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为诗圣，不妨视为上苍的特意安排

成都杜甫草堂恰受航轩

杜甫说“诗应有神助”（《游修觉寺》），其实杜甫成为诗圣也是冥冥之中如有神助。每当杜甫朝着“诗圣”的方向发展的人生轨迹出现偏离的时候，就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予以调整，让诗人回到上苍设定好的人生轨道上来。杜甫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是上苍专门为造就“诗圣”而量身定做的。

杜甫早年的长期漫游，对于一位伟大的诗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南到吴越，北到齐赵，空间上有足够的跨度；漫游生涯从二十岁正式开始，长达十年以上，时间上有足够的长度；游历过程中，与李白、高适、李邕、苏源明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人文意义上说，这几个朋友又有足够的厚度。该有的都有了，一样儿都不缺。

困居长安十年，也是作为未来的大诗人需要经历的。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用到杜甫身上，实在是太恰当了。杜甫天宝六载（747年）应诏就试，不第。原因是奸相李林甫诡称“野无遗贤”，一个也不录取。全国公开举行的招贤考试，竟然一个都没有录取，这种怪事，历史上恐怕仅此一例，偏偏让杜甫摊上了，怎么那么巧呢？可以认为这是造化弄人，也可以认为这是造化为了“诗圣”的降临所作的煞费苦心的安排。杜甫困居长安最困难的时候，竟然是“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这是何等悲惨的生存状态啊！“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其二），说的是李白，其实也是杜甫的夫子自道。这一段苦难的岁月长达十年，对于一个著名的诗人而言，的确太长了。但是对于未来的诗圣来说，也许刚刚好。当然，再长一些也不行，因为人生苦短，古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十年”呢？诗圣的人生轨迹，走到这一步，应该出现一个转折点了。果然，这个转折点真的来了——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杜甫被任为河西尉，不就。不久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这个转折点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杜甫苦心孤诣争取过来的。天宝十载（751年），杜甫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识，命待制集贤院，由宰相考他的文章。这一次考试顺利通过，获得了担任官职的资格。但是按照唐代的科举制度，取得做官的资格三年之后，才能授予官职。因此，杜甫天宝十四载才被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在杜甫的人生走向中，这是对其生存状态和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大破坏，成为唐朝盛极而衰的“拐点”，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民生、外交等影响至深。然而，只有杜甫，写下了大量的反映这一重大历史变故的不朽诗篇，鲜闻同时代其他诗人同类题材的诗作。这正是杜甫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杜甫的成功之处。

天宝十五载（756年）五月，杜甫自长安奔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与家人会合，携家向北逃难，七月末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临时安家。八月，闻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属宁夏），只身前往投奔，途中为叛军所获，押送到沦陷的长安——杜甫的人生之旅至此又发生了转折。杜甫身陷长安，是他个人的大不幸，然而对于文学史来说，对于“诗圣”的磨砺来说，又未尝不是幸事。

兵曹参军，从八品下。幸亏官小，才没有引起叛军的注意，被抓到长安后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杜甫后来从长安成功逃脱，也得益于官职卑微。）如果杜甫官职高，叛军将逼其就伪职，以杜甫“嫉恶怀刚肠”（《壮游》）的性格，必不从。那么，性命堪忧。世事难料，官小有官小的好处，你不得不感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神奇。

杜甫身陷长安也是熟悉长安情况的机会，但身陷长安的时间，从“诗圣”的人生轨迹上考虑，不能太长，必须适时出现一个转折点。被困七八个月后，这个转折点终于出现了：杜甫冒着生命危险，成功逃出长安，奔往肃宗行在凤翔，肃宗任他为左拾遗。

杜甫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次波折，似乎都来自那只神秘的“手”的调控。

杜甫任左拾遗期间，留下的佳作比较少，但这段为官经历，对杜甫后来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后来大量的诗作，都与这段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杜甫官场上的人脉关系非常复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左拾遗任上建立的。这些人脉关系，对于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和渗透是显而易见的。

表面上看，身为左拾遗，出入宫掖，生活的视野变得狭小了。反过来看，一个没有做过朝官的人，现在有了出入宫掖的机会，意味着他的视野扩大了。可以说，如果没有任左拾遗的经历，杜甫的视野将受到较大的限制。一位伟大的诗人，最理想的情况是，既有处江湖之远的生活，又有居庙堂之高的阅历。假如杜甫有前者而没有后者，那么他的杰作《秋兴八首》能不能问世恐怕还是个未知数。还应看到，杜甫无论身在何处，都在关注着动荡的时局，希望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他弃官后的漂泊生涯长达十余年，作为远离朝廷的在野之人，要想获得时局变化的信息，只能靠自己的人脉关系。如果没有他过去为官时形成的人脉关系，他对时局变化的了解将大为滞后，那些反映时事的诗还怎么写呢？幸好杜甫情商很高，又喜欢结交朋友，为官时期建立了很大一张“关系网”，他的消息才不至于闭塞，对时事要闻的了解，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及时的。或许可以说，这也是左拾遗一职，对于成就杜甫的“千秋万岁名”的意义所在。

杜甫至德二载（757年）五月授左拾遗，次年六月即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又是杜甫人生轨迹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未来的诗圣的命运方面，火候拿捏得真好！大概在那位神秘的“主宰者”看来，杜甫在左拾遗任上干了一年，对朝政的方方面面已经相当了解，再呆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杜甫遭贬后，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又开始多起来。极负盛名的“三吏”“三别”，就是任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成的。杜甫后来漂泊到夔州的时候还回忆说：“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

