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体制内的第四年，我去医院开了双相的药｜三明治

原创 Lavin 三明治

文｜Lavin

16号楼跟别的楼不一样，它跟其他楼有一段距离，有自己独立的小院，候诊区虽然是露天的，但抬头看不见天空，头顶都用简易的黑色麻布盖住了，错综复杂地排列着，挡住了所有视线，既遮不了风，也挡不了雨，因为是户外，空气里不会弥漫着医院常见的消毒水味，如果不是偶尔有人被保安架出去或者是在地上打滚，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这里是精神科。

不知道等了多久，叫号系统终于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我深吸一口气，掀开帘子，钻进了有冷气的屋子里。

医生看了一眼我问：“药吃完了？”我点点头。“最近情绪怎么样？”这时我才开始呼气，“还是不想上班。”她点了两下鼠标，“那继续开一个疗程吧。”

这是我第四次来这里开双相的药。

到体制内的第四年，直属领导R介绍了刚回公司的Y带我，她借调的项目临门一脚的时候黄了，回来没了位置。项目的一把手则抓住了机会，升迁后十分照顾当年的旧同事。

Y从不拒绝我的好意，但从不让我参与她的工作。直到跟她走得近的同事提起，她由于性格问题没有晋升，别的没有细说，只提示我“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渐渐地，R不再提要她带我，我主动要求参与项目的请求也被拒绝，原因是“你还做不了，先让Y负责”，如果再追问下去理由，得到的只有顾左右而言他，我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直到一次找一把手签字，他要我向Y学习，我以为这是暗示，兴奋地跑到Y办公室请教，Y表示很忙要我等一会。一个半小时后再去，她抬起头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我都给忘了，你先回去吧。”

言语之中，我像台球桌上的白球，每一杆都参与，每一杆都碰壁，随着时间推移，桌上只剩我，和摆弄我的杆子。长时间被无反馈的工作消磨，我像戴上拳套却不知往哪攻击的拳击手，只能对着空气一顿乱挥，一无所获，却被不知道哪来的绵针不断地刺痛。身体开始出现反应，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通过暴饮暴食、反复催吐来发泄没有缘由的焦虑和愤怒。

最终，被边缘化的我成为R的“管家”。我开始为他处理各种琐碎的小事，比如重置开机密码，调整文件字体格式，收发快递等，还要做好随时随地被远程遥控的准备。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给我打视频电话，问我邮箱里的邮件在哪看，当时我坐在马桶上，却还是接了，关掉自己的摄像头，教他点击左上角的收件箱，看着他茫然的脸，耐心和信念一点点崩塌，只能起身远程帮他操作，他才没有继续打过来。

我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当看到R对我的态度后，部门同事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的“帮个小忙”调整文件格式，跑腿签字，到后来，甚至直接给我安排工作。R对这一切看得明白，有时安排不下去别人做的工作，也会交给我，理由是“别人做事太毛躁，交给你我更放心。”

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段，用赞美掩盖压迫的本质。热爱颁发隐形的、做成枷锁形状的奖杯，直接套在对方头上，当有人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要发自内心露出笑容，“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在掌声之后，它则戴着这座奖杯继续忙碌，直到下一个候选人出现，奖杯会一直传递下去。

戴奖杯的中途一旦推辞或拒绝，就是不识抬举，“领导重视你才把工作交给你呀！”，就是目光短浅，“多做点对你又没有坏处，多在领导面前表现才有机会。”随着拒绝的频率增多，用的词越发宏大，赋予的意义也就愈发深刻，因为如果戴枷锁的人跑了，就要把前任重新召回，由奢入俭可是难上加难。

所以我总是被“捧上神坛”，即使是调格式这样的小事，也会收到句“没有你不行”。听的次数多了开始犯恶心，像被强迫喂下了一只伪善的苍蝇，压抑的源头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我的承受能力也接近极限。

有一次接近午休，同事要我将excel表格的内容调整到一页纸上打印，理由是“我不会操作，下午领导要看”在我调整到只需要他按下打印键后，他还是不满意，“我待会要出去，你帮我调整一下打印出来。”而打印机就在他办公室。

看着那个大小不足10K的表格，网格线好像密密麻麻的小刀，将我最后的底线挑断，我仿佛听见自己的身体在抗议，想把电脑砸烂。我第一次拒绝了他的要求，直到下班，聊天记录还停留在我截图打印键的地方。

