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1885年日本学者冈千仞的粤港之行

1885年春夏，日本学者冈千仞到访广州、香港，写成《粤南日记》，所记与李文田、文廷式、徐赓陛等人物的言语“交锋”，可借以观察其时中日知识人的认知落差。冈千仞汉学、西学皆通，认为日本维新是“取万国之长而补其短”，与中国士大夫的观念适成对照。

冈千仞（1832-1913），出身于仙台藩大藩士之家，明治时期作为著名的汉学家一度在政府修史局任职，1880年前后脱离公职，以著述及私授学生终其身。1884年5月冈千仞来华游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行迹遍及江南、京津保以及粤港等地，成《观光纪游》一书。（易惠莉：《中日知识界交流实录——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对冈千仞中国行，易惠莉、王晓秋、叶杨曦等学者有深入剖析。惟内中《粤南日记》所记粤港接触人物，以往论述较为简略，笔者加以抉发申说，可为理解晚清变局提供一些参考。

冈千仞著《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

薛瑶光热情伴送

得上海日本领事介绍，冈千仞托薛瑶光帮助办理入粤护照。薛瑶光（薛谦谷）为两广督署翻译，时值中法战争期间，他到上海提取炮械，正准备旋粤，遂让冈千仞乘坐其轮船“高升”号到港。途中，冈千仞提起曾见过驻日使馆随员杨枢，薛瑶光答曰“此人少时从仆而学”。杨枢后升至驻日公使。薛瑶光此言不算吹牛，他确实在广州同文馆任职多年。

薛瑶光（1838-？），广东番禺人，毕业于长老会广州男童学校，1864年入香港图书馆任馆员，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委派他入广州同文馆当“通事协理馆务”。杨枢为广州驻防汉军八旗后起之秀，曾入广州同文馆读书，故薛瑶光视其为弟子。刘坤一督粤时，延薛瑶光入督署当翻译，张树声、张之洞仍之，据说张树声曾让薛瑶光教其次子学英语。1880年刘坤一离任后拜访港督，由薛瑶光担任翻译。此人后被人参劾革职，赴香港经商，逐渐被世人遗忘。作为郭嵩焘、刘坤一、张树声赏识的早期中英翻译，薛瑶光或可载入近代翻译史。

广州同文馆师生

求见彭玉麟、张之洞不果

冈千仞1885年1月15日抵穗，正值中法战争紧张阶段。1883年朝廷派兵部尚书彭玉麟“办理广东军务”，1884年春用张之洞代替张树声督粤，希望彭、张能扭转被动局面，在中越边境打个胜仗，两人的压力可想而知。到广州第二天，冈千仞即写信求见彭玉麟、张之洞，此时，彭、张正在指挥冯子材等各军入越，筹拨军需供应，军书旁午，无暇接见闲客。他只见到广东布政使龚易图、按察使沈镕经。

或许是求见久无回音，冈千仞对张之洞多有讥讽。冈千仞遣其侄前往督署问讯，幕僚出答：“总督公冗务繁忙，不暇延见。”忽闻门外锣声响，说是巡抚（倪文蔚）前来商议军务，“兵士骑而从，剑戟火枪，左右拥卫，威风凛然。”“余因谓广东海陆咽喉，与安南接壤，且虎门咫尺，不可一日忽兵备。唯敌在千百里之外，而日夜骚扰如斯，所谓劳逸易所者。抑香涛氏学问文章，为翰林则有余，而一旦手旗鼓，与法虏接锋，决雌雄余炮丸雨注之中，能免为张佩纶否？”（《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2页，以下引用仅注页码）

马江之败，是朝廷禁止福建先发制人，张佩纶作为“会办”不能负主要责任，只不过战败需要找个替罪羊而已。张之洞境况大为不同。此时战端已开，朝廷明确下旨可攻击闯入的法舰。身为有实权的总督，张之洞不断加强珠江防守，虎门有水师提督方耀驻防，淮军吴宏洛部守黄埔，彭玉麟率湘军陶定昇部守南石头，配备新式大炮、水雷，珠江口、前后航道均可抵挡一阵。法军应该也收到情报，不敢贸然派军舰突入珠江。

