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巴蜀小学发展述略‖霞绍晖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第2期

巴蜀小学发展述略

霞绍晖

巴蜀小学的发展历史,与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学术的发展,总体上是围绕解经展开的。汉代是巴蜀学术融于官学的重要阶段,也是巴蜀小学的形成时期。唐宋时期,是巴蜀文化的高峰,虽因科举取士重在明经与诗赋,导致“尔雅束高阁”,但巴蜀地区仍然出现了一批影响很大的小学著作。如李商隐到蜀地为官,作《蜀尔雅》;宋勾中正领衔作《雍熙广韵》,协助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杨朴作《礼部韵括遗》;李从周作《字通》;许奕作《九经直音》;李焘作《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等。这可看做巴蜀小学的发展期。元明之际,巴蜀地区长期战乱,学术不振,但仍有小学著述问世,如元陈元吉作《韵海》,牟应龙作《五经音考》,明杨慎古音系列、六书系列等。这一时期可看作巴蜀小学式微期。入清以后,巴蜀小学迎来高峰期,大家云集,著作蜂出。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存佚小学著述,有近100多种,其数量之大,超过以往所有朝代之总和。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产生得很早,但巴蜀地区至今未曾发现与汉字符号系统类似或相关联的古文字。巴蜀地区记录或研究文字的著作,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云:“《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又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一般说来,若非专门字书,都会有复字出现,由此推知,《凡将》很可能就是蒙童识字一类的著作。至于其所载之字是什么形体,史籍未曾明言,大概以小纂为正。清马国瀚对《凡将》做了辑佚工作,可参看。其后扬雄作《训纂》篇。《汉书·艺文志》载:“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后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巴蜀小学倍加称赞,如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云:“《凡将》《训纂》,蜀儒小学,冠冕海内。”自许慎《说文解字》出,中华文字由此大一统,六国文字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汉字,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学者通常把汉字形体的演变用“六体”来表述,此种说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云:“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今人总结为甲骨文、金文(籀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严格说来,不论是《艺文志》的“六体”,还是今人的“六书”,这种以书体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演变史,是有缺陷的。众所周知,中国文字是象形文,我们今天能见的最早字体,是甲骨文。甲骨文这个称呼,不是以字体命名的,而是以承载的物质材料命名的,并不是汉字的形制。金文也是如此。以汉字形制命名的,是篆书、隶书、楷书。至于古文、奇字,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难以见其形体意义。而行书和草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艺术表现,与形制无关。从这个实际来看,司马相如《凡将篇》、扬雄《训纂篇》,大概都是以小篆为正。后世字书,如许慎《说文解字》、北宋徐铉等《说文校订》、南宋李从周《字通》等,在讨论文字形体上,皆以小篆为正,亦可证明《凡将篇》《训纂篇》大概率是以小篆为正体的。

另一关于六书的说法,是关于分析汉字形体结构和使用方式的理论,这个理论产生得很早。《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里没有对六书作详细的阐释。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序》对六书作了详尽系统解释,后世相沿其说。至北宋,林罕注意六书理论,以之解《说文》,成《林氏小说》二十篇,刻石蜀中。南宋郑樵受其影响,赋以“六书”新的论说。元戴侗作《六书故》,形成了后来的“六书”研究高潮。

巴蜀的文字学研究,自司马相如、扬雄之后,五代两宋时期,获得了相当发展。前蜀僧人贯休编著有《重集许氏说文》,后唐林罕著有《说文字源偏旁小说》,南宋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宇文绍奕《原隶》及李从周《字通》等。这一时期的文字学著作,基本上以篆体为研究对象,体现了承接汉唐余波的学术风格。元代有陈瑛《篆书》,亦是汉唐文字学余波,惜此书不存,难以知晓其是否为文字学著作。

贯休(832—912),俗姓姜氏,本为婺州兰溪(今浙江省兰溪市)人,出家为僧,入蜀,前蜀主王建深器之,封为禅月大师、守西川僧箓大师。贯休工篆隶,著作有《重集许氏说文》《宝月集》等。惜其书不传,未能探究其详细内容。