几天之后，我请假在家备考没接R的电话，看见来电记录，我选择了无视，出于责任心，还是回复了同事的工作信息。没想到，同事告知R我回复了，于是R的目的就变成“一定要让我接电话”，打了几十个无果后，在晚上11点，他联系我的家人说我请假了没接电话，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以为我出事了。

在父母的焦急和恐慌之中，我停止了这场荒唐又任性的反抗。他们说“为什么不接他电话？跟他好好沟通，别耍小孩脾气”的时候，我说不出话，只是止不住地流泪。

自责和屈辱交织在一起，咒骂自己的愚蠢和无用的自尊心，对被背叛的愤怒像汽油浇在了被冒犯的边界上，极端的想法充斥在脑海。打开通话记录，看到一连串的红色未接电话，我开始不停地抓挠自己的脖子，皮肤表面全是一道道跟未接电话一样颜色的红印。我想把这假冒的奖杯扯下来烧个精光，却怎么都摸不到它，可它明明存在啊，并且越缩越紧，我快无法呼吸，把头埋进了枕头里。

后来得知，他原本是想问我柜子的密码拿一个U盘。返岗后他什么都没说，直到发绩效我才发现少了五百元，同事私底下告诉我，理由是我工作态度消极，不配合安排。

过往的经验让他认识到——领导拥有着围绕着下属的一切，所以要么按领导的意思做，要么甘愿受罚。任何不顺从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没有人在这种对抗里获得过胜利。成功的经验给了他十足的底气，他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毕竟这比掌握办公软件简单得多。

又过了段时间，经历高点买房，考试失利，父母均动大手术之后，与他的对抗确实让日子更难过了，而重要的是，我承担不起离开这里的代价，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要让渡多少自我才能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没人能给我答案，我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服从性测试机器，进来的人都被丢进去，通过测试的往上走，没通过则一直留在下面。

而我，毫无疑问是没通过测试的那一批，还是改造失败的最次品。

半年后的某一天早晨，我发现同事提交了3个月的哺乳假申请，第一道流程由我审批，与其说是审批，不如说是通知。我面无表情按下了同意，将流程点给了R。

自我实现的方式似乎单一到了极致，看上去像另一个充斥着童话的谎言。

继半年的产假后还能继续请3个月的哺乳假，并且在这种消磨人的地方，没人会顶替她的位置，这也是吸引人留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她休息的大半年里，领导没有指定谁接替她的工作，领导不提，底下的人也就心领神会。

不指定就是指定，指定就是下意识，而我知道，我就是那个下意识。

她与我同龄，早早地选择结婚生子，理由是“反正晋升没希望不如把重心转移到家庭。”看着她，像在预设自己，是否也只能通过进入复杂又陌生的关系来摆脱虚无，只能通过成为某个人的伴侣、某个人的母亲，才能在极度压抑的生活里获得一些意义。

还是说，追求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我不该再执着于此，而是应该随波逐流，这样反而活得轻松。

自我实现的方式似乎单一到了极致，看上去像另一个充斥着童话的谎言。

把自己放进不合适的评价体系，就像要削掉大脑和四肢，再假装合适地融入，即便已经鲜血淋漓，也要强装自己本就是其中一员。毕竟，这场测试只认结果，并不在乎作弊及其方式。在这里，人像蚂蚁一样被组织起来，一台无所不能的压缩机粉碎了人们的一切个性。

此刻，熟悉又无法摆脱的窒息感突然笼罩了我，我好像被看不见的空气墙困住了，光是想到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我在办公室就控制不住地大哭了起来。不知道如何跟这种忧惧相处，做不到不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忧，甚至都不敢问她“这是唯一的办法吗？”不管答案是什么，我都会反复验证直到崩溃。

后来，除了处理R的杂事，我还被安排了项目付款签字工作，一般需要经过三到四个部门审批才能交给财务。这些部门都分布在不同的楼，而线上付款流程由于“不好操作”和“审计风险”迟迟没有运行，每个人在见到我的时候都会对签字的人数高达十位以上表示惊讶，但又都表示理解，“要规避风险嘛，线下也要留痕。”

没有人关心西西弗斯为什么一直在推石头，他们只在乎推石头的是不是自己。

月底的最后一天，有一笔款到了财务却迟迟没有付，R要我盯着流程，避免浪费预算。和会计确认凭证刚做完还没复核后，我向R汇报，“凭证做完了还没复核。”他问是谁复核凭证，我表示不清楚财务的工作安排。“好的，我找他们领导。”他挂断了电话。

