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建明：坚持改革与法治相统一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检察改革

坚持改革与法治相统一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检察改革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童建明

目次

一、为什么要坚持改革与法治相统一

二、落实“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发挥法治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三、落实“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进一步全面深化检察改革，不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项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与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检察机关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自觉融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坚持改革与法治相统一，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检察改革，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助推更高水平法治国家建设。

一、为什么要坚持改革与法治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强调“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深刻阐释了改革与法治辩证统一的关系。从理论上看，改革是破、法治是立，改革是变、法治是定，改革更多强调破旧立新、革故鼎新，冲破现有体制机制的束缚；法治则更加重视遵循规则、遵守程序，维护现行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稳定。但如果只强调改革而忽略法治，可能会导致改革的随意性，损害法治的权威性；只强调法治而忽略改革，可能会迟滞发展进程，影响社会进步。因此，改革与法治在形式上虽有一定差异，但实质上二者是社会发展中的一对矛盾，是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必须双轮驱动、协调推进。从实践上看，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步入“深水区”，更加需要用法治来凝聚改革共识，化解改革风险，及时确认、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既要防止“改革上路，法治让路”，又要防止为了所谓的“法治稳定”导致“改革无为”。习近平总书记曾鲜明指出实践中存在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的禁区，现在法律的条条框框妨碍和迟滞了改革，改革要上路，法律要让路”；另一种是“法律要保持稳定性、权威性、适当的滞后性，法律很难引领改革”。要通过改革与法治相促互动，使之相得益彰，确保法治稳定性和改革创新性的动态平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落实“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发挥法治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决定》部署了一系列标志性、引领性、突破性重大改革任务，涉及经济、政治、法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党的建设等各领域。检察机关要自觉服从服务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聚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发挥好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特别是要着力为改革营造稳定的社会基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法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助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改革难题，保障改革成果。

稳定是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的重要任务。《决定》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目标，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检察机关要深入研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等任务，更好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要深入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正确人权观，坚持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惩治和预防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推进检察信访工作法治化，努力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改革的力度越大，法治的需求就越大，越需要法治来保护产权、保护创新，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决定》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等作出部署。检察机关要深入研究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聚焦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深入研究加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加强对各类创新创造的司法保护，护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研究推动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同责同罪同罚，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在化解社会矛盾、规范社会行为、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决定》首次提出“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检察机关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论断的科学内涵，敏于适应社会发展带来的全方位变革，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发挥检察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犯罪治理是检察机关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根据近年来犯罪结构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惩治和预防举措的研究，更加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是推进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要研究发挥公益诉讼对促进依法行政、公益保护的独特作用，加强检察建议与提起诉讼有机衔接，推动解决公益损害问题。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是当前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一个国家社会治理问题，要全面准确地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确定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研究如何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检察建议是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举措，要注重查找案件背后的原因，制发高质量检察建议，促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三、落实“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进一步全面深化检察改革，不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举措和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在法治领域的伟大创举，是符合中国国情、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制度，总体上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但影响制度功效发挥、制约公平正义实现的因素仍然存在，需要深化改革。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决定》专章予以强调，围绕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部署了系列改革任务。检察机关作为执法司法的重要一环，要自觉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大格局，既依法推进各项涉检改革任务落实，不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又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决定》特别强调，“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并部署了“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监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等改革任务。深化制约监督体系建设是确保检察权依法规范运行的关键所在。检察机关已经初步建立了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机制，要紧扣有效制约监督目标，紧盯权力运行突出问题，在健全制约监督体系上持续用力。在外部制约监督方面，要研究完善接受党委政法委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等工作机制，健全接受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深化和规范检务公开，优化检察听证制度，自觉接受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履职制约，等等。在内部制约监督方面，要研究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监督，压实检察长、检察委员会、部门负责人对检察官履职的监督管理责任，加强不捕不诉、认罪认罚、民事行政监督等重点环节廉政风险防控，优化检察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等等。要树立系统观念，坚持有序推进，确保这些工作机制、运行模式改革取得实效，确保检察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这些重要论述，有力引领了改革进程，促进了法治完善。如，检察公益诉讼、刑事速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总结评估、成熟完善后，再上升为法律规定。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各项检察改革，重大改革做到于法有据。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严格按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不能突破法律自行其是。地方检察机关探索重要改革事项，要向最高检报批，最高检要加强对地方检察机关改革工作的指导，确保各项改革依法、稳妥、有序进行。

（注释及全文见《人民检察》2024年第21期）

来源：人民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