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咀嚼食物时像一匹马

原创 黎幺 单读

电影《站台》

我们肯定都见过这样的父辈或祖辈：食物要囤积起来，舍不得吃，直到放坏了也舍不得吃；出门一定要捎上满满一袋吃的，然后一路吃，仿佛身体怎么也填不满……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父亲，咀嚼食物时像一匹马。”这是黎幺写在小说《父亲或奥德赛》中的第一句，进食时有着古怪表现、“仿佛在饥饿之外没有其他不幸”的“父亲”有了一个鲜明的喻体。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在这篇小说中，黎幺生动地写出了那一代挨过饿的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并借由这条线索，慢慢地了解了原本“我”一无所知的“父亲”度过的生涯，和他们以“像一匹马一样咀嚼食物”为表征的心中的怨诉与卑微。

“直到最近，我才懂得，后辈的成长总是包裹着先人的匮乏，那些没能说出的、没能实现的，那些硬生生地被憋进灵魂里的东西会代代传承。”黎幺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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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或奥德赛（节选）

撰文：黎幺

1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父亲，咀嚼食物时像一匹马。这是我们的共识。我们——我、哥哥、母亲——都没见过咀嚼食物的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都不太认识这个男人。他的话本来就少，而且从来只谈眼前的事。我们像是凑巧被安排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刨除这段朝夕相处的行程，我们对父亲的其余生涯一无所知，而且，我们并不好奇——关于这一点，倒真是值得好奇的。

父亲像马一样咀嚼食物，下颌以夸张的幅度左右摆动，发出碾磨臼齿的怪声，仿佛有人在他嘴里锯木头。有时，我们会拿这个取笑他。他呢，就会故意苦着脸，像哄鸟儿一样，跺一下脚，努着嘴，“咴”地叫一声，假装吓唬我们。我们当然并不怕他。他也并不真的介意，转过头来，就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嘴里扒拉那些非但并不可口、往往还难以下咽的东西。他吃得很多，很少有事情能败坏他的胃口。

关于父亲在餐桌上的表现，母亲比我们更有发言权，对我来说，她的话多少有些神秘：“你爸挨过饿。”

小时候，我和哥哥都有些营养不良，一来因为穷， 二来则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在烹饪方面缺乏训练，很可能也缺乏兴致。他们买来大量的廉价食物，储存在橱柜和地窖里，却不能也不肯将它们弄得有滋有味。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战术：充足但劣质的食物，每日三次对我们的胃口发动攻击，让我们疲于应付，没有余暇去扩张自己的欲望。他们用行动申明一个原则：在这个家庭当中，食物是用来充饥的，绝不会提供任何附加形式的满足，更不会升级为一种享受。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也许就因为这个，我对“粮食”这个词格外敏感，总觉得有某种黑暗的、可怕的东西会从那堆细碎的笔画里面蹦出来——即使在宴席之上，即使在纵情恣欲的饕餮时光，口腹之中依旧饱含绝望。到了后来，这种难言的焦虑与有关父亲挨饿的想象被揉在了一起，每当从电视里或者大人们嘴里听到这两个噙满汁液的读音，我都会经受一阵既痛苦又甜蜜的刺激。有一天晚上，母亲起夜的时候，去我和哥哥的卧室看了一眼，发现我没在床上。据她说，后来，她在厨房的木门背后找到了我，我圆瞪双眼，嘴唇和两腮沾满雪白的粉末，模样十分吓人。而我，只记得面粉入口的瞬间几乎让人窒息的充实感。唾液分泌急剧增加，潮水般地从舌根涌上来，我一边吞咽口水，一边感受在两颊之间流溢的、未经烟火驯化的纯粹麦香。一阵幸福的恐慌扼住了我的喉咙，让我差一点痛哭失声。

一般来说，一种病态行为越是荒谬，它的内在动机就越是顽固，越难克服。家里给橱柜上了锁，我就开始寻找替代物。后来，最让我垂涎的东西换成了新拆封的肥皂。每一回，我都要先把弄一阵，尽情享用滑腻的脂膏质地带来的快感，再用指甲抠一小块下来，捻搓成一颗柔软的、油乎乎的小球，最后才会放进嘴里。一种美妙的餍足感贯穿了整个过程，除了最后一步：肥皂的味道并不好。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改掉这个毛病的，只记得因幻想而生的羞耻和忧虑：我想象自己死于慢性中毒，正躺在解剖台上，一把雪亮的手术刀灵巧地划开了我的肚皮。盘曲的肠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里面塞满了性状变得难以描述的化学品，就像搁在脸盆里的螃蟹，时不时地往外冒泡。

