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外漂小镇文青的双向人生

【编者按】

2020年，最大的一批90后步入而立之年，自私、任性、非主流的标签，逐渐让位给“社畜”、佛系、养生的自嘲。在富足和贫乏、保守和洒脱、乐观和焦虑之间，这个年轻群体所呈现出的多元和矛盾，也是复杂中国社会与飞速发展时代的一个缩影。

奔三的90后，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所处的时代，在他们的成长轨迹和精神面貌中打下了怎样的印记？澎湃·镜相栏目推出系列策划《奔三的90后，现在过得怎么样》，一起来看看当代90后的生存图鉴吧。

文 | 信世杰

本文图片均为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一

我一直找不到表述我和黑皮关系的一个恰当词汇。我总觉得“朋友”这个指代关系的词汇意涵太过宽泛，说不太清具体程度。若说是兄弟、哥们儿，又带了一股江湖气。我俩都不喜欢江湖气。

我认识黑皮，是在2007年春天。

2005年，我被父母从城郊乡镇中学送到了市区一所寄宿制学校。这所寄宿制学校，是我们那个小城市唯一一所省重点中学的附属学校，每年学费六千，食宿另算，比原来读乡镇中学的花费高出许多倍，但父母还是觉得很值，因为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都能考入省重点高中。

2007年春天，就在中考前不久，黑皮也来到了我所就读的寄宿制学校。不同的是，我是父母求爷爷告奶奶、花了好大力气勉强塞进来的，而黑皮则是学校为提升成绩，临考前去各县区掐来的“尖儿”。

黑皮来自县区小镇，中考前几个月，他们县里的高中开始截留优质生源，搞了一次测验，带走了排名前三十的学生。黑皮不想留在县里读高中，主动放了水。恰如他所愿，我所在的学校正好到各县区“掐尖”，经过考试，黑皮顺利在中考之前转学到了市区。

黑皮后来告诉我，第一次见我时，印象很不好，对于小地方来的他而言，我的装扮跟他们以前学校的混混没什么区别——梳个刺儿头，戴一副蓝色镜片无框眼镜，拿着一个直板彩屏三星手机（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手机是假的）。虽然在黑皮的第一印象里，我是小镇混混的样子，但我从不为外人道的自我认知却是小镇文青。刚从小镇转学到市区时，见别人都有电子词典，我也想要一台。我妈卖了十三袋玉米，带我去商场买了一台最新款的诺亚舟学习机。我心满意足地拿到了学习机，却没拿它来学多少功课，而是更多用在了晚自习抄写学习机里自带的诗词和晚上熄灯后蒙被子看小说上。那台十三袋玉米换来的学习机，成了我的文学启蒙。

我对黑皮的第一印象是，皮黑体壮，闷头闷脑，不说话时确实像个成绩好的乖孩子，一开口聊几句，浓重乡音中透出小镇青年的文艺气质。黑皮自认为是个早慧且文艺的孩子。三年级时，黑皮代表学校去参加镇上的作文大赛，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比赛，拿到的题目叫《一个鸡蛋》。早慧的黑皮懂得这种作文套路，但他偏不想作讨巧的煽情文章，因为已经过世的爷爷以前经常去学校给他送鸡蛋，每次看着他吃完才走。爷爷去世后，黑皮一想起爷爷就止不住大哭，他不想拿这件事来煽情。带着这种反感情绪和叛逆的小火苗，黑皮写了一篇炫技式的《一个鸡蛋的历险记》，是个类似于小蝌蚪找妈妈模式的童话故事。几天后，作为这次作文大赛评委的大伯特地跑来当面训斥他：写的什么玩意！虽然在这次作文大赛中没获得认可，但黑皮后来遇到了鼓励他写作的语文老师，让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创作这件事上有突出的天赋和能力。

中考前的一个月，黑皮在新的环境里没什么心思学习，中考随便考考，拿了560分。而我，在最后一个月拼命学习，才考了526分。好在我们都升入了重点高中，不同的是，我压线进了普通班，黑皮压线进了全年级六个实验班中最好的六班。在这个班级中留下来的学生，最后大都考上了名校。如果按照那时的趋势发展下去，我和黑皮的人生应该不会再有太大交集，然而，黑皮却在高一学年考试时被淘汰出局，发配到了我所在的文科普通班。

被淘汰出局，是黑皮人生的一次反转。从县区小镇来的尖子生黑皮，向来是老师们的掌上明珠，但在全市最好高中最优秀的一个班级里，他虽仍有光，却几乎是最暗淡的那颗。黑皮在高中以前能够保持好的成绩，不只是因为热爱学习，而是好的学习成绩能为他带来持续褒奖，这些褒奖进而被他转换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快感。黑皮的鼓励型人格在新的环境里没能奏效，他便开始寻求新的自我。