林罕,字仲缄,温江(今成都市温江区)人。博通经史。献《车驾还都赋》,除温江主簿,迁太子洗马。邵必缘进《礼记石经》陛对,仁宗顾问:“罕之书如何?”必曰:“虽有所长,而微好怪。《说文》归字,从堆,从止,从帚,以堆为声。罕云从追,于声为近,此长于许氏矣。《说文》哭,从吅,从狱省。罕乃云象犬嘷,此怪也。”这段话记载的是林罕的《说文字源偏旁小说》一书,惜其今已不传,但林罕的文字学,由此可见其概貌。

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今眉山市丹棱县)人,累官至敷文阁直学士,著《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此著不用《说文》部首顺序,仿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体例,按照《集韵》韵目重新编排,起于“东韵”东字,终于“狎韵”甲字,每韵中又按偏旁笔画多少为序收列各字。其目的是便于翻检《说文》而作,可视其为《说文解字》之辅。需要注意的是,李氏把音读与字形结合起来,虽未曾讨论音义关系,却是蜀中较早关注音义关系的著作。经虞仲房建议,改为仿徐锴《韵谱》旧例,实与创作初意不牟,故其序及跋有“要自别行”“要须各形”之语。

宇文绍奕,字卷臣,或作衮臣,成都双流(今成都市双流区)人,尝官剑州通判,历知资州、临邛、广汉等州,后卒于家。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载其《博雅堂记》云:“宇文绍奕为资守,风清事简,……尝见前汉文字之奥、篆隶之工,镂金石而传后世,尚有可考,乃其在中原者沦于草泽,后生不可复见。吾家故所聍,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传之是邦,以与学士夫共之?于是摹刻汉石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柱大厦,名其堂日博雅堂。”曹氏所载“汉石及他碑五十四卷”者,应即《源隶》之著。《原隶》曾刻石于资州,今无。

李从周,眉州彭山(今眉山市彭山区)人,曾从魏了翁游,撰《字通》一书,本意是针对当时书法有太多字写法不统一,故依《说文解字》六书说校定隶书偏旁,再辅之以音读。其《自序》称:“此编依世俗笔势,质之以《说文解字》,作楷隶者于此而推之,思过半矣。”此种做法,已超越字体正俗范围,而成为研究文字有体系的专门著作,故后世均以字书视之。其书在篇首冠以《周礼》六书字例,虽其划分部首仍以《说文》为主,但其注意文字形制的六书理论,得到魏了翁的称赞。魏氏在《字通序》说:“一日彭山李肩吾从周以一编书示余,大较取俗所易谕而不察焉者,以点画偏旁粹类为目,而质之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余所病于俗者,皆已开卷了然。”魏氏认为,文字之本在六书,其在《字通序》首云:“书有六体,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谐诸声,或会以意,或转注相授也,或假借相成也……古之为教必由小学者,将以参稽象类、涵养本初为格物求仁之本……乃有以书学名家者,则仅出一技一能之士,而他亡所进也。”惜其并无论述文字专著。但其关于文字学的主张,很大程度影响了巴蜀学人。

明清二朝,研究文字可考者十余家,如杨慎、李调元、吕调阳、廖平等,著作数十种,研究范围已然扩大,涉及到字音、字形、字义的各个方面,巴蜀文字学发展至高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少师杨廷和之子,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明嘉靖三年(1524)因疏谏纳桂萼、张璁获罪,遭廷仗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辗转于云南、四川之间多年,颠沛流离而卒。其所关文字著述,大略3类:论金石古文字,论经籍文献文字和论《说文解字》及六书。

论金石古文字的有2种:《金石古文》14卷,《石鼓文音释》3卷、《附录》1卷。《金石古文》为诠释两周至两汉时代钟鼎铭器、碑刻石阙文字的著述。全书不录原文,仅载今文,亦无音释,间有按语考证史实、器物存佚状况等。《石鼓文音释》共收录石鼓文字700余,除了有今文对释,还对文中出现的部分生僻字、通假字作了音释。

