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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变天？从历史上看叙利亚的困境

2024-12-09 18: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本文摘编自“好望角”丛书之《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作者：[法]马修·雷伊，篇幅较长，有删减

1985年2月11日，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在公民投票中成功获得第三次连任，全民投票结果显示：99.97%的选票支持他。在执政15年后，阿萨德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现有国家体制的可持续性。

“哈马事件”和穆兄会在首都的斗争暴露了阿萨德政权的弱点，这使得政府本身做出了重要转变，这些转变也是确保其政权生存的第一批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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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外部变化也影响了叙利亚此时的局势。两伊战争促使沙特阿拉伯在1986年改变了其石油政策。沙特降低原油价格的决定，加上叙利亚国内的其他经济问题，导致叙利亚出现收益下降和重大的经济危机。1991年，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迫使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撤军。这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中东地区局势的开端，而苏联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已然消失。在这些地缘政治因素的背后，叙利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

从1985年到2000年，叙利亚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国家陷入了困境。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和总统的健康状况不佳，该统治系统的持久性值得怀疑。

01 叙利亚的内部困境

当哈菲兹·阿萨德康复后，国家权力的过渡成为他要处理的优先事项之一。流亡的里法特·阿萨德的命运引发了潜在的权力继任者的问题。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使我们能够理解阿萨德第三、第四和第五届总统任期（1985—2000）期间发生的社会政治变化。第一个问题与经济模式的衰落和崩溃有关，第二个问题与权力问题以及谁能接替哈菲兹·阿萨德有关。

1986年，叙利亚因外汇短缺而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源自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国有化改革以来，叙利亚的一些私人资本开始在国外进行投资。至1970年，这个国家谨慎的经济自由化措施并未使人们恢复对经济的信心，以至于这些资本带来的收益都被保留在了叙利亚国内而未再向国外投资。

其次，叙利亚的经济收益建立在政治管理的基础上的，单一的石油经济制度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来自石油生产国每年18亿美元的援助阻止了叙利亚提出任何关于资本投资的疑问，而仅片面依靠这些外来援助。

然而，在1986年，作为打击伊朗的措施之一，各产油国承诺增加石油产量，以破坏伊朗的收入来源。这使得这些产油国对叙利亚的援助减少了约10亿美元。最后，叙利亚在黎巴嫩参与的战争，消耗了其高达54%的国家预算资金。种种问题的汇聚，最终使叙利亚的经济陷入了瘫痪。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阿萨德政府大幅限制国内消费，并向沙特阿拉伯等合作伙伴寻求新的援助。政府实行的严格的社会薪资和进口限制政策，在一年之后产生了效果。以上措施还伴随着对出口经济活动的各种激励措施，目的是赚取更多的外汇。因此，这种经济开放措施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持续的短缺问题使得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普遍放缓。在缺乏零配件的情况下，交通运输业变得困难。叙利亚航空公司不得不对其航班数量加以限制。小型客车运输业无力再连接起叙利亚所有的城市，这使得叙利亚国家的空间分布变得支离破碎。国内的所有长途旅行路线都变得模糊不清。不少地区都因为缺乏同外界的交通及经济上的往来而陷入孤立。在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带，也面临着燃油短缺的问题。为了获得供应不定的几瓶瓶装燃气，人们需要排起长队耐心等候。

1986年，叙利亚召开了一次关于人口统计的大会，指出了叙利亚自国家独立以来人口急剧增长所带来的风险。大会提出了一项新的家庭生育政策，旨在降低人口出生率，因为1980—1984年，叙利亚的人口出生率一度达到了每个妇女生育超过7个孩子。这次大会标志着叙利亚的国家政策开始发生转变，而非引发了这种转变。

对于叙利亚人来说，生活在一半以上人口分布在城市中的叙利亚，进入城市之中，并确保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被破坏了的舒适生活，以及部分男性劳动力的迁移，所有这些都在几年内促使叙利亚人口曲线发生逆转。因此，根据统计，叙利亚人口数量最多的几代人都是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在2000—2010年，这批人口将年满20岁。

一部分中产阶级被迫移居国外，留在海湾国家、利比亚或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段时间，可以为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叙利亚的公务员制度对公务员缺席现象的容忍，使得他们能够在国外居住几个月甚至几年，这就导致叙利亚本土有技能的人大量外流。这场无声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国家权力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权力本就是为了反对城市阶层而建立起来的，不论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它都赢得了许多方面的胜利，确立了对国家的长期控制，但持续的经济危机及其内部的分裂推动了新的政治联盟的形成，这些联盟成为叙利亚城市阶层复兴的根源所在。

这些新情况使得阿萨德政府的权力派系发生了转变，两个派系组成了新的政治关系网。国家安全部门的成员，以在任的各部门领导者为中心，分成了若干分支，几位政治人物占据了主导地位。

