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忞煜评《新专家》︱变革中的印度“政治市场”

The New Experts: Populist Elites and Technocratic Promises in Modi's India, by Anuradha Sajjanh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y 2024, 198pp

印度古已有之的思辨传统和覆盖从极左到极右的“全政治光谱”营造了现代印度政坛似乎永无止境的喧嚣。而这种复杂的国情与稳定运行的议会选举、不断输送研究助理的本地英语知识阶层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让印度为西方学界的政治研究提供了近乎无穷无尽的素材和样本。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印地语和马拉提语等民族语言公共领域中孵化和迭代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冲击了依赖英语知识阶层转述的研究路径。于是，西方知识界在近代印度学知识体系的地基上开始将更多民族语言材料和基层一线调研纳入印度政治研究。克里斯托弗·贝利（C. A. Bayly）对殖民帝国情报体系的研究（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1997）指出上层英语信息体系与印度语言信息网络之间联系脆弱。瓦苏塔·达尔米亚（Vasudha Dalmia）（The Nationalization of Hindu Traditions: Bhāratendu Hariśchandra and Nineteenth-century Banaras，1996）和弗朗切斯卡·奥尔西尼（Francesca Orsini）（The Hindi Public Sphere 1920–1940: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2009）剖析了印地语文学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历史渊源。彼得·范德维尔（Peter van der Veer）的Religious Nationalism: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1994）和克里斯托弗·亚弗雷洛特（Christopher Jaffrelot）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系列研究更是打破了现代印度政治只是说英语的西化印度绅士间精英游戏的迷思。

然而，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两大核心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在二十一世纪初的自我调整，并自2014年以来主导了印度政坛，“民粹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这些强调“大众-精英”区隔的概念开始与政治现实脱节。例如，前印度最高外交文官、毕业于以培养西式精英著称的德里大学圣史蒂芬学院和尼赫鲁大学的苏杰生出任印度外长并任职至今足以打破对印人党政府不过是一群主要来自印地语区、未曾接受精英化英语教育的民粹政客“（半）文盲治国”的成见。如何看待一部分印度西式精英与仍有“草莽英雄”气息的印人党政客的合作便成为了摆在印度国内外观察者面前的新问题。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助理教授阿努拉塔·萨金哈尔（Anuradha Sajjanhar）的新作、依托大量访谈和一手的实习经历写成的《新专家：莫迪治下印度的民粹主义精英和技术专家治国承诺》（The New Experts: Populist Elites and Technocratic Promises in Modi’s India, 2024）有助于读者一窥这块色彩斑驳的政治拼图。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说，看似矛盾的两个群体——以草根代言人自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客和接受精英化教育的技术专家们以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个政治目标而协作。而印度蓬勃发展的各类智库机构和政治咨询公司，成为了印人党更广泛地调用智力资源，实现自身政治目的的平台。萨金哈尔穿梭于英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的学习经历和在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和布鲁金斯学会印度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 India Centre）的工作经历使得她既可以接触到许多政党和智库成员，又可以在意识形态相对中立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博士论文。本书转述了一位在顶级智库工作的退休大使对智库研究的期待，“如学术研究一般严谨，如媒体报道一般可读……并有机会影响政策”。作者或许也尝试将这种几种并不相同的风格加以融合，除对在英美出版学术专著仍必要的学术对话之外，并没有太多掉书袋式的抽象分析或学院派政治学家精妙的定量模型，贯穿全书的“老派”访谈记录、文本分析和一段如（非）虚构写作一般生动的智库会议场景再现都有助于非社会科学研究者感知印度精英之间复杂的互动网络。

