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皖强：目前的世界格局依然需要重新书写全球史

“全球史思潮”兴起于上个世纪60年代，源于二战后西方学术界的兴趣点从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又回到了世界历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看来，自1960年代麦克卢汉把世界唤作“地球村”以来，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方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内容（这常常与起分裂作用的民族国家紧密相关），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史学考察的重点，同时试图赋予过去长期被忽视、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历史学会”成立和《世界历史杂志》的出版被美国著名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视为西方学术界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转变的证据。

“全球史思潮”的代表性著作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等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以下简称《全球通史》）被认为是“全球史思潮”的奠基之作。

斯塔夫里阿诺斯这部《全球通史》是他作为历史学家个人睿思的结晶，在很多方面具有启发意义。同时这部著作试图去“西方中心论”的努力也被史学界所看重，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西方中心的传统历史观不仅与这个世界脱节，而且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环境，需要有一种崭新的全球视角”。不过多年后，学者就这部著作是否真正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仍然存有争议，例如他在书中特别强调西方是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一位非常勤勉的学者，《全球通史》于1971年首次出版后，他又进行过6次修订，最后一次是1999年他86岁高龄时做的。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翻译出版了《全球通史（第七版）》。时隔近二十年，《全球通史（第七版）》新译本再次出版。本次翻译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皖强受邀独立完成，并由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审校。在王皖强教授看来，“独立翻译者能够确保整本著作的翻译风格、语言习惯和用词选择保持高度一致，避免因为不同译者的风格差异而导致的读者阅读体验的不连贯”。

虽然任何学术思潮的发展都会经历起伏和变化，全球史思潮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但在王皖强看来，“目前的世界格局需要重新书写全球史，因为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仍在经历深刻变化。比如说，新兴大国如中国、印度的崛起，它们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传统大国的相对衰落或调整，需要重新评估这些国家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日，澎湃新闻就“全球史思潮”的兴起和现今的状况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否真正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等问题，专访了王皖强教授。以下为访谈全文。

王皖强

澎湃新闻：上个世纪60年代“全球史思潮”兴起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当时被称为是“全球史”的奠基之作？

王皖强：全球史思潮的兴起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上个世纪中叶，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各国愈发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东西方两大冷战集团的对峙、气候与环境问题、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接踵而至，使得单个国家难以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更加需要寻求国际对话和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超越国别史的视野来理解世界变迁。全球史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而在历史学界，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这种观点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为全球史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学术土壤。历史学家开始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彼此影响，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史思潮”开始萌芽。

《全球通史》的诞生，恰好迎合了这个时代对于全球化的需要。书中以全球的视角，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人们所处的现实紧密关联，让读者用过去的历史经验反思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通过从全球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正因如此，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当时被称为是“全球史”的奠基之作。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新译本

澎湃新闻：现在能否说“全球史思潮”有没落的倾向？就是再没有集中出版这方面的著作。如果是的话，能否从史学史的角度谈谈这方面的原因？

王皖强：从全球史的发展历史来看，全球史是从上个世纪以来一种新兴的史学观念，也是一门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时至今日已经被众多国家的历史学者所接受，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史学潮流。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全球史思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潮始终处于高涨的态势。事实上，任何学术思潮的发展都会经历起伏和变化。全球史思潮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例如，全球史研究的泛化、碎片化和微小化等问题，如何处理好全球史与地方史、国别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可能对全球史思潮的发展产生影响。

但不能简单地说“全球史思潮”有没落的倾向。全球史作为一门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从全球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版情况来看，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全球史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也在不断拓展和分化，这也导致全球史方面的著作更加多样化，正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历史”“深历史”，无一不脱胎自全球史。

澎湃新闻：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需要一部全球史，因为那个时候新世界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那么目前的世界格局有没有必要重新书写全球史？或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现今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王皖强：目前的世界格局需要重新书写全球史，因为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仍在经历深刻变化。比如说，新兴大国如中国、印度的崛起，它们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传统大国的相对衰落或调整，需要重新评估这些国家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改变，都对全球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变化需要被纳入全球史的范畴。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现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提供了全球视野、促进了文化交流与理解，并为人们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启示，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问题，也更好地理解全球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这种打破了传统史学的地域限制，将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的研究和阐述，对今天的史学叙事依然很重要。而且通过《全球通史》的学习和研究，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澎湃新闻：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机会采用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新发现对于这部著作立论的影响有哪些？是否有可能详细为我们讲讲？

王皖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撰写《全球通史》时，无疑是基于他所能接触到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资料与发现。但随着时间和科学的进步，新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发现不断涌现，这些他未能采用的新发现可能会为《全球通史》带来更多补充。比如说，考古学的新发现，如古代贸易路线上的遗址、文物和艺术品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更直接的证据来支持或挑战《全球通史》中关于文明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观点。这些发现可能揭示出更多关于古代文明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传播技术和文化的细节，从而深化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理解。而且，新的考古发现可能会揭示一些之前未知或误解的历史事件，从而修正我们对历史时间线的认识。新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包括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解读和考古资料的深入分析，可能会为我们提供关于文明兴衰原因的新的视角和解释。这些解释可能与《全球通史》中的某些观点相呼应。虽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已经强调了全球史观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性，但新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发现可能会进一步丰富和深化这一观点。这些发现可能揭示出更多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以及它们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贡献。

