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丁劲松：红印花加盖邮票是深入探究清末历史的一个切入点

作为中国古典邮票之一的红印花加盖邮票历来被集邮爱好者视为珍品中之珍品。1896年3月20日，大清国家邮政正式开办，新式邮政的计费单位从银两（关平银）变更为银元（洋银）。用银元计费的邮票还未印刷完成，所以只能将此前印好的邮票加盖改值。在将小龙和万寿邮票加盖改值作为“临时邮票”发行之后，又因为急需一些大面值的邮票，以备包裹、保价信函和汇兑业务之需，才有加盖红印花成为邮票一事。

红印花加盖邮票发行时间很短（大致为1897年1月上旬至1897年9月30日），未售出的邮票均被销毁。关于红印花原票的原本用途和印刷厂家等问题，学术界经过数十年甚至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争论才得以厘清。因为围绕红印花加盖邮票曾有许多未解之谜，所以关于它的研究被称为中国集邮界的“红学”。 除却身世扑朔迷离，红印花加盖邮票对于清末历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红印花加盖邮票的产生，与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密不可分，也与当时清代税收制度、海关机构设置与权限、邮政资费等密切相关。这套邮票可以成为深入探究那个时代的一个切入点，深挖下去，可从币制、印刷、交通乃至中外交流等领域收获新知。”

红印花加盖邮票实寄封（1897年4月13日汕头寄上海中式封）

近日，又有一本“红学”专著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即现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丁劲松撰著的《中国红印花加盖邮票》。全书共有1024页，是一部大部头，涵盖了“红学”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国家邮政的开办”“‘红印花’印制的背景”“‘红印花’的印制”“‘红印花’的加盖与发售”“红印花加盖邮票的收藏和研究”“红印花加盖邮票的发售与使用”等内容。

《中国红印花加盖邮票》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名誉会长黄孟复在序言中这样评价《中国红印花加盖邮票》一书：“以精彩的实物收藏为基础，佐以丰富的史实概述和考订”。作为红印花加盖邮票的收藏者，丁劲松精心编组过《中国1897年红印花加盖邮票》邮集，并在国际集邮舞台上屡获殊荣，特别是在2011年无锡亚洲邮展、2016年曼谷亚洲邮展、2017年万隆世界邮展和2019年武汉世界邮展上，均荣获“大金奖”加“特别奖”，加“国家大奖”。在今年的中国2024亚洲国际集邮展览上，丁劲松的邮政史邮集《1897年中国红印加盖邮票》又再次荣获“荣誉大奖”，《中国红印花加盖邮票》专著亦荣获集邮文献类“大金奖”加“特别奖”。

中国2024亚洲国际集邮展览颁奖会（从左至右：本届邮展评委会秘书陈赞殷，国家邮政局副局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戴应军，丁劲松，亚邮联原副主席阿联酋库瑞，亚邮联秘书长、FlP理事陈永泉）

虽然“红印花”作为邮票的时间只有短短九个月，但是此后围绕它的故事却进行了100多年。

关于红印花原本印制的用途，学界先后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中华邮票会创会会长周今觉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红印花的印制同1896年1月6日湖广道监察御史陈璧奏请仿行印花税法有关，这个观点影响学界数十年之久。直到1980年代，学者才根据档案推断出红印花的设计应早于陈璧上奏，所以与印花税法无关。直至1980年代，学界才通过“总税务司通令第289号”和海关档案中派司制度的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得出红印花的印制应与清朝海关当时的派司制度有关。派司制度指海关已缴纳进口税的凭证。根据当时的条款，进口洋货在规定期限内复运出口，则可以退还已征税款。但后来出现伪造的海关单证，包括在派司上伪造海关人员的签字，结果导致申报复出口的某些商品数远远超出进口数。所以应对措施之一即为印制背胶印花，粘贴在派司（Pass）上，以示签发的派司真实合法。目前这是被学界认可的红印花最初印刷的缘由。

关于红印花是由哪里印制的问题，虽然民国时期的期刊就已经提出是英国华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Limited）的可能性，但是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并不能被证实。直到1985年，英国华德路研究会会刊《华德路研究》主编胡巴德亲眼看到华德路公司档案中有一笔账簿记载着：有一种“中国印花”（Chinese stamp），登记日期为1896年5月14日。这个被发现的红印花印刷样被集邮界称为“小黑样”。