印度西化知识精英的再分裂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在分析西方社会时化用了印度概念提出了“婆罗门左派”（Brahmin Left）一说，指出西方社会的左派越来越局限于高知群体。在作为种姓现象原生地的印度，“婆罗门左派”确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最先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不满殖民统治、同情底层民众的精英知识分子一直在印度左翼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如果将视野从《新专家》的时间轴起点向前延展几十年，可以发现尼赫鲁大学等高校的人文社科院系在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也曾是国大党中央政府团结左翼温和派、孤立左翼激进派、压制各地右翼势力的意识形态缓冲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大党籍总理拉吉夫·甘地开始提升专家型人才对政府决策的辅助作用，自由左派（liberal-left）印度知识分子的专业技能和海外关系网络为推进国内改革和向海外投射国家软实力贡献了重要力量。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自孟加拉母区的阿马蒂亚·森关于饥荒问题和区域发展比较的研究都削弱了印共（马）对土改贡献的宣传，有助于营造推行亲市场改革的氛围，他面向大众读者而写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更成为许多西方读者认同“印度民主基因”的入门读物。

相较之下，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基层铁杆支持者——说印地语的中下层高种姓印度教徒则处在这个群体的对立面。在英语公共领域之外，民粹政客们孵化并利用了这种反建制情绪——自由左派及其子弟门生既占有了现实好处，也收获了提倡平权政策的掌声，是“大赢家”；享受到平权政策福利的低种姓是“小赢家”；自视为“多数派”的他们则成为了整套体系运行的“代价”。这种矛盾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研究的切入点。而《新专家》则进一步勾勒了印度精英知识阶层内部人文社科与工科-管科专业人才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对美西方印度人社区政治倾向的研究已经表明与积极融入西方自由左派话语的老一代移民不同，以信息技术和企业管理见长新一代移民更热衷于赞助海外印度教并或多或少同情印度教民族主义。《新专家》也指出，印人党的重要智库印度基金会（Indian Foundation）的一大业绩便是为印人党从海外选民中争取资金和政治支持。尽管自由左派知识精英们一贯蔑称印人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干部为“半文盲”并调侃莫迪的寒微出身，后者也在选战中将这种蔑称用于强化民粹主义政治动员，但站在后者身旁出谋划策的同样出自英语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比如曾在古吉拉特辅佐莫迪的普拉尚德·基肖尔（Prashant Kishor）的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Indi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I-PAC）的一些雇员便来自比尼赫鲁大学更难考取的印度理工学院（IIT）和印度管理学院（IIM）。

换言之，如果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激进的街头政治和宗教冲突挑战国大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更多是“草莽英雄”，那么当下印度政坛的意识形态冲突同时包含了一场幕后精英权力的洗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草莽英雄”们如何与成长轨迹迥异的“工-管专科精英幕僚”们形成合力——也就是《新专家》的核心研究问题——无疑是理解印度教民族主义乃至整个印度政坛最新发展动向的重要学术前沿。

新兴“政治产业”中的技术专家

《新专家》一书副标题中“technocrat”（技术专家）一词极具迷惑性。初见该词，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那些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政府机构任各级秘书官的常任事务官僚。印度自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便通过选拔性考试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精英文官，而他们一直承担了大量应用性的政策研究。因此，相比智库发达的美国，印度拥有一套更接近法国、日本等国、以精英官僚为中心的政策咨询制度。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以智库机构而非政府部门为主要研究场域的《新专家》所说的“技术专家”并不包括在任事务官。书中所说的“新专家”实际上是两个特殊政治市场——咨政市场（policy market）和选战市场（election market）——中形形色色的乙方。而大选无疑是这些新专家大展拳脚的最重要场合。根据书中的转述的，仅2014年大选，便有一百五十家形形色色的“政治咨询公司”争夺这个四千万至四千七百万美元的庞大选战市场。通过追踪职业轨迹和一手访谈，《新专家》呈现了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外资咨询服务商以及本土的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如何协助印度政党制订面向国内外的选战策略。