成年之后，或者说，在被卷进年龄的旋涡之后，我才明白，自己那时是在为父亲伸张某些从未得以伸张的怨诉。直到最近，我才懂得，后辈的成长总是包裹着先人的匮乏，那些没能说出的、没能实现的，那些硬生生地被憋进灵魂里的东西会代代传承。

2

父亲在炼钢厂的副业队上班，和另外几个像他一样寡言少语的人一起打理厂里的十亩沙壤地；地里种的是冬麦和啤酒花，产量非常惨淡。另外，父亲本人还负责喂养一头病恹恹的奶牛。由于母亲是一线工人，是在一千五百度的铁水上漂流的女英雄——在我看来，她的工作近乎特技——在不去学校的日子，我便由父亲照顾。多数时间，他都让我和奶牛待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像个保姆，它大概也有同感。

副业队的办公驻地是一个小院子，院里有一个压取式水井和两间平房，其中一间房归父亲使用。他总是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破破烂烂的旧折叠椅上抽烟，夏天的时候，他还会在水泥地上摆一个盛满凉水的搪瓷脸盆，里面泡着一条白毛巾。

因为没有地方搭简易牛棚，奶牛只能拴在院里的松木电线杆上，我就蹲在一旁玩抓石子、扇洋火皮，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和那头神情悲伤的动物对视。坚持不了一会儿，我就受不了了，只能把眼睛挪开。喝过毒药的苏格拉底一定也有着同样的目光。

电影《奶牛》

只要转个身，我就会看见坐在门内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这副形象有某种经典性，仿佛被裱在一个古旧的木相框里。房门，小院像两个小小的几何模型，漂浮在宇宙的浩瀚中。套盒里的我们无声地比画着难以理解的手势。远处有狗在叫，更远处有火车隆隆驶过，朦朦胧胧、反反复复，除了一个水汽氤氲的梦境，它几乎不可能驶进别处。父亲时不时地踩熄烟头，弓下腰捞起毛巾拧干，慢吞吞地擦脸、脖子、腋窝、脊背，然后随手给毛巾过一下水，再拧干，站起身走到院里来给我擦汗。

当他把这块死鱼般的、臭烘烘的东西捂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会拼命屏住呼吸，一旦松气，就会听见自己急促的鼻息像拉风箱似的把脑袋吹得呼呼直响。那是我们这样的生命所能制造的最大动静。

父亲不属于在编的正式职工，厂里甚至没有给他配发工作服。他是工人中的农民，农民中的工人，从头到脚都体现出这种阶级的模糊性。一双脏得发黑的白球鞋，一件皱巴巴的、说不出颜色的旧西装，下身有时穿着沾了几块油污的灰色牛仔裤，有时穿着用母亲的旧工装裤改成的肥大的蓝裤子，但总是不合身的， 而且总是和上衣不相配的。

人的仪表并不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态度。说到底，衣物就是个牢笼，是最小最贴身的环境，人以之为手段，处置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选择的不是美与丑，而是开与闭，是防守与出击。以此为界，把自己封存在一个得到普遍认定的身份里，常常是一个现实的需要。

有一个时期，父亲的穿着是十分讲究的。他有一套面料很好的黑色西服，一定要熨过才会穿。穿上它，他会不自觉地挺直身子，在站定的时候，也不像后来那样将双手在身前攥在一起，而是习惯用一只手叉着腰，让敞开的衣摆像船帆一样高高扬起。他有几个常来常往的朋友，都是他的老乡。他们总在外面碰头，也常来家里做客。这帮人言辞粗鄙，但不期而遇的时候，也会像电视上的外交官一样彬彬有礼地握手交谈。母亲当然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太过肆无忌惮，每次都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她还得给他们端茶送水。我喜欢在一旁听他们讲话，他们说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一半，就觉得有种狎昵的热乎劲儿，又好笑，又迷人。

……

5

之后的许多年，父亲似乎由存在的中心一路后退，退居至一面镜子里。直到那个夏天，他送我去遥远的都市读大学。

在拥挤的火车硬座车厢里，他除了像马一样咀嚼食物，也像羊一样卧在地上，和衣而眠。作为一个敏感的、刚刚萌生身份意识的男孩，我自然被深深地激怒了，但又有某些东西在阻挠我，让我发不出火来。那大概是少许羞耻、少许委屈、一种少年人的玩世不恭，再加上一些阴暗的小算盘，化解了我的戾气，将我泡在我的懦弱里，让我只能有气无力地小声嘀咕，不是拐弯抹角地讥讽，就是自怨自艾。