对于黑皮来说，高中所在的小城市是个大而精彩的地方，在原来的小镇没法上网玩游戏，没法网恋，也没有足量的文学畅销书和可供下载阅读的网络小说。而现在，黑皮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无法继续在学习成绩上获得自我满足，他一头扎进了这个跟以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黑皮被发配到了文科普通班后，跟我分到了同一宿舍，两人头对头。黑皮与我早就相识，又有踢球、看书、看电影这几样共同爱好，且都自认为在写作上有些天分，自然惺惺相惜。

黑皮不爱学习，我也一样，好像班主任特地挑出不学无术的一伙人安置在同一宿舍。

高二的日子过得很自在，白天看闲书，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七堇年、苏童、余华、王小波，能找到啥书就看啥书，看累了就睡觉，除了要提防班主任，其他任课老师一般不会去处罚一个已被认定不学无术，正在安静看书或睡觉，且不打扰他正常上课的学生。下午放学到晚自习之前的那段那段时间，别人都用来吃饭，我和黑皮则都拿来踢球。踢完球，抽根烟，回到教室上自习，完成一点必要的作业，剩下的时间写点东西，看看闲书。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宿舍，熄灯之后，刚好聊聊对白天看过作品的想法，相互品评一下新写的东西。正是在那时，我和黑皮两个小镇文青立下了此生靠写字吃饭的宏愿。周五或周六晚上，只要躲过班主任查房，还可以翻墙出去通宵上网。有重要球赛时，我和黑皮就一块看球，没球赛就一块踢实况足球，踢完各自看电影，或者把平日手写的文字打成电子稿。天亮以后，俩人红着眼回到学校，利用周末的自习课休养生息。

高二的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让人怀念。但这样逍遥的日子必然要冒风险，每天触犯禁令，班主任自然不会放过。学生犯错，班主任的必杀技就是叫家长，我高二时因在宿舍抽烟被教导主任抓，罚了一百块钱，还叫了家长。我爸来到学校，被班主任训完话后悄声对我说，这事儿我没告诉你妈。怀着对老父的感恩之情，我尽量收敛自己，少犯错误。但黑皮就没那么幸运了，别人犯十次错误被抓一次，但他犯错三回就能被抓两回。黑皮家在县区，家长来一回学校不容易，高中之前被叫去学校都是当家长代表，现在每次来都是被训话。再加上他爸又耿直暴躁，班主任一扇风，他爸那就点起火来。对于这件事，黑皮的情绪不是畏惧，而是觉得窝囊和愧疚。心怀愧疚，但又缺乏自制力，沉迷于小镇文青的自得其乐，黑皮就这样一直拧巴着。

怀着对电影、文学的迷恋，以及寻求现实出路的迫切感，我和黑皮一起走上了艺考之路。考试之前，我俩到济南培训了一个月，在研究了各院校的招生简章后，黑皮决定进京，考北京电影学院。我当时的心态有些矛盾：要去北京，要考电影学院，就意味着要错过许多在济南设考点的其他学校，有些孤注一掷的意思；同时，又心存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心想要读就读最好的。在两个自我的交锋中，保守的那个最终落于下风，我跟黑皮一块去了北京。

进京之后，我俩租住在地下旅馆，没阳光也没信号，墙体几乎不隔音，墙壁上涂满了往届考生留下的考前宣言或落榜感言。租住在这种地下旅馆的艺考学生，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小镇文青，从留言墙上和左邻右舍隔墙入耳的汇总信息看来，成功考取者寥寥。但无论如何，那时的我和黑皮还是信心满满。他换上网恋女友寄来的班尼路风衣，我穿上小镇商店里买来的“美邦”衬衫、鸿星尔克夹克，俩人精神抖擞地出门赶考。

北京电影学院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一共要考三试，初试考基础影视理论知识。初试考完，我跟黑皮说，要是进不了复试，咱赶紧回济南考其他学校，不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可是几天后我们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在复试榜单之内，带着孤注一掷的隐忧和更进一步的欣喜，我们继续留在了地下旅馆备考。复试影评考完后，我们的名字又出现在了三试榜单上。

三试是面试，对于我们两个来自小镇的青年来说，面试比笔试要难得多。记得那天，被引考员带到面试考场后，面对的是一整排老师，我第一次见这种阵势。看了我的报考资料，一位老师问，你们村穷么？我有点懵，声音不大地回她说，不穷。她又问，那你们村富么？我又回她，也不富。后面的问题和回答，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俩再没出现在在最终的合格名单上。

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三试而败后，艺考基本接近尾声，我俩无力再去赶场，便回了家。年少时我们太爱制造自我幻象，连落榜回家时都带着一种虽败犹荣的豪迈，当然只有我们自己这样觉得。