在此有必要为《新专家》的局部特写补充一些必要的背景。这种特殊业态的发展的两大要素——选举货币化和咨询产业化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国大党人开启、印人党接棒的一系列改革。1991年市场化后，货币对配置选战资源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支付党工薪资、维护动员网络、与基层民意代表商议福利条件、投放电视、电话和互联网宣传无不需要大量资金。2018至2024年印度发行的“选举债券”进一步加速了选战的货币化，甚至于金融化。在大学生就业率长期不足的印度，大量货币涌入的选战市场无疑越来越有吸引力。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八十年代以来印度咨询产业的蓬勃发展。印度政府和为其提供经济改革建议的自由左派经济学家在描绘印度发展蓝图时，都会提到规模庞大的、英语流利的工科和管理学科毕业生如何帮助印度承接从电话客服到技术和战略咨询的各类服务外包。而支撑起各类政治咨询公司的核心人力资源，同样来源于此——承接欧美企业售后咨询服务外包的电话中心可以成为政党（B端）与选民（C端）之间的“客服”和“公关”、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从技术和战略解决方案的咨询团队同样可以将熟悉的分析工具运用于政党（B端）与选民（C端）之间的博弈或如何优化政党（B端）内部的工作流程和资源配置。

于是，便有了《新专家》描绘了这样一个有别于传统政党选战模式的形态——拥有传统和个人卡里斯玛的政党领导人授权受雇于政党的政治咨询团队将高技术含量的数据挖掘、选民画像分析与老派的党务工作相结合，为政党领导人提供各类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如何制订和调整选举政纲、如何针对不同选民分别定制个性化宣传方案、如何调配党工等各类资源以最大化选民支持……

但是，与“选举市场”相对明晰的业态不同，“咨政市场”的情况和本书的分析仍有许多模糊之处。《新专家》指出，政治咨询公司虽然在选举期间有权向政党提议调整竞选纲领，但政党并不允许这些政治雇佣兵影响执政后的实际施政。因此，当作者的目光转向在咨政体系中位阶更高的两大智库机构时，分析主要在选战场景中工作的政治咨询公司的框架便不再适用。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新专家》在关注智库机构的第五章引入更多民族志式的记录和访谈。通过书中转述的数位匿名高级智库工作人员的话，可以感受到这些从政府部门退休的智库研究者身上的精英官僚政研风格。不同于在选战市场中大展拳脚的工科和管科毕业生，在对外政策智库中负责撰写公开报告和宣传文章的年轻研究人员多毕业于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系科，只是整个智库机器的基层螺丝钉。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本书的一大缺憾——即technocrat一词理应覆盖的、在职和退休的精英公务员群体的“缺席”。团结精英官僚是印度政党从草根民粹政治运动发展成为支配性的国家政党的必要环节。独立之初的国大党便通过选拔、调任等人事手段“驯服”英印遗留下来的精英官员队伍。印人党也积极启用与印人党合作的事务官僚。虽然印度没有形成美国式的“双向旋转门”，但是从多名印人党高官的例子可以看出至少常任事务官以智库为通道出任政务官的路径已经形成。而这种路径与印度政坛一直为人诟病的“退休后补偿”机制，即通过许诺退休后提名出任重要职务来换取在任事务官在执行有争议政策方面的合作，两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政党掌控理论上“非党派”官僚的能力。

“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本质

并不关注印度内政的读者或许会惊讶于《新专家》中无处不在的“左派、右派”标签。有必要说明的是，印度政治和学术生态一直高度意识形态化，并早已和各种基于族裔、宗教、种姓身份的裙带关系深度纠缠。借用中文互联网的一句调侃，在政治化的赛道上，“美国印度化，印度神仙化”。但不同的是，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包装为劲敌的自由左派对学界的掌控能力远不如他们的北美同行。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地区，选举政党更替之后从常务副校长到系主任悉数洗牌不会令人意外，即便在一些政治氛围并不浓厚的高校，哪些教授和学生干部是“死硬派”马克思主义者，哪些已经投靠右翼成了执政党的红人，不过是印度知识分子已经习以为常的八卦闲谈。