我头一回发现，我对父亲一无所知，他的身上有我难以理解的贫贱与卑微。

我不知道那列火车究竟装了多少人，只觉得仿佛整个人间在一刹那骤然坍缩为几个勾连在一起的方块。由于所有在场者都要首先满足“运输”的需要，人在生活中形成的自我认知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货物在仓库中的自我认知，有时甚至是粪便在肠道中的自我认知。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谬：当人的密度达到最大值的时候，空间便会将人彻底遗忘……密不透风却空空荡荡，被迫紧紧贴在一起的只有肉体的……深渊性。这种深渊性在纯粹生理层面的表现，就是饥饿。父亲不停地吃东西。乘客们似乎都在不停地吃东西。出于自尊或是叛逆——这两者有时很难分清——我坚持反抗，反抗的方式是拒绝，拒绝的方式是沉默。

一连三天，我几乎没有说话，只以眼神、表情和动作躲闪、阻挡和推却父亲递来的食物。而食物，是他唯一的财富、唯一的寄托、唯一的信念。他想毫无保留地将之奉献给我，尽管与食物最为匹配的动词不是奉献，是施舍，因此，他的表达与我的领会总是南辕北辙。看他高举着用塑料叉子别住碗口的桶装方便面，一路赔着笑，笨拙地穿越脂肪的山岭和筋肉的丛林，狼狈地泅渡几百种臭气汇聚的海洋，我恨不得立刻死去。

电影《天下无贼》

父亲为了劣质的食物跋山涉水，花费了与之极不相称的力气，仿佛受那些并不美妙的气味刺激而分泌的口水，那种马一样的咀嚼声，以及食物通过食道的充实感和摄入感就是他追求和憧憬的一切，也是我应该追求和憧憬的一切；仿佛在饥饿之外没有其他不幸。

他对存活的执着，已经超过存活本身，达到了象征的层面：进食的动作只是一个符号，其意义含混而神秘，通过表征一个遥远的危机，将匮乏投射在过去的记忆与未来的预期，从而剥离了当下一切现实的动机。饥饿失去了实指，便永远不会结束，所有的食物都被投进那个深不可测的胃袋，都被拿来喂养那唯一真正的饕餮者——死亡。这是简化，是异化，是因果倒置或因果同一，在逻辑上十分反常，但事实上，却已成为一种超越逻辑的规律。我对父亲的不满与嫌弃主要在于这一规律赋予他异乎寻常的适应能力，而人理应是一种娇弱的生物。在鄙夷之外，对此，我还有一些畏惧：这种具有排他性的绝对意志，怎么可能不是出自权力甚至暴力？

没有那列火车，我无法了解我的父亲。在环境与人之间，有一种修辞关系，两者一个是本体，一个是喻体；环境包含了人，也全然被包含在人的内部。在我眼中，那辆不可思议的交通工具是反乌托邦小说里的人类动物园，是蒸汽朋克电影里的机器畜栏，是一座蛇形的美术馆，是一本用一行字——长如山河的一行字——写就的博物学与人类学著作。置身于这样一个展览场所，这样一个奇观车间，心底只可能产生对人的憎恨与厌恶，这两种灰暗的情感极易使自恋的人沉迷。好在当时我即已知道，清高是一种极端虚伪的灵魂洁癖。所以，在那些特别疲倦或特别出离的时刻，在那些反省的时刻，我会对着父亲打破沉默，而无论我说的是什么，哪怕仅仅是一句废话、一个虚词，也将会成为一次告解、一次忏悔。

“吃吧。”他终于挤过人群，把面搁在桌上，抹了抹汗水，脸上还挂着那种讨好的笑容，对我说道。

“嗯。”我回答，接着便伏在碗上吃了起来，再也没有抬头。我知道他一直在看着我，神情严肃而又悲伤。

我只能拣出这样一个毫无代表性的碎片，来代表我们的对话，代表我们的全部，代表这个半真半假的押沙龙[1]式的故事。毕竟，我们的遗忘本领高超得近乎奇迹，根本不存在什么难忘的东西。唯独那列火车是个特例，正如同父亲的饥饿，一旦取消了实体，便无所不在了。它只属于我和父亲，我们两人在上车之后便再也没有下去。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中，我度过了我的大学时代，之后便很少返回家乡。父子二人难得相聚。然而，只要我们坐在一起，那辆脏兮兮、闹哄哄的绿皮火车便会带着所有的难堪、所有的心酸、所有的温暖，以及我所有的负罪感，从亲情的迷雾中隆隆驶来。

（未完待续……）

注释

[1] 押沙龙的故事见于《撒母耳记》，他是以色列的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发动了企图推翻父亲的叛乱，后在战斗中死去。

原标题：《我的父亲，咀嚼食物时像一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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