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方法的应用与反思

《P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是德里克·比奇（Derek Beach）和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Rasmus Brun Pedersen）两位学者合著的权威工具书，深入探讨了因果机制研究中的过程追踪方法。德里克·比奇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长期从事因果推理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在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则是丹麦奥胡斯大学的教授，专注于政治分析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尤其擅长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与应用。

本书系统地阐释了过程追踪的理论基础与操作框架，并展示了这一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通过聚焦单一案例并解析因果链条中的中介机制，过程追踪为复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种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证可靠性的研究工具。书中不仅探讨了这一方法在揭示微观机制和探索机制普适性方面的潜力，还反思了其在面对多因多果、非线性复杂现象时的局限性，提出了改进的可能路径。无论是对因果机制研究者，还是对社会科学方法感兴趣的学者，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之作，为因果机制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支持，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背景与意义：因果机制研究的重新审视

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的研究长期以来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其重要性和研究路径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显著的变化。从早期的实证主义到后来的科学实在论，研究者对因果关系的理解逐渐从变量间的相关性转向对因果过程本身的关注。《P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通过系统性地探讨因果机制，反映了这一学术范式的转变，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

传统因果研究往往集中在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揭示某种“普遍规律”。例如，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研究者能够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教育成就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逐渐显现。首先，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无法解释两者之间的具体路径。其次，传统方法通常以封闭系统为前提，很难处理开放系统中的复杂现象，如社会变迁、制度演化或政策效果。更重要的是，传统方法关注的是因果关系的“外部表现”，而非“内部运作”。这导致研究者对因果过程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忽视了行为者的决策逻辑、社会结构的作用机制以及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因果机制研究逐渐兴起。因果机制研究的核心是回答“因为什么”和“如何发生”的问题，试图通过揭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中介过程，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因果逻辑。因果机制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科学哲学，尤其是Machamer、Darden和Craver提出的机制哲学。他们认为，机制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实体和活动构成的，这些实体和活动共同完成某种特定功能（Machamer、Darden 和 Craver，2000；Machamer，2004）。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一理论强调了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例如，在解释社会运动的扩展时，研究者不仅需要关注外部资源的支持，还需要分析抗议者如何通过组织、动员和沟通形成集体行动。

过程追踪方法正是在因果机制研究需求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超越叙事、讲求因果，即所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意义上的过程追踪，目前已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各领域(特别是公共政策、外交政策等经验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个案研究方法之一。[②]这种方法强调踪通过具体的、历时性的个案 研究，试图打开因果关系“黑匣子”，考察原因与结果通过什么样的因果机制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完整的因果链。其意义在于能够将理论假设与具体案例中的实证数据紧密结合，通过对关键机制的验证或发现，为因果推理提供坚实的基础。例如，在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规范性因素时，过程追踪能够深入分析道德、文化和国际环境如何通过具体的政治行为塑造国家间的互动。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探索性研究，还能够对现有理论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

因果机制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理解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多层次的分析框架。在现代社会中，许多现象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例如气候变化的政治应对、全球化对本地经济的影响以及技术革命对劳动市场的冲击。这些现象通常涉及多因多果的关系，不同层次的机制可能同时发挥作用。因果机制研究通过将因果过程分解为具体的中介路径，能够更清晰地展示不同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例如，全球化的经济影响可能通过国际贸易政策、跨国企业行为和本地劳动力市场结构等多个机制展开。通过过程追踪，研究者可以逐一分析这些机制的作用路径，为复杂现象的解释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此外，因果机制研究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政策设计和实践的指导上。在公共政策领域，单纯的相关性分析往往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直接建议，而机制研究能够揭示政策在不同情境中的具体效果。例如，教育政策的成功可能依赖于教师培训、家长支持和学生激励等多个机制，过程追踪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识别哪些机制在不同地区或群体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实现政策干预的精准化。

尽管因果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也面临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挑战。例如，在机制的定义上，不同学者之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机制是连接原因和结果的中介过程，也有人强调机制是由实体和活动构成的多层次系统。这种定义上的分歧不仅影响了研究的理论统一性，也对实证操作提出了困难。此外，因果机制研究对数据的要求较高，尤其是在隐性机制的研究中，如何获取和验证关键证据成为一大难题。例如，领导决策过程中的机制可能涉及私人对话和未公开的决策记录，这些信息往往难以直接获得。这种数据匮乏问题要求研究者在证据的推导和验证上投入更多努力，同时需要发展新的数据收集技术以支持因果机制研究的深化。