论经籍文献文字的有3种:《古音骈字》5卷、《古音复字》5卷、《奇字韵》5卷。此3种著作都是讨论经籍中词语用字的问题。

论《说文解字》及“六书”:《六书练证》5卷、《六书索隐》5卷、《转注古音略》5卷、《说文先训》等。杨慎提出了“六书经纬说”,成为后来戴震“四体二用”说的滥觞。

杨慎视野广阔,既有对古文字、古音韵理论的探索,也有对经籍文献用字的讨论,很多观点都具有创新性,对清代学者研究文字学多有启迪。

清代研究文字的学者,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代之总和。最具代表的有:李调元、吕调阳、廖平、饶炯等。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别署童山蠢翁,四川罗江(今德阳市罗江区)人,清代四川戏曲理论家、诗人,与张问陶、彭端淑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平生著述繁复,文字学著作有《六书分毫》2卷、《奇字名》12卷、《十三经注疏锦字》4卷、《尚书古字辨异》1卷。《六书分毫》并非讨论六书,而是讨论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关系问题。《奇字名》专收古籍中出现的奇字,分为八十一门,并予以诠释。其对名物训释,以征引文献、加以按语的形式来展现,对汉唐诸儒多有批评。

吕调阳(1832一1892)字晴笠,号竹庐,成都彭州(今成都彭州市)人。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他甘于淡泊、绝意仕途,一生苦读、学识渊博,其著述宏富,作品大多辑入《观象庐丛书》。小学著述有《六书十二声传》12卷、《解字赘言》1卷、《商周彝器释名》6卷等。吕调阳因受四川学政何绍基的影响,苦研《说文解字》,对其中所抵牾之处多有发现,故把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说文》相对照,作为书院的授课内容。其《六书十二声传序》云:“予少好许书,以教子弟,讲说则多龃龉,乃舍而求诸古文及三代彝器之文,始略通贯其文之舛误者,复援古书古义古韵以正之,又取陈顾诸家谈古韵之书,详考《周官》典同之法,釐为十有二声,盖作辍二十余年,始成是书,虽未尽犁,然有当于人心。然绝不为许氏影响之谈,亦不敢效王荆舒之穿凿。”其自信可见。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又字旭陔、勖斋,四川井研(今乐山市井研县)人。少负宏志,一意向学,转益多师,为学屡变。大致经历了笃好宋学、博览考据、专求大义、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大统小统、天学人学、人天小大、五运六气9个阶段。廖平小学著述共计17种,其有关文字的著作有《六书旧义》《六书说》《形声类》《释字小笺》《文字源流考》5种,单篇小文有《转注假借考》《孔氏古文考》《秦焚字母文考》3种。其中《形声类》《释字小笺》《转注假借考》《孔氏古文考》《秦焚字母文考》5种,未见其流传。廖氏文字学用力处在于专论六书,主张“象形、指事、转注、假借四书,皆各自为说;于会意、形声二书,则合而论之。其区别指事不同象形、会意处,亦辨析至清,均较诸家象形、指事之说批次混乱者为优。”廖氏竭力维护许慎六书之说,但也有维护太过而悖离许说之旨者,如谓假借应分依声、讬事为二类,别为四源石二例,皆与许慎本意相乖离,正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违戾许书,又与诸家之论六书各逞其臆说者相伯仲矣!”

音韵之学,独立成为专门学术,是在魏晋之际,其标志是魏李登撰《声类》。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云:“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由此可见,当时已有韵部之说。然此书失传,难知其部类的面貌。其实,对字音的考察,应该是先秦就有了。《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璞注云:“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但《尔雅》这种诠释,还停留在“通方俗之殊语”层面。颜之推《颜氏家训》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反语,即反切。林焘先生认为有了反切,才有韵书,此话很有道理。反切产生前,小学书中,只有字书,不见有韵书的记载。隋陆法言作《切韵》,音韵学由此渐趋科学。