“小黑样”（1985年11月13日罗伯森·劳拍卖图录）

除了关于红印花来由的考证，书中还有很多关于红印花加盖邮票的收藏故事。其中最经典的故事就是四方连小字“當壹圓”历经四位私藏家，最终从海外回归上海的故事。红印花加盖邮票中的小字“當壹圓”印数非常少，只有50张，当今存世的大概有30多张。相较于红印花加盖邮票总计65万张的发行量，小字“當壹圓”自然成为红印花加盖邮票中最珍贵的一种，其中的孤品四方连地位更是重中之重。这一四方连原本是被大龙邮票的设计者费拉尔所有。费拉尔去世后，在其太太想要出手四方连的时候，周今觉托人暗中周旋，迂回三年，在1927年才得以2500两纹银购得。在费妻屡设蔽障，一度没有希望之时，周今觉甚至暗自发愿：如若费氏藏集旁落他人，则散尽自己的藏集，终止集邮生涯。在周今觉去世之前，上海集邮家郭植芳耗费黄金330两，于1947年请回小字“當壹圓”。郭植芳伯父和父亲于1907年和1918年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开办永安百货，他自己后来也在家族企业永安纱厂任工程师和经理。郭植芳去世后，郭太太立愿不将小字“當壹圓”四方连转让给外国人。林文琰通过其女婿暗中周旋，于1982年以30万美元获得小字“當壹圓”四方连的交递。在此之后，小字“當壹圓”四方连才几次得以与邮友公开“见面”。2010年，丁劲松在获得伦敦世界邮展大金奖后，将小字“當壹圓”四方连带回了上海。

印在《近代邮刊》第三卷第十期封底的小字“當壹圓”四方连

红印花加盖邮票的种类有很多，除了小字“當壹圓”，大面值的还有“當伍圓”、大字“當壹圓”，小面值的有“小4分”“大4分”“大2分”“小2分”和“ 當壹分”。其中印制或收藏的故事有很多，比如中西异值的伪品。1970年代，英国吉本斯邮票公司拍卖了一枚中西异值的红印花票，此票加盖了中文“當壹圓”，英文却为“5 dollars”，是将“1”改为“5”，并在“dollars”后面添加“s”。书中引用了收藏家赵小龙的观点：“中西异值”是外国人伪造欺骗外国人的。因为“當伍圓”的目录价是大字“當壹圓”的十倍以上。作伪者不识中文，以为修改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就可以瞒天过海，但不知中文有异，故弄出不伦不类的无知伪品。

这些只是《中国红印花加盖邮票》详细记录的大量红印花加盖邮票故事中的几个。书中的故事还配有一手文献的扫描原件。除此之外，还有诸多邮票版式和实寄封的介绍和扫描图片。可以说，《中国红印花加盖邮票》一书是目前关于红印花加盖邮票的最详实的资料汇编。

近日，澎湃新闻就红印花加盖邮票的一些问题专访了丁劲松，以下为访谈内容。

澎湃新闻：红印花加盖邮票不仅被集邮爱好者视为珍宝，同时它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在您看来，红印花加盖邮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大清邮政系统的建立，邮政同海关的关系等等。

丁劲松：红印花在英国的印制与印花税在中国推行建议相关，而将红印花加盖为邮票使用又与海关邮政向国家邮政转换，以及银元（洋银）的币制改革有关，小小的一枚红印花加盖邮票，不仅是中国邮票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更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澎湃新闻：关于红印花加盖邮票的研究为什么是中国集邮界的“红学”？您的著作在哪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丁劲松：红印花加盖邮票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集邮界的“红学”，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留存资料的欠缺，造成红印花加盖邮票的身世长期以来扑朔迷离，包括原票的属性、印刷张号、加盖程序、加盖方式、加盖数量以及发售和使用情况等，都成为古典华邮重点考证研究的课题。《中国红印花加盖邮票》用详实的史料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邮学界的问题，例如，红印花的印制与陈璧奏陈的因果关系，棕印花与红印花的因果关系，“當壹分”的加盖分拆等。