1986—1991年，叙利亚的经济政治格局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由一群商人领导的经济开放（infitah）在短期内让国家安全部门的代表们看到了共同的利益。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自由主义者们赢得了国家安全部门和政府的信任。

这一时期，叙利亚成立了投资公司，大量资本被投入在短期内就能够迅速盈利的经济领域中，如旅游业和能源行业。因此，这种模式并不是为了发展国家，而是为了实现经济量的快速增长，使投资者能够迅速致富。这些投资的商人之中，一些是来自叙利亚大家族的子弟，另一些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人，他们为这些投资公司提供了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专业知识，政府行政人员也打破了官僚机构的限制。他们的投资范围一直延伸到了黎巴嫩。商人和政府人员的联合，使得叙利亚的投资公司有可能战胜来自黎巴嫩的竞争对手，尽管后者在贸易领域更有经验。

叙利亚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经济和安全部门的重新配置，主要依赖于此时叙利亚新油田的发现。尽管新发现的油田规模有限，但阿萨德总统还是在1988年的政府演讲中不辞辛苦地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通过签署石油开采合同，叙利亚得到了对其至关重要的外汇。从1994年开始的对这些石油矿藏的持续开采，为叙利亚的经济危机找到了出路。从那时开始，阿萨德政府每年可以获得最低60万桶原油价值的收入。然而，叙利亚的这项收入来源，也受到世界市场的经济动荡，以及可能会发生的国际制裁的影响。

例如，1987年，叙利亚政府被指控在伦敦实施了恐怖主义行为，美国和英国对其实施制裁。不过，即便在实施制裁的同时，叙利亚对石油的开采也并未停止。

经济模式改革的多次尝试最终在叙利亚于1991年颁布的第10号法案中得以完成。第10号法案再次允许人们在诸多经济领域进行投资，并可以将投资的收益汇回国内。叙利亚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以一种新的现代城市性为基础，而这种城市性，体现在通过投资那些有发展前景的经济领域来确保经济的增长上，体现在国家贸易和安全领域的联合协作上，体现在农村人口的大批外流和城市郊区的不断扩展上，也体现在以最少的制度化为代价实现对相对自由政治空间的庇护上，例如保留召开乌理玛会议。

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改革措施使国民经济得以实现平稳运行，并以对某些产品的严格限制为代价，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民的舒适生活，城市成为一座座“汽车博物馆”。总之，阿萨德政府通过对城市的重新改造，在城市中确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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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社会变化发生的时候，一代战士，即夺取和征服了国家权力的那些人，渐渐年老了。无论是在叙利亚的政治部门，还是在安全部门，统治集团各家族的下一代开始登上国家权力舞台。

最为重要的是，一个新名字开始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巴塞勒·阿萨德（Bassel al-Assad）。这位阿萨德总统的长子，生于1962年，时年30岁，在体育方面表现出色，后参加了叙利亚军队。从1988年开始，巴塞勒·阿萨德开始参与国家重要事务的管理。

对于这样的权力格局变化，那些安全部门的阿拉维派精英们最初并不是很支持。他们认为阿萨德总统的儿子是一个没有战斗经验的政治暴发户，其他人则觉得他很傲慢。然而，几年后，他成功地在叙利亚军队中获得一席之地，马纳夫·塔拉斯等其他大家族的儿子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巴塞勒还提出要成为叙利亚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者，为此，他成立了叙利亚计算机协会，该协会为叙利亚的信息技术行业提供了最初的基本设备。在阿萨德政权的权力关系之中，一个新的因素似乎可以保证其政府能够延续更久——在哈菲兹总统之后，巴塞勒将能够确保叙利亚整个国家的继续生存，前提是，叙利亚国家内部和其所在地区的局势不能受到任何干扰。

02 权力交接

1985年，哈菲兹·阿萨德在政府演讲中阐述了政府主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发展国家经济，继续推进阿拉伯民族的抵抗事业，并在苏联的援助下，维持与以色列的战略平衡。然而，到了1987年，当他同两年前在苏联发起“改革”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晤时，他发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苏联放弃了对中东地区的援助。更广泛地来讲，叙利亚的国家政治领导层正在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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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湾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在其中已经明显获利。从与欧洲共同体的关系来看，叙利亚参与海湾战争使得欧共体结束了自1987年以来对叙利亚实施的制裁。最重要的是，欧洲市场对叙利亚的重新开放，以及欧洲承诺为这个处于重建中的地区提供发展援助，能够帮助叙利亚稳定本国经济。最后，叙利亚石油的开采和销售成了欧洲公司的责任。每年60万桶的产油量，虽然没有使叙利亚成为一个石油大国，但是为政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汇储备。有了这些资金，叙利亚从1997年开始不再需要制定国家预算。为了继续与欧洲进行合作，阿萨德政府着重强调其打击毒品和恐怖主义犯罪的能力。但对于叙利亚外交官员和总统来说，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才是真正重要的。