澎湃新闻：这样一部上下两册的全球通史，必定要在很多方面做取舍，那么这部著作可以看出斯塔夫里阿诺斯较为明显的价值取向吗？

王皖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明显展现出了全球视野和整体性思考的价值取向。他打破了传统史学的地域限制，将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和阐述。这种全球视野不仅体现在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上，更体现在他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深刻洞察上。他强调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其次，斯塔夫里阿诺斯高度重视文明交流和尊重多样性的价值取向。他详细描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包括贸易、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他认为这些交流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因素。最后，著作中还展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未来展望的价值取向。他不仅关注历史事件的本身，更关注这些事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和意义。他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分析，试图为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启示和借鉴。同时，他也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和预测，认为人类社会将继续朝着更加文明、进步和繁荣的方向发展。这种现实关怀和未来展望的价值取向使得《全球通史》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

澎湃新闻：历史学家在谈到这部《全球通史》时候，也会强调这是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全球通史，那么同历史学家们合作书写的通史相比，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写作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王皖强：个人独立完成的通史往往能够体现出历史学家的个人视角和独特见解。由于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学术背景和思考方式，因此他们在撰写通史时往往会融入自己的理解和观点。这种个人化的视角和见解有助于读者从多个角度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此外，个人独立完成的通史在连贯性和一致性方面往往更具优势。由于整个通史都是由一个人撰写，因此能够保持风格、语言和叙述逻辑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通史的内容，避免因为不同作者之间的风格差异和观点冲突而产生困惑和误解。这类个人书写的历史往往能够激发历史学家的个人责任感和使命感，历史学家会更加注重通史的质量和准确性，努力避免错误和遗漏。同时，他们也会更加关注通史的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努力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和启示。

澎湃新闻：关于这部《全球通史》有一个争议话题，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是否真正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因为他特别强调西方是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但有时候又表达的比较隐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任何一种全球通史都会有某种“中心”论，只是因为论述者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中心”？

王皖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一直在试图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传统框架，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和叙述。正因如此，他强调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以及它们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贡献。但不得不说，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摆脱这一传统框架的影响，但他的叙述方式仍然在某些层面上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努力没有意义，他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历史的视角和框架，推动了全球史观的发展和进步。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全球通史都可能会受到某种“中心”论的影响。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撰写通史时，往往会受到自己的文化背景、学术背景和立场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在叙述中表现出某种倾向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通史中的“中心”论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随着全球史观的兴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尝试摆脱单一“中心”论的束缚，从更加多元和全面的角度来理解和叙述世界历史。他们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和多样性，试图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历史叙述框架，因此需要保持开放和多元的视角来理解和评价它们。

澎湃新闻：有历史学者感叹，我们依然在用别人的模式来理解自己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您赞同这样的观点吗？《全球通史》能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历史学界怎样的启示？

王皖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在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强势文化或主流学术观点的影响。加上历史研究本身具有主观性，历史学家在解读历史时，往往会受到自身文化背景、学术训练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可能倾向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解释模式。这可能导致我们在理解自己的历史和世界历史时，不自觉地采用他人的模式或框架。

虽然存在用他人模式理解历史的现象，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模式或框架有时也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启发，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积极意义和启示。通过拓宽视野、多元解读、批判性思维和推动学术研究等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

《全球通史》在叙述历史时，采用了多元的视角和解释模式。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避免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理解。我们可以借鉴《全球通史》的多元解读方法，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解读历史，以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此外，《全球通史》在叙述历史时，也展示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描述，而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解读，揭示出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和影响。我们可以从《全球通史》中学习到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学会对历史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避免盲目接受他人的观点或解释。最后，通过阅读《全球通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以及它们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贡献。这有助于我们摆脱单一的文化视角，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

澎湃新闻：这次为什么选择一个人重新翻译这部著作？在哪些方面有较大改动？

王皖强：这次我选择一个人翻译这部著作，主要是因为：从翻译的角度来说，独立翻译者能够确保整个著作的翻译风格、语言习惯和用词选择保持高度一致，避免因为不同译者的风格差异而导致的读者阅读体验的不连贯。而且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理解和体会原著的精神和风格，从而能够更准确地传达原著的意图和情感，使译文更加贴近原著。其次在我翻译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和进度来安排翻译工作，无需受到他人的限制，可以更加灵活，更加迅速地选择词汇、调整句式等，从而提高翻译效率。而从著作本身的角度来说，《全球通史》中文版出版已近20年，在这期间一直持续领跑同类读物市场，在同类书市场所占份额超过90%。然而，这些年来，《全球通史》一直沿用的都是同一个译本，旧译本在得到读者认可的同时，每年都会有热心读者热情反馈，对旧译文中出现的错讹和原著中的疏漏提出意见。此外，旧译本使用的语言风格对于与日俱新的时代和读者的需求而言也有待更新。对于这样一本全球史学经典，如果要做到“名家名著名译”，必须要重译，并且采用更加准确的译文。《全球通史》是由享誉世界的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的史学巨著，正是当之无愧的名家名著，只有有了更加专业准确、优美的译文，才能将这本经典史著更加当之无愧地交付更多读者手中。

此次新版译文是我耗时了三年多的翻译成果，因此我尽可能做到译文流畅精准，典雅传神。此外，我也加大了审校力度。之前旧版中的疏漏，在我和刘北成教授的认真核查和精心审校下都得到了纠正，尽可能地保证了文本的准确和专业。在译文更新的基础之上，为了让新译本更加便于读者阅读，我也对全书的史实、数据、叙述进行多方核查，为全书增加了数十条译者注，期望读者可以更加准确地掌握历史知识，为读者带来更完美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