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 | 在国博读懂文化中国：为国护史、藏史、弘史的文博传奇

近日，许多游客一大早就在国家博物馆门前排起长龙，文创产品“凤冠冰箱贴”大受追捧，有人将此称为“一冠难求”。事实上，“国博”不仅是这枚“顶流”冰箱贴创意设计者，更是它“前世故事”的守护者。20世纪50年代，“冰箱贴”的原型“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经考古学家发掘与修复后珍藏入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这顶惊世宝冠彻底摆脱了地宫的沉寂，在一次次的展出中化身为灿烂明清文化与厚重华夏文明的特殊见证与生动言说。

木质孝端皇后凤冠冰箱贴。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博内143余万件珍贵文物，和“凤冠”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它们穿越成百上千载的流转光阴，跨越五湖四海的迢迢山水，因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召唤而寻得栖居之处，开启了从“沉睡之物”向“国家瑰宝”的精奇转身。在这段不凡的征程里，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完成了从屋舍狭隘的简易场馆向国家兴建的文化历史殿堂的蜕变，写下了自身为民族聚宝、为国家护史、藏史、弘史的传奇。

改建旧地，京师“博”物

国家博物馆的故事，是随着中国“文博”意识的萌芽而起笔的。

清末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一批有识之士漂洋过海到西方求取强国之法。彼时，欧洲兴盛繁荣的博物馆吸引了国人关注，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救亡”启蒙途径。清人康有为曾直言，自己所构想的“太平世”里，全国各级行政组织都需要建立博物馆，再借助这些“社会新事物”启迪民智。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这些“博物”设想终于有了落地之机。

民国时期，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率先展开了这种尝试。在他的奔走倡导下，民国政府开始筹建大型博物馆，以此“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一心救亡中国的鲁迅受邀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同时负责为博物馆勘选馆址的工作。经过几番实地考察，鲁迅认为地处北京市东城区的国子监，曾充当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且“毗连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于典制学问有关，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亦均足为稽古之资”，最符合历史博物馆的性质。他的提议很快被民国政府采纳。1912年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昔日的“国子监”正式被改建为“历史博物馆”，一年后，历史博物馆正式迁入端门、午门，不再是“地处偏僻，屋舍狭隘”的简易场所，拥有了门楼高敞的储存和办公条件。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这时的国立博物馆并不能向公众开放。由于条件限制，馆内的藏品寥寥，仅为国子监的旧陈设及清宫旧有礼器、书版、内阁大库档案、石刻等，不足以面对公众，更没有能力举办展览，为了真正满足“博物”重任，博物馆开始面向社会征集文物。

据记载，这场文物搜集活动得到了热烈响应。《京报》曾在1923年刊发一则报道，质问军警各机关及各公署，为何在启用新印信时不将旧印送至历史博物馆收藏。事实也如刊文者所期待，这些印信最终被拨予历史博物馆，“以为将来留心政治学者之参考”。在多方支持下，博物馆早期的文物收集“收获较丰”，河南石刻、西魏造像石碑、三代古玉、铜器、剑戈等众多文物或被采购，或被捐赠，被成功收藏入馆。

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利玛窦所作《坤舆万国全图》的万历摹本，这幅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曾在明万历三十年在北京临摹，后原本失传。1922年，此图的临摹版出现在了北京的古董市场上，最终被博物馆重金购得，并在1923年4月13日被悬挂于午门大殿供人观览。博“纳”文物之外，这座公共历史机构也逐渐恢复了“记史”的意识，开始重视与开掘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印痕。1924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特地在午门城楼举办小型预展览，展出河南信阳考古发掘出的多件古物，选中这些文物的理由是其“能显出古代文明进化之痕迹，实有公开之价值”。

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仅开放一个月便吸引4.5万名观众。然而，囿于资金和条件限制，国立历史博物馆经营惨淡，最困难时馆内仅剩9名员工，还曾数度更名。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座在乱世中飘零的博物馆终于迎来新生。1949年10月，国立博物馆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与此同时，北平军管会文物部副部长王治秋的提议被周恩来总理首肯，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兴建。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史征程与现代传奇，自此徐徐启幕。