回学校没多久，转眼就到了三月。我怕最后高考分低丢人，也觉得愧对父母，便收起性子好好学习，多考一分算一分。班主任或许也觉得我有药可救，把我从原来宿舍调了出去。而黑皮却克制不住自己，老毛病一犯再犯，家长被一遍遍请到学校。在越来越拧巴的高中生涯末期，黑皮小镇文青怡然自得的心境和另寻他路实现自我拯救的幻想统统破灭，导致了心理的最终崩溃。临考前一个月，黑皮抑郁了，只能回家休养。最后，黑皮考了很低的分数，我的成绩虽然过了本科线，但却远不够上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

黑皮后来说，高中以后，他一再堕落，之所以没有一坠到底，是因为中途被勾了一下。他说勾住他的那个人是我，而我觉得，是我们共同的爱好。高中时代，我和黑皮都属于“非主流”差生，我俩成绩不佳，是因为把热情都任性地投在了对电影、文学的爱好上。多年以后再回首，我俩的共识是：这些爱好，是很多城市孩子“素质教育”范围内的基本素养，而对我和黑皮这样的小镇文青来说，却错把这些当成了彼时的全部。不过好在，现在看来，一切所爱都没有白费，当别人奋战在《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中时，我俩从《电影文学》《小说选刊》中汲取的东西，也成了现在傍身吃饭的本事。虽然吃得还不太好，也不太饱。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高考无疑是个分水岭。跨过这道岭后，我选择反身再来一次，而黑皮则没有。我选择复读，一方面是想完成一次自我救赎，不愧对父母的期待；另一方面是深思熟虑后认定，只有读一个不算太差的学校，才能实现靠写字吃饭的人生理想。黑皮没有跟我一起去复读，原因更加复杂。

2010年，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天，黑皮的网恋对象燕姐寻了过来。燕姐是个瘦小的湖南女孩，大黑皮四岁，来之前没打招呼。六月农忙，黑皮正在家里收麦子，一时半会没法从县里赶过来，便叫我先去车站接。燕姐见到我后，寒暄了几句，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大摞电话卡，那是一年来两人往来通讯消耗的物证，也是情感的物证。燕姐攥着那摞电话卡，像是紧握着一年来点滴积累起来的感情。黑皮扔下地里的麦子，雇了一辆村里的车，把燕姐姐回了家。再后来，两人一块去了济南，黑皮上学，燕姐打工。

我一直觉得，黑皮在这个关键性人生节点上选择顺其自然，是贪图了一时安乐。对自控力的不自信也许让他畏惧复读生活，而济南的那所不知名学校和与初见网恋女友的新鲜生活显然吸引力更大，尽管这些吸引力都是暂时的。我去过黑皮和燕姐租住在济南的那间石棉瓦板房。那是大片城中村里不起眼的一间小屋，屋里一张木板床，外加一桌一椅，桌上摆放着《洛丽塔》《海子诗集》和几个空烟盒，旁边是一个在燥热夏天丝毫不起作用的小风扇，此外别无其他。黑皮和燕姐在这个简陋出租屋里也许有过短暂的欢乐，但更多是有关生计问题的矛盾和对不确定未来的惶恐焦虑。

2011年夏天，我结束了一年暗无天日的复读生活，一个人拖着箱子爬上绿皮火车去了新疆上学，终于读了中文系。这年冬天，黑皮结束了和燕姐的爱情，没打招呼就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了我宿舍楼下。石河子的冬天奇冷，积雪一冬不化，我和远道而来的黑皮踩在咯吱咯吱的雪地里，也没说出互相安慰的话，更没找到令人愉悦的娱乐活动，只带他去小城唯一的影院看了《一九四二》，看完饿得吃了一顿烤包子。后来我问他，那次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黑皮说，是冷，冷到冻坏了腰，以至于现在都不能长久站立。

黑皮从那所我到现在都记不太清名字的学校会计学专业毕业后，去了北京。黑皮到北京，想做的是广告行业，靠写字吃饭，但实际做的却是挨个饭店敲门推销杏仁露。黑皮不是业务员的料，干了几个月后便又投奔他在北京的大表哥。大表哥开了家战略咨询公司，黑皮在那做做表格，整整文件，顺带打杂。在表哥那混了几个月，终于转行到靠文字吃饭的岗位，在天猫店做文案。

2015年初，我结束研究生考试后去北京投奔了黑皮。这时的黑皮，找了新女友，换了新工作，租了新房子，终于过上了北漂白领生活。我在等待初试成绩的间隙里，在黑皮所在的广告公司实习，同时吃住在了他家。那时，北漂一年多的黑皮终于干上了广告行业，靠写字吃饭。广告人辛苦，这是常识，但广告公司的弹性工作制度刚好符合黑皮的习性，他总是喜欢夜里干活，临近中午才到公司打卡上班。

