的星空也是不相同的。

…………

从美丽璀璨的星空，讲到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文学意象的月亮；从万物生长都离不开的太阳，讲到日偏食、日全食；从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讲到诗意般划过天空的流星和彗星；从太阳系跨出去，讲到银河的秘密，进而探究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无限宇宙……四十多分钟很快就过去，每位观众都好像大梦初醒似的从“宇宙旅行”中归来。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提议、发起并参与北京天文馆创建的人，李元被公认为是“我国天文馆事业的先驱者”。李元自己也认为，北京天文馆的建立是他“一生做成的最大的事情”。

倡导太空美术：

追求科普的艺术化

在常人的心目中，科学是深奥的、难以理解的，科学本身的奇美往往被这种观念所屏蔽。科学家往往难以感同身受地与大众分享，科普工作者担负的正是与大众分享科学之美的使命。

早在1944年，正读高中的李元第一次在美国的《生活》画报上看到美国太空美术大师邦艾斯泰的“土星世界”组画，立即被这种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画作所吸引：广漠无垠、变化万端的宇宙万象浓缩于尺幅方寸之中，画面有的恢宏雄浑、绚丽夺目，有的宁静恬幽、意境深邈，有的奇谲诡秘、摄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从此，十九岁的李元迷上了太空美术，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太空美术资料和天文图片的收藏。

从1950年起，李元在紫金山天文台开始编印《天文图画册》，1954年，他与卞德培合编的大型活页《天文学图集》在上海出版，其中有大量太空美术作品。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出版，其中的彩色插页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李约瑟评论说“彩图之好，令人称赞”，李元将其编印成彩色图集，供后来大百科全书各卷参考。

20世纪80年代后，李元与著名太空美术大师米勒、杜兰特、邦艾斯泰、岩崎一彰等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一批我国本土的太空美术家如沈左尧、喻京川、吴同椿等因此得以迅速成长。

1982年，李元由北京天文馆调任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外国科普研究室主任。他在《科普创作》等杂志上发表了《世界太空美术巡礼》长文和数十篇关于太空美术家的介绍及作品展示，引起很大的反响。1984年，李元与北京天文馆合作，在大厅圆廊举办了《宇宙画展》，展览时间长达三年，观众累计达二百多万人次。与此同时，李元以科普创作研究所的名义筹办了一个流动式的主题为《宇宙在召唤》的大型太空美术展览，精心选择自己数十年来收集到的一百多幅世界太空美术名作，制成四十块大展板，在十多个城市展出。后来，北京天文馆将这次展出的作品编辑成画册出版，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了太空美术在公众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