十分钟后，会计给我打电话，冷冰冰的语气，“是不是你告状说没有人复核凭证？”当下如同触电了一般，好像突然被推进了导电的漩涡里，浑身发麻。“我没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急得在电话里发誓，“如果是我就被雷劈死。”我拼命地想要摆脱漩涡，但无法动弹。

对方可能被我的激动程度吓住了，告诉我她领导刚刚找她说，有人反映凭证没人复核，她很生气，觉得这种话让领导听到很不合适，想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我向她详细复述了全过程，又向她领导解释了一遍，得知是R说“送过来的凭证没人复核，请协调。”最后把经过告诉她，她回复：“没事，如果我不相信你，我就不会直接给你打电话。”语气轻松，仿佛刚刚剑拔弩张的气氛从没发生过，而走完这套流程，我已经出了一身冷汗。

我明白，即便她一开始找R对质，结果也是一样，因为在三个人里，拿我出气是最成本最低的。一句简单的转述，激起的水花之大令我后怕，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了？可怕的是真正追究起来，我也确实无法证明自己说过的话，“相信你”三个字此刻显得十分可笑。即便有做工作记录的习惯，我也不可能时刻开着录音机。漩涡消失了，但触电的感觉没有，我不再挣扎，渐渐沉入水底。

有一天去签字的路上，我看了眼手里修改多次的表格，这已经是今天来回的第三趟。武汉的夏天地表温度到了四十度，我停在路中间，突然不想继续了，狠狠盯着头上的太阳，希望它能把我烤干。这时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是我的前任领导B，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我没说话，开始往前走，他看了眼我手里的东西，几步走上来与我并肩，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在太阳底下走着，他突然说：“你为什么不去印尼看火山？”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要他再说一次。

“你为什么不去印尼看火山？”他故意凑近大声重复了一遍。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有点无厘头的问题，憋出一句“我都不知道印尼有火山。”

“那你现在知道了啊，请几天假去看吧，特别好看！”

只有几秒，似乎从没有尽头的重复跳脱出来，短短六个字像是在厚重的阴霾里抠出了一束光，我就这样被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宽慰了。

然而宽慰是暂时的。

一天上午接到通知领劳保的电话，这次发的主要是大件的洗衣液，有三十多斤，办公楼没有电梯，我决定把东西放在一楼和A部门一起领，得到了在场人员的一致同意。

我在群里发通知，附上清单，并且口头告知了所有人，尤其是R。他说了句“好的谢谢”，我稍微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因为有电梯的时候，都是把东西分拣好送他办公室，这次是我第一次没有这样做。

过了两天，他还是没有领，我心里开始打鼓了。

第三天下班路上突然接到R的电话，问劳保放在哪里，可能意识到什么，又接着问：“有没有把东西按人分拣出来？”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他的不满。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对话，大脑宕机了，只能回答他“没有。”

他继续追问放在一楼丢了怎么办？我没说话。

近百瓶洗衣液该如何在3平米不到的空间分拣出来呢？他以前是A部门的领导，之前放那里也觉得会丢吗？我的工作范围里有物资分拣吗？这次又是我做得不对吗？

我开始逐一复盘这几天发生的一切细节，回想起下午去找另一个部门领导签字时，放在角落里分拣好的物资，恍然大悟，这正是令他不满的地方——他要权力优待，但用道德的外壳掩盖需求。他认为我应该自觉将东西分拣出来，方便他直接拿走，如果我不这样做，他就失去了特权，这是他最不能接受的。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寄希望于她能多了解我一些，能理解当初我为什么会不接R的电话。说完之后，她回复了我。

“你太傻了，应该单独帮他拿到办公室去拍他马屁。”

“他就是要摆这个谱，你能拿他怎么样？”

……

一开始，我还在解释拿不动三十多斤的东西上楼，忽然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自证漩涡。

重要的不是是否具备拿的能力和条件，而是有没有拿的意识并且付诸行动让领导看见。自我厌恶涌了上来，幼稚、愚蠢、可笑，不计其数的负面词汇从四面八方飞来，嘲笑自己居然渴望得到她的安慰。

不想再复盘那些琐碎得要命的细节，不想再复述任何人的话，重现当时的场景，不想再进行无谓的自证了。反正结果都是一样，每次都是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干脆点，直接告诉我，这次也一样就好了啊。

