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越｜向达金庸“交游”考  

金庸曾回忆说，他所写的《袁崇焕评传》发表后，史学家向达曾去信指正。事实上，这件事情迂曲乖谬、古怪离奇，非但向达未曾参与其中，金庸也始终蒙在鼓里。对这段学林往事予以考索，可增趣识。

向达

金庸的小说都曾在报纸和杂志上连载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开始全面修订自己的小说，定名为《金庸作品集》陆续出版，其中《碧血剑》一书后面附录的《袁崇焕评传》是金庸所写的一部人物评传，袁传在叙事与评议时情感丰沛，着意渲染、还原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时的历史气氛，其著述体例更像一篇史论，而不像一部专著。

金庸在《碧血剑》第二和第三版后记里对《袁崇焕评传》的说法有出入，略引两版后记相关说法如下：

一、《碧血剑》第二版后记写于1975年，金庸在文中说，“《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袁崇焕和金蛇郎君这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由于小说明面上的主角袁承志性格不够鲜明，“袁崇焕也没有写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作为补充”，“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金庸《碧血剑》，三联书店1999年版，687页）。

《碧血剑》，三联书店1999年版

二、《碧血剑》第三版后记写于2002年，金庸在文中不再说《袁崇焕评传》写于“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改说“书末所附的《袁崇焕评传》，写作时间稍迟”，并提到“《袁崇焕评传》一文发表后，得史家指教甚多，甚感，大史家向达先生曾来函赐以教言，颇引以为荣，已据以改正”（金庸《碧血剑》，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785-787页）。

《碧血剑》，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

《袁崇焕评传》1975年5月23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同年6月28日连载结束，完整标题为《广东英雄袁蛮子——袁崇焕评传》，金庸在连载第一期的题记里写道：“为了修订改写武侠小说《碧血剑》，近几个月来读了一些与袁崇焕有关的资料……因此我试写了这一篇文字。其实这不能说是‘评传’，只是一篇‘读史感想’。这篇文字本有许多条附注，说明资料的出处，相信报纸的读者不会感到兴趣，所以在这里都略去了。这些注解与有关图片，将来发表在《碧血剑》的修订本里。”（连载第一期的书影见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290-291页；另见邝启东《另类金庸：武侠以外的笔耕人生》，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版，109页）同年10月，《碧血剑》修订版（即第二版）的上下册出齐。

向达1966年11月24日在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向达逝世的时间并无疑问，二十年后向达的学生陈玉龙有回忆文章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见沙知编《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年版，37-41页），陆键东见过官方内部材料《向达生平档案》，也曾在书中述及（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419页）。从《袁崇焕评传》连载第一期起首的题记来看，初稿发表于1975年这点也没有疑问。矛盾的地方在于，向达已在1966年去世，怎么可能看到1975年才发表的《袁崇焕评传》？

据媒体报道，2022年中国大陆首次举办“金庸展”，其中部分展品系首次展出。经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提示，咨询该展览的主办单位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办事处，得知与信札相关的展品只有一件“查良镛致《明报》编辑部手谕”。不过在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藏品中倒可以拎出一条线索，该馆藏有金庸使用过的资料簿（编号HM2020.11.109），一共三十一份，由金庸家人捐赠，标签均由金庸手书，其中有一份标注为“学者函件”，但经馆方郭义浩先生检视，答复未能找到与向达相关的信札。

不过，基础文献的缺乏，并不妨碍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向达去世在前，金庸《袁崇焕评传》的初稿发表在后，这两处相互矛盾的事实无论如何翻不过去，向达从未写信跟金庸谈论《袁崇焕评传》，这一点是确凿的。

在《碧血剑》第三版后记中，金庸把关于《袁崇焕评传》写作时间的话挪到前头，开篇就说：“《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书末所附的《袁崇焕评传》，写作时间稍迟。”从明确的“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变成模糊的“写作时间稍迟”，不能说明金庸已经发现向达的去世时间和《袁崇焕评传》的写作时间对不上，因为那样的话金庸只需要重新核对那封信的署款日期，就必然会发现那封信是1975年《袁崇焕评传》在《明报》连载之后才寄达的，金庸自然不会把这件事说出来。何况第三版后记相对于第二版，除了在内容和表述上做了调整（如修改《碧血剑》的增订篇幅比例，模糊《袁崇焕评传》的写作时间），也删掉了一些话（如小说的真正主角是袁崇焕和金蛇郎君，小说明面上的主角袁承志性格不够鲜明等），还添加了很多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无关的话，“写作时间稍迟”只是纯粹的文字细节调整而已。金庸过世后，广州出版社又出了一套金庸作品集的“典藏本”，该版《碧血剑》的后记跟第二版没有不同（金庸《碧血剑》，广州出版社2020年版，779页），所谓的“典藏本”其实就是第二版，就材料而言并不新异。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金庸当年收到那封信时，并不知道向达已于1966年去世，时间久了更不会意识到有问题，2002年在《碧血剑》第三版后记中提到向达，以至后来新修版（即第三版）多次再版重印，金庸仍不知道向达是1966年去世的，而是以为向达至少是在1975年寄出那封信之后才去世的，向达逝世的时间本就是个相对冷僻的知识点，不知道很正常。

金庸说《袁崇焕评传》发表后“大史家向达先生曾来函赐以教言，颇引以为荣，已据以改正”，表述是很明确的。要说金庸将他人来信误记为向达，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金庸199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一年前因心脏病做过一次大手术，“新闻工作已经做到没有精力再做了，小说家也差不多了……最大愿望就是，还有几年这个生命的话，这个有限的生命主要拿来研究学问”。“向达”的指教对金庸来说显然是有分量的，应该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若把错误归给记忆的话，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

不妨提出一种假设：问题也许出在那封信上，有人冒用向达之名写信给金庸！

循着这一假设往下走。冒名写信的人，动机究竟何在？不妨来看两个类似的例子。其一，1934年有人冒名汪静之，在《春风周刊》上撰文骂《读书顾问》主编王平陵，汪静之发现后写信向王平陵解释，《春风周刊》的编辑之一孙望是汪静之的学生，却连他也没能在事前发现端倪（见金传胜《“关于冒名骂人”：汪静之致王平陵的一封集外书简》，《名作欣赏》2023年第19期）。其二，1964年一位从事税务工作的青年毛国瑶写信给俞平伯，说他认识的一位叫靖应鹍的人家里收藏有一部前所未见的《红楼梦》抄本，该抄本后来遗失了，但他此前已经把其中一百多条脂批抄录下来。由于这些批语涉及脂砚斋、畸笏叟是不是同一个人，曹雪芹去世的年份，小说八十回后佚稿的部分内容等重要问题，由此引出《红楼梦》研究的诸多讨论与争议，至今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而红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由毛国瑶辑录的靖藏本批语是伪造的（见高树伟《毛国瑶辑“靖藏本〈石头记〉”批语辨伪》，《文史》2022年第4期）。这两例背后的动机，或许有利益的驱使，也有可能是出于戏弄他人以取乐的心态。

假如金庸遇到的情况也类似，那么几件事的区别仅在于，冒用向达之名写信给金庸的人至少提出了有用的意见，当然，那应该只是报刊上时而出现的“本刊更正”之类的意见，没想到骗了金庸几十年。

也许只有这样迂回的假设才可以跟这件事情的古怪相匹配，但材料上别无可据，就跟径直将错误归因于误记一样，令人不满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