总的来说，因果机制研究为社会科学的因果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通过过程追踪等方法，研究者能够超越变量相关性的局限，深入探索复杂社会现象的内部运作逻辑。然而，因果机制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理论解释力，也在于其对研究方法提出的挑战和推动。未来的因果机制研究需要在理论精化、方法创新和技术辅助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以应对现代社会中不断涌现的复杂性问题。这正是《P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提供的最深刻启示之一。

二、框架与应用：过程追踪作为核心

本书通过详细分析过程追踪的理论框架与实证策略，为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过程追踪方法强调通过单一案例的深度分析，逐步揭示因果机制中各环节的操作逻辑，从而验证因果链条的存在与作用。其主要目标在于“打开因果关系的黑匣子”，强调通过识别和验证中介机制，回答因果过程的“如何”和“为什么”问题。这种方法既可以用于理论检验，也能帮助研究者构建新的理论假设，为复杂社会现象的解析提供了一个兼具理论性和操作性的路径。

在方法框架上，过程追踪的核心逻辑是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s）的拆解与重构。因果机制是连接原因与结果的中介过程，而非简单的变量间关联。书中提出了机制的两种理解方式：（1）最简化理解（Minimalist Approach）：简单地将机制概念化为“原因→机制→结果”，关注机制是否存在，但不深入解析具体过程。（2）系统化理解（Systems Approach）：将机制细分为多个部分，明确每一部分的作用及其与整体因果过程的联系。作者将因果机制定义为由“实体”（entities）和“活动”（activities）构成的系统，这些元素通过特定的路径连接起因与果。作者认为，过程追踪所“追踪”的是因果机制具体操作是在单一案例的深度研究中进行案例内部的因果推论（within-case inferences）。这一框架突破了传统变量分析的局限，强调“由果溯因”的因果推理逻辑，要求研究者从结果出发，逐步倒推原因及中间机制。这一方法论取向使得研究者能够超越传统变量分析的局限，深入探讨变量之间的“因果路径”而非仅仅呈现其“相关性”。

在实证操作中，过程追踪以“机制证据”的搜集与验证为中心。机制证据指的是能够直接支持或反驳特定因果假设的观察结果。书中强调，机制证据并非简单的描述性材料，而是因果链条中关键环节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作用在于将理论假设与经验世界连接起来。例如，在尼娜·坦南瓦尔德（Nina Tannenwald）1999年关于核武使用禁忌的研究中，决策者的会议记录和公开言论被用作关键证据，揭示了道德规范如何通过特定的行为和言辞约束政策决策。这种证据的使用不仅为理论假设提供了直接支持，也为因果机制的具体化和理论解释的深化奠定了基础。然而，机制证据的搜集并非总是顺利，尤其是在处理隐性机制或高度情境化的研究中。例如，某些社会现象的关键机制可能难以通过直接观察捕捉，而必须通过间接推理加以揭示。这种情况下，过程追踪需要结合多种证据来源，包括历史档案、访谈记录、观察数据等，以增强因果推论的全面性和说服力。同时，书中指出，机制证据的价值还取决于其独特性和多样性。独特性是指证据必须能够明确指向特定的因果机制，而非同时支持多种互相矛盾的解释。多样性则强调从不同维度收集证据，以避免单一证据可能带来的偏误。

过程追踪方法的另一个核心特点是对时间序列的重视。书中提到，因果机制的验证需要遵循时间上的逻辑连续性，通过“前因”与“后果”之间的动态变化揭示因果链条的运作过程。例如，在研究社会运动的发展时，研究者可以通过追踪从初始动员到最终集体行动的各个阶段，分析关键行为者如何通过组织、资源分配和策略调整推动运动的扩展。时间序列分析不仅增强了因果推论的逻辑一致性，也为揭示机制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理论工具。

跨案例比较是过程追踪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尽管这一过程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单案例的深度分析能够揭示特定情境下的因果机制，但其结果往往具有情境依赖性，难以直接推广。书中提出，通过对多个案例的机制表现进行比较，可以提高理论的普适性并揭示机制在不同情境中的适配性。例如，在分析不同国家的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时，研究者可以比较精英合作这一机制在各国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异同。这种比较不仅能够揭示机制的运作规律，还能识别其在不同背景下的局限性，为理论建构和政策设计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尽管过程追踪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表现出显著优势，其局限性也值得注意。例如，书中明确提到，过程追踪的有效性高度依赖研究者的理论敏感性和对证据的解读能力，这种对个人经验和判断的依赖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主观性增强。同时，因果机制的复杂性往往要求研究者处理大量异质性证据，如何在这些证据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并避免因过度依赖个别证据而导致的偏差，始终是这一方法面临的难题。此外，过程追踪对时间逻辑的强调可能在某些非线性因果现象中显得不足，例如社会变迁或技术扩散中，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并非按时间顺序展开，而是表现出动态反馈的特征。