顺利实现同美国关系的和解，是为了找到与以色列冲突的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实现和平将使得阿萨德政府改变其内部的权力关系。哈菲兹·阿萨德将为他的继任者（可能是巴塞勒·阿萨德）提供控制内部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外，埃及的例子让总统发现，实现和平可以帮助叙利亚恢复自身的战略利益，因为美国和欧盟可以为恢复地区和平提供资金支持。谈判活动受到了密切关注。鉴于上述考量，叙利亚外交官准备在与以色列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无论是促成黎巴嫩签订《塔伊夫协议》来结束内战，还是通过与被削弱的伊拉克巴格达政权达成默契，抑或是与以色列改善关系，总之，总统解决了那些可能会威胁到权力过渡的国际问题。

此时，一个人成了未来叙利亚的化身：巴塞勒·阿萨德，他的照片和形象在叙利亚全国各地流传。这些宣传品展示的是巴塞勒在俄罗斯文化中心打桌球，在经济部的电脑前埋头工作，亲自指挥军队，或者身穿制服出现在兵营中。

然而到了1994年1月21日，这一权力继承进程却戛然而止，巴塞勒·阿萨德，就像阿萨德政权的“金色青年”（jeunesse dorée）一样，全速驾驶着失控了的汽车，离开了他的国家。

巴塞勒去世后，哈菲兹·阿萨德召回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

1994年，巴沙尔回到了叙利亚。在陪同他的父亲参加完兄长的葬礼后，巴沙尔·阿萨德被提拔至国家领导层，这在国家安全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批评。但是，这一波批评浪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又一种新的国家统治模式形成了：政府情报部门的政要们被搁置在一边，他们的情报信息网络被转而用于其他事务。在短短几个月内，各政治派系都被重新控制了。与此同时，巴沙尔的弟弟马希尔（Maher）也得到了提拔和支持。从1994年5月起，阿萨德的两个儿子之间形成了默契的分工，年长的巴沙尔十分有希望成为下一任总统，而年轻的马希尔则很可能接管叙利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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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阿萨德，资料照片，来源：新华社

1999年，哈菲兹·阿萨德第五次连任叙利亚总统。先是复兴党党内任命总统，然后得到议会的批准，再到全民公决予以最终确认，现在的总统就职程序已经完全程式化了。在这一任期内，哈菲兹全身心地投入到唯一重要的事务之中：与以色列的谈判。

自1994年以来，谈判工作已经取得了进展。彼时，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任期已经结束，英国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以及英国政府愿意达成和平妥协的意愿，都使这一时刻成为实现和平的有利时机。美国代表在领土问题上对叙利亚做出让步，保证叙利亚可以收回其1967年时的所有领土，于是，哈菲兹·阿萨德飞往日内瓦，他将在那里同美国和以色列代表会面。但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希望就提比里亚湖的归属达成正式协议。在遭到拒绝后，叙利亚代表团回国了。未得归还领土，和平就无法实现……

03 年轻的叙利亚总统

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全国的交通运输暂停，政府官员们被要求回家，电视上唱诵着古兰经经文，因为执掌叙利亚30年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去世了，享年70岁。

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拥有1600多万居民，一半人口不满15岁，一直生活在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治下的国家，现在正在经历一些新的变化。

当时的政治分析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是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年轻领导人是如何接掌他们父辈留下来的权力的。那时出现的一个术语描述了这一过程：共和君主制（jumlukiyya），即君主制（mam⁃laka）和共和制（jumhurriyya）的结合。随着巴沙尔·阿萨德的崛起，叙利亚政府成了首个面临这种情况的阿拉伯国家。当时的巴沙尔只有34岁，这个蓝眼睛的年轻人给了叙利亚国家复兴的希望。

但是，对于叙利亚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两极世界格局的终结打断了既定的世界经济循环，并改变了叙利亚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专断行动下，在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中东地区，叙利亚的发展轨迹在当时似乎有些反常。新总统被鼓励在叙利亚实行开放政策，将其带入该地区正在寻求的现代化。新总统的主要赞助人是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巴沙尔总统自1996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改革事业。

关于这位非凡的叙利亚总统，一直流传着各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巴沙尔最初被认为是一个被叙利亚政府守旧派阻挠的现代化主义者。当笔者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叙利亚还未从血流成河的内战中恢复过来，因此，我们需要努力让自己不从事件的后果来解读这段历史，而是重新梳理社会和政府发展所经历的轨迹，以便理解叙利亚最后为何会爆发大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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