脖子上的枷锁又加了几只无形的手，在此时狠狠地按住了我的头。在我稍微表露出一些自我的时候，那些手就会突然施压，把我按进无法呼吸的真空里，时刻提醒我，不要把自我排得太靠前，尤其是领导前面，不要去挑战不成文的潜规则，尤其是默认的特权。

她见我沉默许久，问我是否听懂她说的话。

怎么会听不懂呢，我不懂又怎么生存到现在。我笑了出来，故意讽刺道“是不是该多做一步，帮他直接拎到他车上去，送到他家里去？”

几乎没有停顿，她回答，“对啊，就该这样做。”

刹那间，封闭已久的开关被打开了，对这个地方的恨意瞬间全数涌了出来，将按住我的手被悉数砍断，枷锁被生生扯开，我再也无法掩饰了。

她话音刚落，我瞬间拿起手边的东西往地上疯狂地砸，控制不住地开始一边流泪一边尖叫，把目之所及的全部砸了个粉碎。她之后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尖叫打断，在我大叫“我受够了，我不要再忍了”之后，她终于留下一句“你冷静一会儿就好了”，把电话挂断。

此时我看了眼房间，已经无处落脚。

我又回到了16号楼。

不知道等了多久，叫号系统终于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我站起来直接冲了进去。

医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问：“最近情绪怎么样？”

我盯着她，“我昨天砸了很多东西，边砸边哭，哭得停不下来。”

她手上动作停了几秒，“那就换新药吃吧。”

跟一年前相比，头顶上的黑布变多了，厚重到光需要找缝才能钻进来，新的循环开始了，像《彗星来的那一夜》，每次开始，我都会走进同一家医院，拿着不同的药走出来。

我走在黑色麻布的阴影里，在不同时空的混沌中，与过去的自己相遇。有的满面愁容，分散地坐在露天的候诊区，朝着头顶的黑布发呆，努力想透过它们找一点天空，有的见五分钟医生就跑出来，抱着一堆药匆匆离开，有的出来的时候一脸茫然，手里还拿着医生给的咨询师名片。

“够了，不要再继续了，不要再开始了。”我走到每一个自己面前大喊。

可没人理我。

瓢泼大雨毫无征兆地浇了下来，我被淋得透湿，顶着肿着的大眼泡漫无目的地走，雨越下越大，模糊了视线，我看不清眼前的路，停了下来，抬头望天。

“对家人乱发脾气的自己真是糟糕透了，”我想，“跟同事领导叫板也是毫无作用的情绪发泄。”有一点后悔，剩下的是内疚。

“可我已经这么做了。”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我也是。

宏大叙事，优绩主义，我曾经奉为圭臬，每一分钟都异常关键的成长路线，我走得战战兢兢，但最后还是到了这里。

我早晚都会来到这里。

望着灰蒙蒙的天，湿淋淋的地，我第一次觉得，放弃也没关系。

我决定请半年病假。即便是有短暂逃离的可能性都好，只要能松一口气就能骗自己再坚持一会。

想到这里心情轻松了一些，随便走进一家店躲雨，我是唯一进来的人，索性就坐下吃点东西，本以为下雨天生意不好，吃完转身发现已经座无虚席。

可能我要做的只是转身而已，就算坚持不下去又怎么样呢？望着灰蒙蒙的天，湿淋淋的地，我第一次觉得，放弃也没关系。

写作手记

故事最后的砸东西情节正好发生在开班的前一天，也算是送上门的素材了（苦笑），翻看了上一次的短故事和这两年的记录，发现我处在一个巨大的循环里，并且越陷越深。带着愤怒和恨意敲下事情的经过，把能记得的细节都写了下来，像是发泄，可发泄完之后陷入了自我怀疑，这些细碎的痛苦有没有记录的价值？

我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写下去，自我消化完那些情绪后，似乎又能坚持下去了。可又能坚持多久呢？坚持到下一次崩溃吗？我又要在短暂的放松后忘记那些处于无助时刻的自己吗？想到这里，我还是把旅行后快乐的自己拉回桌前，熬了几乎通宵写完了。回到情绪里是痛苦的，因为我不能阻止循环的开始，但这次作为旁观者，我能给痛苦的自己一个停靠的地方。

原标题：《到体制内的第四年，我去医院开了双相的药｜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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