这年春节放假，我俩坐上从永定门回老家的大巴时天已经黑透了，摇摇晃晃的夜车里，我问黑皮，现在虽然能靠写字吃饭了，可是写软文是你真正想做的么？黑皮望着车窗外北方的寒夜沉思了片刻，告诉我说，虽然这事看起来不那么形而上，但有时候看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能被传播出去，能被广泛阅读，还是能有点成就感的。冬夜漫长，大巴车在高速上颠簸前进，我没有回应黑皮，心知他还是那个来自小镇的靠激励前进的理想主义文青，靠着自我制造的幻象继续着北漂生涯。

春节过后，北方大地还未回春，我们回到北京继续写方案、写软文，为各种产品绞尽脑汁地附加文化价值。没过多久，我便收到了上海发来的复试通知，复试结束后辞职回到了西北小城准备毕业。同样没过多久，厌倦了打卡生活，或者说缺乏自制力的黑皮和女友一同辞职，继续留在北京做自由广告人，手里有几个固定合作项目，再接点零碎小活，日子不但过得去，还在生活品质方面有所升级，租了更大的房子，生活各方面都有了点都市丽人的味道。

黑皮再度抑郁，是由于又一次幻象破灭。2016年年底，做了大半年自由广告人的黑皮突然又感到了巨大的虚无，同时又觉得紧迫。黑皮说，他意识到自己产出的东西像屎一样，又臭又没意义，被抽水马桶一冲就没了。紧迫感是因为自由撰稿的漫长回款周期再也无法满足他们都市丽人的消费需求，在小额网贷生长最野蛮的时候，黑皮前后在十几个网贷平台拆东墙补西墙地借了不少钱，催款电话最后都打到了我这里。这种压力和虚无感，在2017年一直缠绕着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黑皮就去北京的寒夜里游走，直到清晨再回来睡觉。最后，实在无法承受这些，黑皮像多年前那次抑郁一样，回到了小镇上的家，静养了三个月。

2018年春节过后，我通过了博士生考试，继续留在上海读博，在学术海洋里荡舟。黑皮回到北京，重新开始找工作。在经历了漫长的虚无期后，黑皮决定有计划地转行：从创意文案逐步转到广告片脚本策划，再转到影视剧本创作，做有价值、有知识产权的原创作品。但黑皮要好又要巧的做派，决定了他总是想得多做得少。想继续靠写字吃饭，只能暂且留在广告行业，跟原先计划不同的是，黑皮这次从创意文案换到了媒体公关。

回归都市白领岗位的黑皮，填完了网络借贷挖下的坑，消费升级，也回归了都市丽人生活。春夏之交时，黑皮和女友又换了房子，养了一只泰迪，一只英国短毛猫，一只美国短毛猫。还没来得及给两只猫做规划，它俩便自作主张地生了两窝，共十只小猫。十二猫一狗，整日在家里浩浩荡荡地走来走去，成了黑皮又一个甜蜜的负担。

年底，十只小猫不幸同时感染了猫瘟，俩人废了好大力气，才奇迹般地把小猫全都拯救了回来。这次奇迹的代价是，消耗了黑皮将近六万块。存款不足，他和女友东拼西借外加透支信用卡才付清治疗费。看着十只小猫现在活蹦乱跳的样子，黑皮觉得很满足，但同时又落入了为填补小猫治病所透支资金深坑的下一道轮回中。

我发信息向黑皮求证多年来生活的种种细节时，他正在巴厘岛焦头烂额地参加公司团建活动。别人的团建是度假，连电脑都不带，而黑皮还得在领略异域风光的间隙抱着电脑写项目方案。熬到半夜，黑皮忍不住愤恨，发了一条吐槽的朋友圈，继续干活。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黑皮给我发信息说，他被公司劝退了。这事让他觉得既憋屈又解脱。之前都是自己辞职不干，如今北漂五年竟然被解雇，这让他接受不了。黑皮这次没抑郁，无奈之余反倒有些坦然。我问他，还在北京继续呆着么，还继续干广告这行么。黑皮说，不待在北京能去哪呢，想去大理钱还不够，回老家暂时又干不了啥；不干广告能干啥呢，在如今持续低迷的经济大环境里，能找个跟个人兴趣沾边的工作糊口，就不错了。

这几年来，大理在黑皮口中反复吐出，我始终觉得，他口中的大理不是一个确指，而是自由宁静的远方；而另一个他想回却始终又回不去的，是我们的故乡，是文青的小镇。可现在，我们却只能死皮赖脸地呆在北上，等待一个不得不做出决断的时刻到来。

云南大理，洱海之畔

编辑 | 王迪

【作者简介】

信世杰，山东滨州人，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博士在读。

本文为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推荐投稿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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