张佩纶

参观沙面租界时，在广州留学的广濑二郎对他说：“邻楼馆欧米人三名，其一普人，曾在上海，为逻卒，及法事急，聘致编洋枪队。此人非涉韬钤学，仅善步武号令耳。中人尤信普人。”（第169页）晚清洋务官员欣赏德国军官，可能由李鸿章引领风气，前两广总督张树声继之，张之洞督粤后仍保持这个习惯。1884年9月，张之洞致电李鸿章：“能觅德国将一二人，尤要，速复。”1885年，张之洞奏上《雇募德弁七员片》，略称：“去年开战以来，凡粤省与德商办诸事，从不以局外宣战等语借口推谢，皆系依期到粤。故军事须用西人，惟该国人尚为可信。”（《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1册，第249-251页）张之洞认为德弁“尚为可信”，其所雇请的德国军官，真才实学者有之，滥竽充数者恐怕难免。

张焕友

冈千仞在上海与张焕纶（经甫）晤谈多次，激赏之，到天津时向盛宣怀极力推荐。冈千仞抵穗后，与张焕轮胞弟张焕友（亦槎、逸槎）接触频密。张焕友在广东制造局工作，他介绍说：“……广东制造局三所，一制野战水雷、地雷、火箭，一造火轮船舶，一制硝药。方制轮船及水雷、火箭。局务苦剧。”（第168页）张焕友曾东游日本，参观大阪造币厂、生野银矿山，留下深刻印象，激赏日本广泛使用机器。

张焕友精通化学，擅长制造与使用炸药、机器。1887年，因广西漓江险滩不利航行，张之洞派张焕友前往广西，用炸药炸掉礁石，用机器疏通航道。（张焕友《逸庐笔记》）今日所见漓江风景，其实是经过张焕友“改造”后的景观。

文廷式与徐赓陛

冈千仞此行，事后看来，最重要的是与文廷式、徐赓陛的交锋。文廷式（1856-1904），字希道，号芸阁，籍贯江西萍乡，出生于广东潮州，定居广州，本宅在城西陶家巷，别墅在芳村东滘。他只是参加县试、乡试时回江西，平时均在广州活动，为著名学者陈澧弟子，其人才气纵横，学问渊深，堪为年轻一代学人翘楚。冈千仞将文廷式表字错写为“希道”。

文廷式

冈千仞到穗几天后，文廷式、徐赓陛来访。寒暄刚过，两人即责问：“贵国学欧米，以三千年礼义之邦，一旦弃其旧，不可痛惜乎？”冈千仞回答：“敝邦国是，在取万国之长，而补其短。”二人又说：“欧米戎事精练，工艺巧妙，唯伦理纲常，东洋自有万古不可易者，不可一日弃我而取彼。”冈千仞答曰：“伦理纲常，圣人之所以继天立极。我东洋各国之卓出万国，实在与此也。此外东西互有长短，平心夷考，东洋短所十中七八，西洋短所十中一二，此敝邦之所以取彼长而补我短也。”（第170页）

冈千仞从传统学问而兼学西洋史，在当年日本“脱欧入亚”的大背景下，仍坚持用汉文写作，但其文化立场与中国士大夫有绝大差异。所论中西文化长短比例，有过于机械之处。此时康有为尚未崭露头角，文廷式堪称年轻一代文士代表，学问极富，文采斐然，而见识拘墟。文廷式曾入广州将军长善幕府，与志钧、志锐兄弟友善，入京时曾为志钧两妹授读。两妹后来入宫，即瑾妃、珍妃。1890年，文廷式高中榜眼，凭借宫闱关系得光绪帝信任，为“帝党”中坚，甲午年坚决主战，对李鸿章及“后党”人物颇多攻击，后被慈禧逐出京师。文廷式所受教育仍然传统，对西学了解甚浅，成见颇深。冈千仞言论，对文廷式或有触动。文廷式后支持康有为，既出自“帝党”立场，也与其逐渐涉猎西学有一定关系。

尽管立场不同，意见相左，冈千仞仍十分欣赏文廷式，称“此间所见士人，唯希道才气俊发，议论慷慨，尤用心家国之事，必为他日伟器”。（第183页）文廷式赠送阮元主持编纂的大部头《广东通志》给冈千仞，送行时言“自今书信往来，永订文字之交”。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下令密拿文廷式，文氏匿迹上海，1900年东渡日本，与冈千仞再续前缘。