全国协力，五湖聚宝

1958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作为今天国家博物馆前身的北京历史博物馆（1960年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便在这段时期正式动工。这项被人们亲切称作“革历博”的大型项目仅用了293个工作日便顺利竣工。据建筑师回忆，两座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达3.5万平方米，小到一块砖瓦，大到铜门钢窗，都是从全国各地取材，真正做到了周恩来总理所指示的“一切精华，皆为我用”。

正在修建的博物馆建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实际上，在此之前，两所博物馆已全心“扎进”了国家发展与文化的瀚瀚长河，在全国各界协力下，通过大规模的文物征集汇聚历史之“精华”。

1949年3月，负责接管北平文化机构的王治秋在工作空档，专门骑上借来的自行车，不停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寻找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是在这座绞刑架上牺牲的。最终，王治秋和同事在德胜门外的一片草丛里找到了这座快要散架的绞刑架，被他们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后安置在端门东马道上。

尽管绞刑架被寻回，王治秋却意识到，一旦文物征集不及时，更多革命文物就会遗失损毁。为此，他特意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向社会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这则启事被刊登于1949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征集的文物包括报纸、杂志、图书等文献史料，以及烈士遗物、雕像等革命实物。

《北平历史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献实物启事》来源/《人民日报》1949年5月5日版面截图

1950年2月开始，各省市人民政府文教机关以及革命文物保管收集委员会分别开始收集革命文物，太平天国大玉玺、红军第四军的大型标语照片、新四军政治部对敌宣传漫画等多件珍贵史料与实物得以从社会各处征集到。与此同时，征集小组还远赴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在多方奔走下，28400件革命文物成功入藏。

与此同步的是社会人士的自发捐赠。据记载，1949年4月，曾亲赴巨鹿考古的张钓孙就向历史博物馆捐赠十余件名贵的宋元瓷器；195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到社会捐赠的刘胡兰烈士殉难时所用的铡刀和其坟墓摄影，以及载有李大钊同志及另外八位烈士珍贵相片的《顺天时报》。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和全国大型建设工程的推进也为两所博物馆觅得了“聚宝”良机。1951年，在北京近郊多处汉代古墓考古发掘出的珍贵文物，被统一征集、陈列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中。1954年，文化部特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人民日报》如此描述参展的三千七百件文物：“展览会中展览的文物，是从我国近几年来基本建设工程中十四万余件出土文物里选出来的，它们都经过比较科学的整理和保存。这次展出的文物，说明了在我国各个基本建设的地区，都可能埋藏有古遗址、古墓葬以及大量古代文物，因为这些地区往往是我们的祖先劳动生息过的地方。”

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所展文物：铜鼎、铜罍、铜匜（春秋公元前七七〇 四〇三）出土于河南省郏县。来源/人民数据

随着1959年两座博物馆的正式竣工，更为规范与大规模的文物征集活动由此展开。1959年，中共中央还批发了中宣部《关于中央革命、历史两个博物馆调用文物》的电报，希望从全国各地征集“报纸、杂志、图书、货币、邮票、印花、土地证”等几十种类型的收藏实物”。在时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于坚的记忆里，各省各地几乎是无条件支援。

据统计，不算民间征集，此次调用和借用的文物高达3万余件，全国共有77个单位支援文物。人面鱼纹彩陶盆、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大盂鼎、击鼓说唱俑、三彩陶骆驼载乐舞俑等国家瑰宝便是在这一时期顺利入藏。在1961年由历史博物馆推出的“中国通史陈列”里，这些文物分别亮相。不止它们，为了向全国系统而实事求是地展示绵延不绝的中国古代文明，国家博物馆曾多次对通史陈列进行调整，直至1997年才基本完成。伴随这些围绕中国历史的探索梳理，静伫在展厅中的文物也化为响彻时空的古老音符，迎接从全国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谱写和奏响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壮丽史诗。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通史陈列。来源/国家博物馆官网

197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也经多番修改完善后正式对外开放。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博物馆还曾通过筹办陈列和专题研究的方式推动文物征集，在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纪念展览中征集到丰富的革命珍宝。令诸多捐赠者欣慰的是，这些文物不仅得到了科学的保存，更因革博的精心陈列，绘成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纪实缩影与壮阔画卷。