具体而言，作者系统地展示了过程追踪方法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应用实例。过程追踪方法的一个经典应用领域是政治学，尤其是在决策过程的研究中。例如前文提到的以Tannenwald关于核武使用禁忌的研究，作者通过分析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多次核武政策决策，揭示了“禁忌言论”这一因果机制的具体运作。通过搜集领导者会议记录、决策文本和国际舆论的相关材料，研究不仅验证了道德规范在政策中的影响，还展示了这些规范如何通过具体的行为路径发挥作用。然而，这一案例也暴露出过程追踪方法的一个局限性：在机制的验证过程中，研究者依赖的多为文字材料和言辞记录，这些证据的主观性和选择性可能影响对机制的真实再现。例如，决策记录的编撰往往具有政治意图，如何确保证据的中立性和全面性，是这一方法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的应用中，过程追踪通过关注微观机制和社会行动者的互动行为，为复杂社会现象的因果解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在研究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过程追踪帮助揭示了从抗议初期的动员到大规模运动扩展的因果逻辑。研究者通过分析抗议组织的内部文件、领导者访谈以及社交媒体传播记录，重构了运动中关键事件的作用路径。这一方法能够有效区分不同因素在机制中的优先级，进而为社会现象提供更为细致的因果解释。然而，批判性地看，这类研究的一个难点在于对“关键事件”的识别和界定。在抗议研究中，事件的重要性往往是事后总结的结果，而过程追踪必须依赖这些总结来构建因果链条，这种依赖可能导致对事件选择的偏差。例如，某一事件在运动中的实际作用可能被其他更隐性的机制掩盖，从而削弱研究的解释力。

历史学中的因果机制研究也是过程追踪的重要应用领域。在分析制度变迁或重大历史事件时，过程追踪能够通过深度剖析特定案例的时间轴，揭示关键行为者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例如，在关于英国议会制度起源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分析历史档案、政策文本以及贵族与君主之间的权力博弈记录，重构了议会制度形成的因果过程。过程追踪的优势在于能够在单一案例中展示多层次的机制运作逻辑，并通过证据链条提高解释的精确性。然而，这种精确性可能受到证据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影响。历史档案的残缺性和语境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可能无法全面重现机制的所有环节，而对部分环节的缺失推测则可能导致理论化的过度简化。

经济学中的政策分析也借助了过程追踪的理论工具。在研究经济改革的因果机制时，研究者通过分析国家内部精英协调行动的路径，揭示了政策成功与失败的潜在原因。例如，通过对智利经济改革的研究，过程追踪展示了精英内部的合作和外部支持如何共同推动政策实施。这一研究通过对政策文件和决策记录的详细分析，展示了多层机制的复杂性和互动性。然而，这类研究往往面临机制外因（如国际环境）的干扰。这提示研究者需要在具体机制与更广泛因果背景之间保持平衡，否则可能忽视宏观背景对微观机制的塑造作用。

尽管过程追踪的方法在因果机制研究中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但它也面临方法论上的挑战。首先，这一方法对证据的依赖性较强，但证据的搜集和解释过程本身可能存在偏差。例如，书中强调“独特性证据”是验证因果机制的重要依据，但在实际研究中，如何确保证据的独特性以及避免过度依赖个别证据仍是一个未解难题。其次，过程追踪高度依赖案例的时间逻辑，但这种线性因果链条的假设可能无法适应某些复杂现象的多因多果特征。社会现象往往具有非线性特征，单一机制的线性分析可能低估了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此外，过程追踪方法的推广性和可复制性也值得进一步反思。由于其强调深度案例分析，每个研究往往高度情境化，研究结果难以在不同背景下直接推广。因此，尽管作者提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提高过程追踪的普适性，但这往往需要额外的研究资源和时间投入，实际操作的难度较高。

三、启示与未来方向

《P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为因果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方法框架，并在学术实践中表现出显著的解释力和灵活性。然而，这种方法并非无懈可击，其理论逻辑和操作实践中存在一些内在挑战。

首先，过程追踪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因果机制的解析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然而，其对因果关系的“线性可追溯性”的依赖也带来了理论上的局限。书中指出，“过程追踪的本质是沿着时间维度追踪因果链条，以验证机制的存在”。这一线性假设适用于某些具有明确因果路径的现象，例如政策制定过程或历史事件的发展。然而，在许多非线性、多因多果的复杂社会现象中，不同机制可能交织在一起，形成非线性或循环的因果关系。例如，社会运动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动员机制，还可能受到外部环境、资源配置和突发事件的综合影响。过程追踪方法虽然能够逐步验证机制中的每个环节，但可能难以捕捉机制之间的交互性和系统性。