徐赓陛，浙江乌程人，举人出身，历署广东遂溪、陆丰等知县，以活埋疑犯郑承望一案获罪，是个狠人，也是才子，笔下功夫了得。张之洞爱其才，为之脱罪，此时在广州赋闲，替官员代写、润色条陈。徐自视甚高，官场却不太得意，1887年被张之洞派赴海南招抚客、黎，曾署琼军营务处，因自大招摇而落职，北上投靠山东巡抚张曜，1900年被李鸿章聘为总文案，是李氏主持议和期间的左膀右臂。徐赓陛此时与文廷式同一调门，不赘。

徐赓陛

李文田

冈千仞在广州数次会晤李文田，所记李氏对西医看法值得注意。李文田（1834-1895），字仲约，号芍农，广东顺德人，咸丰元年中探花，入值南书房，同治九年任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光绪八年丁母忧回籍。张之洞到任后，奏请以李文田督办广州府团练捐输事宜，回京后迁至礼部侍郎，1895年去世。李文田致力于研究元史、西北史地及杂学，风水星象医卜无所不窥，以善风鉴驰誉京城。

李文田

1月21日，李文田设馔招饮，陪客有文廷式、徐赓陛。李文田说：“仆久客辇下，不好南味，特设北馔。”顺德被联合国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称号，晚清已有“食在广州”说法，但是顺德人李文田在广州西关以北方美食招待远方来客，也是一奇。李文田“终饮不辍笔，所问东土风俗，所谈中土艺文，无一语及当世。盖彼贵显，故特规避也。”（第172-173页）李文田南书房行走多年，保密意识极强，对日本来客决不谈当朝事。31日晚，李文田再次招饮，冈千仞因病中途退席，留侄子冈濯陪席。“学士反复问我邦设学制度，施教方法。”冈千仞当晚得知，在日记中评论道：“盖渠亦渐知科举不足为学耶？”中法战争时期（1883-1885），中国士大夫仍茫然不知日本发生了什么变化，沉浸在妄自尊大之中，李文田算是比较虚心的一个，但也止于听听而已。

冈千仞在穗得病，看描述似是肠胃病。李文田自负知医，说“若托治欧医，万无生理”。冈千仞觉得冬烘，“犹我邦三十年前争排欧医时”，到香港请西医诊治。（第183页）李文田捍卫传统医学的立场可以理解，不免迂腐。1835年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新豆栏眼科医局，伯驾、嘉约翰等西医在穗行医多年，然而主流士大夫仍视西医为洪水猛兽，此中或有中医中药产业的利益因素，而对高官、学者李文田来说，文化优越感可能放在第一位。

刘学询

十二月四日，薛瑶光邀请冈千仞拜访刘学询并参观“刘园”，“刘氏犹年少，礼接颇恭”。刘学询，字问刍，1858年生，1879年中举人，此时27岁。冈千仞写道：

离郭三四里，转入小沟，曰半塘，鹾湖渔家，错落有致。系舟门前，上岸。三大厦占池一面，土木新成，垣壁栋楹，屏障器具，皆极富贵相。木公（按：陈乔森）曰：“广东当海陆之冲，亭台园池，互竞轮奂，如此园不足算。”问园名，问刍曰：“姑因旧名，曰护红园。”余赋疑虑，谦谷和一首。酒出，芬芳满案，调味极佳。曰广东不特语言称谓藑异北方，食味亦大异。宾主交欢，不觉入夜。主人送至一船，玻窗珠幔，中陈书画，古香可掬。此为书画舫，以易书斋者。（第171页）

刘学询买办家庭出身，此时尚未显山露水，以举人身份经营海墨楼印书馆，用石印法印书，大得其利，生活豪侈。1886年刘学询考中进士，1890年承办广东闱姓赌博，立成巨富，曾资助孙中山开药局，1899年得慈禧、奕劻授权以特使身份赴日面见天皇，谋求“中日结盟”，实际想利用孙中山在海外除掉康、梁，此计未能实施。刘学询后来的大胆“表演”，恐怕为冈千仞始料所不及。1900年起刘学询定居上海，开设“沧州酒店”及“信大钱庄”，后移居杭州，构筑西湖“刘庄”，为西湖国宾馆前身。刘学询晚年生意失败，欠债累累，依靠孙中山之力得以保住“刘庄”，早年的“投资”终于见到“受益”。