巴蜀学人研究语音,最早的是扬雄。《方言》卷3:“庸谓之倯,转语也。”钱绎《方言笺疏》:“庸、倯、甬,声义并相近。”又卷10:“?,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火尾)火也。”戴震《疏证》:“或云楚人名曰?,齐人曰(火尾),吴人曰燬。此方俗讹语也。” 如此之类,《方言》多及之。从韵文发展史来观照,巴蜀音韵研究应与中华学术发展相一致,因为,诗赋的重要特征就是押韵,若以蜀方言作诗赋,恐不会获得官学认可。我们知道,汉赋最高成就在蜀,代表人物如司马相如、扬雄等。诗在李唐时期,蜀有陈子昂、李白为代表人物,且李白还有最早的词作。五代时期,蜀地词作大盛。若没有音韵学作为理论支撑,韵文不可能在巴蜀获得巨大成就。可惜宋以前的书籍,不易流传保存,我们无法概见其貌,但我们据清洪亮吉《通经表》统计,两汉三国时期,通经者30家,善《诗》17家。由此推知,知音韵者大有人在,惜其不传而已。

宋以后传语音者多,如宋初勾中正奉诏领衔作《雍熙广韵》,为官方韵书肇始。勾氏又著《有声无字韵》,《补雍熙广韵》之阙。南宋资州杨朴撰《礼部韵括遗》,“博涉经史,有足可嘉”。王著有《韵篇》。《宋史》卷296《王著传》:“太平兴国三年,转运使侯陟以著名闻,改卫寺丞、史馆祗候,委以详定篇韵。”此书不存。计灌园撰《韵略》。袁说友《东塘集》卷一九《题·题计次阳教授家传韵略》:“灌园先生以此书付次阳……次阳甫四岁,灌园已知此书之必传。后四十年,而仆乃亲见之。”然因《大宋重修广韵》作为科举考试的蓝本,这些韵书流布均有限,以至于汨没不传。

元代巴蜀音韵著述,可考者仅陈元吉《韵海》,仿颜真卿《韵海镜源》而作,惜其只有目录,不见其书11。

明代杨慎,开创古音学,成《转注古音略》《古音猎要》《古音丛目》《古音略例》等十多种,运用考证之术探寻上古音系,开创明清考据之风。入清以来,费经虞撰《古韵拾遗》1卷,龙为霖撰《等韵一得》,李调元撰《古音合》2卷,贾思谟撰《韵学》,王沛霖撰《韵言》,吴方松撰《韵会》2卷,张凤藻撰《金石广韵府》,梁正笏撰《群经集韵》5卷,李西沤撰蒙童书《韵语通》,戴元裔撰《诗经音义约编》10卷。如此之类,不下数十种,涉及经史字音、金石字音、韵学、《诗》音谱等。这些著作,虽在学术价值上无法与顾炎武、江永、钱大昕、段玉裁、朱骏声之流相颉颃,但在蜀中传布音韵学之功劳,不能抹杀。

《尔雅》作为我国最早的训诂辞书,产生在战国晚期的齐鲁大地,是儒生教授所使用的重要工具书。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的出现,正是中国学术走向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中华学术发展的现实需要。西汉文帝时,学术文化开始复苏,《尔雅》因有读经、解经和辨识百物的作用,被设立为博士职,成为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处腹地的巴蜀文化识别区,产生了第一部注解《尔雅》的著作——犍为舍人《尔雅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诠释经典的著作。犍为舍人《尔雅注》的产生,不但开启了以诂训经典、解说名物、诠释典章的汉学学风,也展现了地域学术积极主动融入官学的学术姿态。由此也可以看出,各个地域学术之间、与官学之间是互相交流、互为影响、互为成就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学术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