其次，过程追踪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理论和实证的结合。通过将理论假设细化为机制框架，并利用具体案例中的多源证据加以验证，研究者能够有效地将理论置于经验基础之上，避免理论的过度抽象化。书中提到，“过程追踪的关键在于通过独特的、关键性的机制证据验证因果关系”。然而，这种强烈依赖证据的策略也对数据的获取和解释能力提出了高要求。书中多次强调机制证据的“独特性”，但在实际研究中，证据的筛选和解读过程可能充满主观性，尤其是在机制运作涉及隐性因素时。比如，历史档案的选择或政策文件的解读往往带有语境限制，研究者可能因为偏见或资源不足而忽视其他潜在的重要机制。。此外，书中强调了证据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但不同类型证据之间的矛盾性或不一致性可能削弱研究的解释力。例如，当访谈数据与历史档案中的信息不符时，研究者需要如何权衡不同证据的权重？这种问题在高复杂性和高政治性的研究中尤为突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过程追踪结果的外推性。书中指出，“过程追踪更适合深度分析单案例中的因果链条，而不一定能够直接推广到其他情境”。这一方法强调个案研究的深度剖析，旨在揭示特定情境下的因果逻辑。然而，这种情境依赖性可能限制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例如，在研究某一国家的政策改革时，文化、历史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可能使得机制在其他国家中并不适用。尽管书中提出通过跨案例比较的方法提高研究的普适性，但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并且比较案例之间的背景差异可能导致机制的显著变化，从而增加研究的复杂性。

此外，过程追踪方法对研究者能力的依赖性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由于过程追踪涉及复杂的因果推理和多种证据的整合，“过程追踪的有效性依赖于研究者对理论的敏感性和对证据的准确解读”，研究者的理论洞察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对研究质量具有直接影响。然而，这种对个人能力的高度依赖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尤其是在缺乏标准化操作流程的情况下。比如，不同研究者可能对同一证据的解读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影响对机制运作的最终判断。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过程追踪的未来发展需要在标准化和系统化上进行更多探索，例如开发统一的证据整合工具或建立更透明的分析规范，以减少研究中的主观偏差。

同时，过程追踪方法的时间序列性分析在动态机制研究中的表现也存在一定不足。许多复杂社会现象（如技术扩散、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等）具有高度动态性，其因果机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社会舆论、经济环境和国际关系都会对政策机制的表现产生不同影响，而过程追踪通常基于静态时间线的假设，可能无法充分捕捉动态因果关系的演化过程。这一不足提示我们，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动态建模方法或系统动力学工具，将过程追踪扩展到动态机制研究领域，以应对复杂因果现象的非线性特征。

最后，过程追踪方法在技术工具的辅助下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例如，随着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成熟，研究者可以更加高效地挖掘文本数据中的机制线索，从而提升数据分析的精确性和规模性。然而，这一技术化趋势也带来了新挑战，即如何在大数据分析中保持因果推理的理论深度，而不被海量数据的表面模式所主导。这种技术与理论之间的平衡将成为过程追踪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Process-Tracing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为因果机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操作框架，但其方法论设计仍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其对单案例深度分析的强调、对线性因果链条的依赖以及在推广性上的不足，限制了方法的某些应用场景。然而，通过结合多学科资源、引入动态分析工具以及加强技术辅助，过程追踪方法有望在复杂社会现象的因果解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持续动力。

（作者：梁倩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2022 级博士研究生）

[1]本书也被译为中文版，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著，汪卫华译:《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中文版译自2013年本书第1版。2019年本书推 出了扩充的第2版，除将过程追踪的因果关系本体论立场在“机制论+决定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机制论+本体论意义上的决定论+认识论意义上的概率论”，增加了一种“理论修正型过程追踪”，并充实了有关个案选取的讨论之外，基本论点没有什么变化。迄今为止，这仍是唯一一种过程追踪方法专门教科书。

[2] “process tracing”的说法最早出现，见于Robin M.Hogarth， “Process Tracing in Clinical Judgement an Analytical Approach，”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2.亚历山大·乔治对外交政策分析中过程追踪方法的最早表述见 Alexander L. George， “The Causal Nexus Between Cognitive Beliefs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The ‘Operational Code’ Belief System，” in Lawrence S.Falkowski 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9， pp.95-124，转引自：汪卫华，《拆解过程追踪》，《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