最右刘学询

与陈乔森论定都

陈乔森，字木公，广东遂溪人，移居雷州，以名举人为部曹，久客辇下，与李慈铭、潘存齐名，有“三才子”之目。冈千仞与陈乔森纵论迁都，曰：“小人前日游北京，其所耳目，大异读书史所讲究。私以为从来论者，皆不达中土大势。”陈乔森问为何如此说，答曰“余因论北地气候高寒，人民贫陋，物产鲜少，地性荦确，衣食百物，皆仰东南数千里外之地，非帝王置都府之地。”陈乔森不以为然，加以辩驳。

冈千仞继续申说：“古人所论，大抵如先生言，三代汉唐世行或然。方今世界一变，万国交通，试见英于伦敦，法与巴黎，米于华盛顿，皆开首府于全国最便利、最辐辏之地。故四方万国，争出其途，殷殷烘烘，势力百倍，日加凡胜。帝王都府，据形胜之势，待内外万国，故宜如斯也。今也北京，以地势北鄙，决非帝王奠鼎之地，以气候则高寒，以人户则寥落，以道程则辽远，决非帝王奠鼎之地。泥古而不通今，拘常而不知变，不可与论当世之事。”木公复燃，至累千百言。余与此事，确有成见，岂彼所能夺乎？（第171页）

定都有多种战略考量，最终是大一统国家的“平衡术”所决定。文廷式《闻尘偶记》言：甲午之役，日军从辽东渐迫京城，张之洞、李文田皆主西狩，“而内城旗人汹惧”。孙家鼐写信给李文田：“勿奏请迁都，若倡迁议，必有奇祸。”满人久居北京，盘根错节，言迁都即与满人为敌。可见定都、迁都大事，非臣子所能擅议。

陈春畋

1月26日，冈千仞“过木公，与一客春畋同寓，木公族人。座陈矿石百余种，曰新雇英人，开矿山，置总局于此。”此事以往乏人注意。陈春畋与香港企业家何献墀联手开采“潭州银矿”，此“潭州”即今南沙大岗，初期设总局于陈春畋宅，后移设沙面。陈春畋定居广州，陈乔森从雷州晋省，暂住陈春畋宅，冈千仞将陈春畋当作“客”，是不明白主客关系。

陈春畋（春田）名兆祥，广东番禺人，在十八甫开设森宝阁机器印书局，是何献墀重要生意伙伴。1882年何献墀发起设立“华合电线总局”，铺设省港之间电报线，陈春畋任“总理”，负责主持广州、增城、东莞、新安段的施工。（1882年4月24日《循环日报》）何献墀请英国工程师踏勘水源，计划在广州开办自来水厂，其计划书《羊城源源水局议》即由森宝阁印刷，陈春畋为该书作跋。

陈春畋跋

1885年两广水灾，陈春畋以爱育善堂董事身份，号召寓沪广东人踊跃捐款救灾，组织救灾。1894年省港鼠疫流行，陈春畋辑《鼠疫良方》一书，以应社会急需。他又是广州陈家祠发起人之一，长期活跃在公益慈善活动第一线。

1911年，为维护粤汉铁路股东权益，广东保路会代表李煜堂、陈春畋、马应彪等向广东省咨议局提交建议书，反对盛宣怀的收归国有计划。李煜堂、马应彪均为近代有名的企业家。1914年，广州九大善堂集会商议维持粤路，选举陈春畋为主席。从1882年开始组织铺设省港电报线，到1914年仍担任公益慈善领袖，陈春畋活跃于近代广州社会超过30年，对推动经济社会进步作了甚多贡献。惟民国前20年广东局势动荡，城头变幻大王旗，晚清以来的慈善人物至此多达高年，被世人遗忘，笔者迄今未见过一篇陈春畋小传。冈千仞1885年记录青壮年时期陈春畋，虽寥寥数笔，仍弥足珍贵。近代革命人物受到较多关注，建设人物则多被忽略，毕竟革命事业轰轰烈烈，而建设进程未免持久而沉闷。