巴蜀后世传《尔雅》者,唐梅彪有《石药尔雅》。此书乃仿《尔雅》体例训释石药,据有开创性。朱彝尊《跋》云:“医方以药石并称,《尔雅》止释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隐名而显著之也。……唐代遗书,传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诸经部。”惜其不传也。五代时期有毋昭裔《尔雅音略》3卷。《十国春秋》载:“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贫贱时,常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遂践其言……所著有《尔雅音略》三卷。”元明之际,《尔雅》之作少见载记。降至有清,则李调元、李曾白、廖平、吕调阳、宋育仁、李星根等,今所可见者十余家,研究形式旧注考证、体例、纂义、补注、校勘、今释、讲义、音义等。

方言研究,是巴蜀小学的又一特色。扬雄之前,有严君平、林闾翁孺“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并云“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林闾翁孺奏《輶轩语》,扬雄承其后,增补而成《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唐李商隐任蜀官,作《蜀尔雅》,亦是方言著作。明李实作《蜀方言》,杨慎作《俗言》;清则有李调元《方言藻》,萧鸿吉《续方言》《续续方言》。其他如刘沅、钟永定、梅际郇、吕调阳、张慎仪等,皆有纂辑方言之作问世,此不一一赘述。

在蒙童训方面,巴蜀地区也有数十种可考之作。小学的本旨在于训教蒙童,故《汉书·艺文志》把《尔雅》附在孝经之后。但随着学术发展,小学成为一门专深之学,蒙童训则另立一门。但是,为了教授童子认字,有很多著作实际上具有研究音韵文字训诂学的性质,如清王筠《文字蒙求》,就是典型。我们这里也把此类训教蒙童的著作,作为小学的重要内容来考察。秦汉以降,巴蜀地区学术呈现出努力融入官学的情势,蒙童训一类的书,自然不少。汉司马相如《凡将》、扬雄《训纂篇》就带有蒙童训的影子。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称:“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初学记》卷21《文字第三》云:“古者子生六岁而教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学六甲书计之事,则文字之谓也。”李白所谓“六甲”,就是蒙童训一类的书籍。然而,我们无法知道“六甲”内容到底是什么,但不影响我们推知当时在蜀中蒙童训之类的书籍,流传相当广泛。

宋代范镇撰《蒙求》2卷,取《通鉴》编为四言以训初学。明姜玉洁《正字训蒙》,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3《小学类》:“姜玉洁《正字训蒙》。剑州人。”此书盖纠俗字之谬。此类还有李龙《小学训蒙真说》,然均已亡佚。

清代以来,巴蜀地区蒙童训著作,备见载籍者亦复不少。如吴廷左《小学权舆》2卷、林有仁《孔子小学》2卷、陈声宜《千字文解义》《三字经解义》、钟永定《续千字文》1卷、谭言蔼《蒙求笺注》等等,从其书名便知其大体内容。

总体上看,巴蜀小学呈现了自有特色:具有开创一代学术风气之脉象。如西汉武帝时犍为舍人注《尔雅》,揭开了汉儒解经说传的注疏之风;北宋初年林罕《字源偏旁小说》(即《林氏小说》)是郑樵及以后“六书说”研究的滥觞;杨慎古音学研究,带动了上古音考证,启迪了清乾嘉考据之风。

巴蜀小学,不论从著述数量还是所取得的成绩来看,文字学是讨论的重点。而音韵学、训诂学,除了杨慎取得重要成就外,其余学术价值基本上无法与江浙等东部地区产生的著作相颉颃。巴蜀地区学人对文字的重视,是深入血液的,深入骨髓的。成都周围的市镇,几乎都有惜字宫、焚字塔,这是对文字充满敬仰的虔诚表现。

巴蜀小学的发展,展现了蜀学积极、主动、开放地融入官学的地域学术发展动向。自汉立五经博士,尔雅亦设博士职。犍为舍人注《尔雅》,不仅仅具有解释《尔雅》的学术意义,还具有积极融入官学、传播官学的学术姿态。

巴蜀小学的发展,为官学在边远郡县的传播和教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推广经验。汉武帝时期,文翁宰蜀,首建地方学校,并派出通文史之俊士到齐鲁进修学习,再返回蜀中讲授,养成正学,为中央王朝输送了大批人才。同时,又因地制宜,扩大经典范围,为后来的科举考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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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霞绍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