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杜甫因对朝政失望和关中大饥而弃官，携家往秦州（今甘肃天水）——一个新的转折点就这样出现了。好像一切都在上苍的掌控之中，一切都在按照上苍的安排发展着。两段为官时间共两年。如果杜甫仕途顺利，一直做官并且不断升官，那就偏离了诗圣成长的人生轨道。其实，只要政治失道，杜甫就真的不适合做官，或者说官场并不适合杜甫长期呆下去。看看他任左拾遗时写的《曲江二首》《曲江对酒》，就知道他的心情有多么糟糕。至于在华州时作的《早秋苦热堆案相仍》，郁闷、压抑的情绪更甚于任左拾遗时。

杜甫在秦州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又携家去了同谷（今甘肃成县），岂料在同谷的处境更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按当时的战争局势以及同谷的地理位置，东、北、西三个方向都是不必考虑的，唯有向南，入蜀。尽管蜀道无比艰险，也别无选择了。

由秦州到同谷，杜甫写了十二首纪行诗；由同谷到成都，杜甫也写了十二首纪行诗。这两段长途跋涉，可以认为是上苍玉成杜甫的山水诗的一个契机。二十四首纪行诗，基本上都是山水诗。杜甫虽然不以山水诗著称，但是他的山水诗造诣之高无出其右。同是写蜀道难，杜甫的《木皮岭》较之李白的名篇《蜀道难》，就有过之而无不及。李白的《蜀道难》以虚写为主，他没有走过蜀道，不虚写没有办法。杜甫写蜀道之难，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以实写为主，浦起龙谓“栈道图未必能尔”。

接下来就是“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时期了。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给杜甫提供了足够大的人生舞台。杜甫入蜀以后，除了在梓、阆等地避乱期间（时间约为一年零八个月）比较难熬外，大体上还是比较安逸的。杜甫入蜀前，已经颠沛流离很久了，他实在太累了，急需一个安宁的所在好好休养。而成都西郊就是一处理想的栖身之地，这里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和纷扰，但是又与都市相距不远，交通方面，生活安定，邻里稀少但质朴厚道，又有为官的朋友照顾，确实适合居住。

这一时期在杜甫的创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一段。与杜甫其他时期的诗歌有所不同的是，在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四百三十首诗中，有大量的以日常生活和自然景物为题材的田园诗，其中涉笔成趣，活色生香的佳作比比皆是。为什么在蜀期间，杜甫的田园诗猛然间大量增加了呢？这是因为，诗人多年来饱经丧乱，身心俱疲，如今在成都郊外安了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一来心情平静，二来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他就容易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身边的一草一木感兴趣，并从中发现艺术之美。他的观察是那样敏锐，语言的运用又是那样得心应手，田园诗的大量增加，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然而命运的安排却不是让杜甫终老于此，杜甫自己也没有终老蜀地的打算。于是，杜甫又开启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夔州（今重庆奉节）时期。

杜甫居蜀五六年，作诗四百三十首，年均产量惊人；而居夔州不足二年，作诗却多达四百三十余首，年均产量之高，更是令人惊叹。《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杰作，都作于这一时期。

夔州与成都相距遥远，虽然夔州仍在“巴蜀”这个大范围里，但巴与蜀各自的风土是有很大区别的。杜甫的诗，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蜀地诗多带有蜀地山水的气息，夔州诗则往往打有夔州风物的烙印。杜甫的晚年，时局动荡，生计艰难，漂泊不定。上苍好像是有意让杜甫给世人留下不同风格、不同地域特色的诗歌。

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夔州属于比较偏远的地方。唐代的诗人们，虽然走水路出川路过夔州的也不少，但是在夔州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大概很少。杜甫竟然在夔州居住了将近二年，或许这就是缘分。白帝城和瞿塘峡雄奇瑰丽的景象，为杜甫的创作灵感的激发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杜甫是幸运的；杜甫写白帝城和瞿塘峡的诗又多又好，在唐诗中可以说是奇峰突起，因此，夔州更是幸运的。

杜甫认为夔州“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他的弟弟杜观又从江陵寄来书信，催他去江陵居住。于是杜甫就携家离开夔州去了江陵。不料在江陵期间生活贫困，很不如意。大约半年后，杜甫又携家辗转漂泊于湖南的岳州（今岳阳）、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等地。漂泊荆湘时期，杜甫的身体状况更不如前，生活处境更加艰难。然而，诗人以惊人的毅力，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作诗一百五十余首，充分显示了始终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从整体风格上看，这一时期的诗歌更富有悲壮的色彩。

假如杜甫不离开夔州，他和家人的温饱还是有保证的。他免受流离之苦，寿命也会更长一些。他的诗歌创作，在成都草堂的时候，就已经无愧于“诗圣”的称号了，上苍为什么还要忍心让诗人遭受更多的苦难呢？也许，上苍是为了把造就诗圣的事情做到极致吧；也许，上苍追求的就是悲剧的效果吧。

唐朝著名诗人众矣，为什么唯有杜甫被称为诗圣呢？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是诸多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莫砺锋先生在他的《杜甫评传》中论述“孕育‘诗圣’的条件”时，提到了时代、家庭、禀赋以及后天的学力等因素。我以为还应补充一点，叫做“机缘”。论时代、家庭、禀赋以及学力，与杜甫相似或比较接近的诗人也不少，但是他们都没有成为诗圣。为什么？因为机缘未到。看看杜甫动荡而曲折的人生经历，我们不得不感叹，“机缘”对造就“诗圣”是多么重要。也许我们不必为杜甫的命蹇时乖而叹惋，因为上苍对于杜甫的命运的所有安排，仿佛都是奔着造就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圣”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