廖凤书、王藻章

冈千仞在香港接触的华人不多，有一处写到廖凤书：“凤书年少在米国九年，善洋语。”廖凤书即廖恩焘，“凤书”又作“凤舒”，是廖仲恺长兄，清末民初职业外交官，擅诗词。201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卜永坚、钱念民主编的《廖恩焘词笺注》。廖凤舒尤擅长以粤语入诗，十分“盏鬼”，名句“风车世界喇喇转，铁桶江山慢慢箍”传颂至今。

冈千仞香港经常碰到的“王观察”即王藻章，字石珊，贵州遵义人，试用道。张之洞督粤初期，派王藻章常驻香港采购军火，并联络渣打银行洽商借款。杨祖凯《遵义著名书法家王藻章》一文称：“光绪十一年六月，清庭匆匆言和，形势突变，他原订购军资物品，张饬其解约退款，他与洋商交涉无效，张又坚持，致与张顶撞，张遂罗织其短，责令其赔偿部份损失外，还奏参其职，王的一生中，仕途上再遭挫折，从此绝意进取。”（1986年《遵义文史资料》第9辑）

杨文所述大体属实，时间有小误。光绪十一年四月，张之洞奏参王藻章：“查有广东试用道王藻章，貌似有才，行多虚诞，又不自安本分，性好干预洋务，若令仍厕监司之列，流弊殊多，应请旨将王藻章以通判降补，以肃官方，并饬令该员即行离粤，不准逗留。”奏折并无指陈具体过失，“性好干预洋务”属于冤枉，王藻章办理洋务本是奉命而行，只是言语上顶撞张之洞，可见张氏对待属员较为粗暴。

沙面租界古树

多年前有建筑史专家问我：1861年与英、法签订沙面租借协议，1865年沙面才建成第一座建筑，为什么沙面有些古树，树龄远在1861年以前？（大意）笔者曾自诩“沙面历史专家”，愧无以应。原来冈千仞《观光纪游》早有记载，足可解惑。

“度前岸，观欧米租界。俗呼沙面，又沙基，又鬼基，各国投三十六万金，填珠江所筑。四面环水，架二桥，以铁为门，不得中人无故出入。洋馆三十六户，皆崇宇杰阁，绕庭园，栽花卉，老苔满地，阒如老禅阁。巨木数围，皆移自远僻者。转海移壑，真为神功。”（第169页）原来，沙面古树是从别处移栽而来，日本学者叹为“神功”，可证当时广州、香港已有熟练工人能移栽大树。

可笑的是，稍后张之洞想移栽大树，却求助于日本。1885年冬，张之洞致电驻日公使黎庶昌：“闻日本有树师，能移种大树，可保令活。粤省城外拟种大树数千株，望代访觅树师二三人素来粤……”黎庶昌复电称：“树工有雇者，但载大树极难，须视木性，又须冬时，将根土挖松，至春夏始可移，亦难全活。究雇否，且需几人，速示复。”张之洞档案中未见下文，不知最终在何处找到树工。贵远贱近，大约是人的本性。

沙面的树木

馀论

冈千仞访华日记，凸显晚清中日知识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落差。冈千仞由儒学入西学，对华友好，尚且忍不住批评“科举毒”的危害，认为必须大力改革科举制度，中国才有前途。这些建议对中法战争期间的中国知识人来说过于超前，无法接纳。经过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创巨痛深，士大夫才逐渐理解变革科举的必要性。到1905张之洞等人奏请废科举时，政策出台匆促，未能在近代教育制度与官员选拔制度之间作合理连接，造成知识阶层离心，加速了清朝灭亡。

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大都是被形势推着走的“被动改革”，容闳倡议的幼童留美计划算是少有的“主动改革”，不幸夭折。被动改革为应付某种形势而生，缺乏系统考虑，事急马行田，流弊滋多。科举制度改革若早二十年，主动规划，通盘考虑，效果会大不相同。冈千仞所言，多是苦口的“药石之语”，主流社会不能下咽。他们爱的是甜言蜜语，甚至是糖衣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