薪火承继，为国藏史

2003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正式合并，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过改扩建再焕新颜，凭借20万平方米、48个标准展厅的庞大体量成为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

143万余件文物栖居于此，担起留存民族集体记忆、传承中国文化基因的重大使命。为了寻觅这些曾遗落在岁月中的文物，征集人员常常如大海捞针般处处寻找线索，奔赴多地争取宝物入藏。在他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宝物被成功征集，据统计，仅2023年一年的时间，从各地入藏国博的珍贵古代文物以及革命和国史文物就达330余件（套）。

在国家博物馆的号召和联络下，越来越多的持宝人接过这一重任，自发地向国家捐献珍宝。

2024年6月，曾任毛主席卫士的张景芳同志，特意从沈阳远赴北京，将珍藏的毛主席巨幅书法作品《沁园春·长沙》亲手捐赠给国家博物馆。据张景芳同志介绍，这件书法作品是毛主席1964年4月16日在湖南长沙视察期间用了两个多小时挥笔完成的。作品纵约130厘米，横约190厘米，尺幅约22平尺，用了整整3张3尺长2尺宽的宣纸写成。怀着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这样一幅珍贵墨宝，张景芳珍藏了六十年。如今，他决定将宝物捐给作为国家最高收藏机构的国家博物馆，只为让它得到更好的保护，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高政馆长给张景芳同志颁发收藏证书。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许多鲜活的民族记忆与历史瞬间也在这些由各地汇聚而来的珍宝中重新浮现。2021年7月，“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结构星被正式收藏入馆。捐赠方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曾负责中国第一颗成功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中国研发“两弹一星”的筚路蓝缕和顽强探索，就被凝铸于这颗结构星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接力收藏中，闪耀在更多观众的眼前。同年，全国集邮联会士、国家级邮展评审员蔡少明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了292件（套）侨批文物，这些文物又名“银信”，是近代以来海外华侨寄给国内眷属的连带家信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这一笺笺小小的纸张，不仅承载着无数华侨艰辛不易的创业过往，也凝结着他们言不尽、斩不断的家国情思。随着文物入藏，这些动人故事穿透悠悠岁月，寻得了新的栖息之所，面向万千国人，被再度讲起。

2023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滑坡研究室工程师胡康宁同志主动联系国博，愿无偿捐赠其父亲胡定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赴美留学归国的相关实物资料共计61件（套）。其中1950年9月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在轮船上的原版合影，是展现留美归国学人报效祖国这一重要历史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留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初第一波归国的102位留学生，大多数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涉及工程、机械、生物、医学、经济、工商、政治、历史、艺术、外交等多个领域，回国后逐渐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甚至院士，如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守武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崔澂，我国著名外交家、联合国原副秘书长、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的冀朝铸等人，为新中国建设、祖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官网上，列有一份长长的捐赠名单，记载着一场场国民协力的护宝传奇。一件件从境内外来之不易的文物，也被国家博物馆用专业方法整理、守护与展出。国博现有藏品143万余件（套），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藏品体系系统完整、材质形态多样，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

国博拥有先进的文保技术，有一支50余人集文物检测、研究、保护、修复和复制为一体的国内领先的文物保护队伍，同时还是“国家文物局金属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和“文化和旅游部文物修复技能人才提升基地”的依托单位。国博在全国首次用大幅面X射线荧光成像、 X射线探伤等多种现代无损分析手段，对展品犀尊的材质、纹饰特征、制作工艺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对器表金银纹饰的形貌和布局进行了详细复原，为战国至西汉时期错金银铜器的纹饰与工艺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平均每天接待观众达2万余人，观众“为一座馆，赴一座城”，已成为当下文博热潮的最好写照，国博通过社教活动、海内外巡展等方式为国弘史。

纵观中国文博事业为国护史、藏史、弘史的百年足迹，是国家博物馆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充分运用丰富的馆藏文化文物资源，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和暖心服务为广大观众所悦纳、所共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作者：念缓

编辑：周斌 詹茜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