《新专家》力图通过高度政治化的印度个案反驳以欧洲个案得出的、“技术专家治国”是非意识形态的、非政治的结论。书中提到，为印人党出谋划策的精英大学生毕业生们在“后意识形态”（post-Ideology）的标签之下表述自己参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活动的事实。不过，书中对“政治”与“非政治”这组核心概念关系的讨论在结论处似乎戛然而止，让人意犹未尽。不妨从书中提到的一个细微个案——阇那迦耶研究所（Chanakya Institute，化名）中毕业于尼赫鲁大学的研究助理需要反复声明自己并非自由左派——来延展讨论。在印度乃至全球的右翼复兴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现象的意识形态概念已被消解，只有左翼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类知识被支配性的政治力量界定为意识形态，而右翼不仅对抗左翼的政治话语批评，更成功地以“非政治的”技术主义、绩效主义、实用主义合围了左翼话语体系。当然，运用数据分析技术的并非只有印人党一家。然而，在上述货币化和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选举市场机制之下，资金、数据专家等资源会顺着自由市场的逻辑向优势者集中，天然有利于占据支配地位的印人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日后发布的数据，从2018年发行至2019年4月，印人党通过选举债募集了超过六百零六亿卢比（约五十二亿人民币）资金，占选举债总额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最大的全国性反对党国大党仅募得约一百四十二亿卢比（约十二亿人民币）。而根据印媒引述的一份民间智库媒体研究中心（Centre for Media Studies）发布的报告，印人党的2019年大选选战支出约二千七百亿卢比（约二百三十二亿人民币），占全国各政党总开销的约45%。可以看出，无论从之于本党开销的绝对金额，还是相较其他政党的募资优势而言，选举债对印人党的重要意义都不可小觑。

此外，我们仍可以顺着该书的逻辑和问题意识补充更多新的动态现象。印人党在2024年大选中表现远不如预期的情况是否展现了技术主义的另一种可能性——印人党和他的支持者或许也在陷入自己以高科技手段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并且，该书并没有提到最有名的选战技术专家普拉尚德·基肖尔之后的职业轨迹。基肖尔在结束与印人党的合作后一度加入了地方政党人民党（联合派）（JD(U)），并在2020年建立了人民善治党（Jan Suraaj Party）。书中提到，当基肖尔从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招聘毕业生时，他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份收入体面的工作，更是一份“一起改变印度”的承诺。然而，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应用场景注定了政党不会真正将这些选战雇佣兵纳入核心政治议程。虽然理论上来说只要政党依然能源源不断地投入货币，便能吸引到足够优秀的、愿意悬置政治立场的年轻技术专家加入。但是货币化规则的引入也意味着，在依然源源不断输送大学毕业生的印度，“基肖尔不会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比基肖尔年轻”。怀揣改变印度初心的选战老兵基肖尔最终以党籍身份进入政坛，也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技术主义与政党的结盟或许会持续存在，但对于技术专家个人来说，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印度政坛维持“非政治”状态并不可持续。

除上述内容外，《新专家》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玩味的一手信息，许多访谈的“弦外之音”仍值得细致分析。但是，这不足以掩盖该书存在的问题——精英官僚等重要研究对象的缺失，导致“technocrat”这一核心概念失焦，进而失去了引导更多学理对话的能力；除访谈记录外，档案资料等第一手研究资料和历史视角的不足让该书在严谨性上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历史上曾出版的诸多经典学术著作之间仍有差距。这些缺憾固然是当前人文社科学术出版越来越偏离“厚重学术审美”，日趋“短平快”的普遍表现，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印度政治纷争向英美外溢的结果。毕竟，印度自由左派学者虽在国内饱受攻击但在英美人文社科和地区研究等领域仍影响可观，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尚未有效建立起足以取代自由左派的人文社科学术性话语生产能力和跨国学术知识网络。至于英美战略界，固然迫切需要了解印度执政集团，却也无法自外于国内自由左派与右翼复兴的冲突。这些外部因素有助于部分解释这本书为何有诸多“留白”。对与英美面临不同问题的中国学界和战略界来说，《新专家》这样的西文成果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前沿参考书，但鉴于该书成书于印度与英美之间的政治语境，不足以为身处印度研究这场充满了开放式问题的考场上的中国考生提供标准答案。更进一步说，对于印度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研究来说，新增的单一因素——无论是《新专家》中关注到的新型技术人才、智库机构，还是关注不足的精英官僚——无疑有助于启发新的思考和探索，但却不能在无力解释印度政治时被当作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