澎湃新闻：红印花原本是要在海关内部使用，这里的用途具体指什么？为什么说红印花和清政府原本想推行的印花税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同海关的派司制度的具体关联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印制数量如此之多，而又暂时不用呢？

丁劲松：海关印制红印花与海关建立派司制度相关。由于对陈璧源起说的怀疑否定，台湾地区集邮家发表《红印花不是印花税票—一个尚待求证的大胆假设》，同时上海海关杜圣余在海关的档案中找到了派司制度的相关资料，经过系统研析发表《海关红印花的由来》，纠正了台湾邮学家对于“289号通令”在理解上的偏差。经过两岸邮学家不断的辛勤努力，“红印花”的源起从旧论的陈璧奏请逐渐修正至海关派司制度。红印花未实际使用应该与上海总商会会员（洋商）的反对以及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相关。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把剩下的红印花加盖邮票销毁？印制和加盖已经投入成本，和后面正式的邮票同时流通，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葛显礼说：“让邮政工作一开始就用一种不能长久用的邮票，似乎不理想。”不理想是指什么？

丁劲松：将红印花加盖为邮票使用，是新面值邮票（蟠龙邮票）正式发行之前的一种过渡措施。销毁剩下的红印花加盖邮票是为了维护邮政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适应新的邮政需求，并避免使用防伪性不足、印刷质量不高的邮票给邮政工作带来风险。而葛显礼的“不理想”则表达了他对邮政工作使用不能长久使用的邮票的担忧和不满。

现存世小字“當壹圆”复组图

澎湃新闻：小字“當壹圆”红印花加盖邮票当初是怎么进入流通环节的？也是混入其他大字邮票一起流通的吗？为什么目前只有半个全张邮票被销盖？

丁劲松：迄今为止，小字“當壹圓”形成的原因、进入流通环节的方式和过程等虽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小字“當壹圓”的加盖与费拉尔无关。根据《中国邮票史》第2卷的介绍，葛显礼1896年12月17日致函江海关，调用“红印花”加盖邮票时，费拉尔仍在日本为蟠龙邮票的印制忙活不已。而费拉尔于1897年1月初返回上海，其时红印花小字“當壹圓”和大字“當壹圓”已加盖完毕（现存大字“當壹圓”最早的销戳记录是1897年1月11日）。因此，红印花小字“當壹圓”的加盖似与费拉尔无关，但其收藏有孤品小字“當壹圓”四方连一件、孤品旧票一枚和新票两枚的事实，注定其中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绝非其声称“购自邮局窗口”那么简单。

澎湃新闻：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留存红印花原票是如何被发现的？后来的结果又如何？

丁劲松：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曾留存少量红印花，这些红印花与其他清代邮票、明信片及图样于1953年清理伦敦办事处档案时被发现，经邮政总局邮票处科长王安国和工作人员吴凤岗清点，原票共计776枚。这些红印花原票，在“文革”期间，除了个别留存资料，大都被付之一炬。

澎湃新闻：有的红印花加盖邮票实寄封上是海关日戳销盖，有的是地方邮局的八卦戳或大圆戳销盖。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邮局为什么一开始使用八卦戳销盖，而不是一般的圆形戳，是为了和海关日戳区分吗？

丁劲松：海关日戳是海关邮政时期开始使用的，而八卦戳和大圆戳是国家邮政时期开始使用。八卦戳用于邮票销盖，而日戳表示收发，但实际使用过程中亦有不规范行为。大圆戳开始使用后，海关日戳和八卦戳逐渐退出实际使用。

实寄封上的八卦戳（1898年12月25日上海寄上海西式封）

澎湃新闻：书中讲到的小字“當壹圆”远点变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丁劲松：小字“當壹圆”远点变体和无点变体，都是由于加盖字模本身制作上的差异所造成的。

澎湃新闻：同当时的棕印花相比，红印花原票的印制似乎就是按照邮票的印制方式，所以后来才方便加盖改作邮票。从印制工艺的角度来说，用邮票印制的方式印制印花票是当时欧美的惯例吗？

丁劲松：“红印花”的设计是一种类印花票，这种类印花票仅供海关内部使用，虽与清廷探寻开征印花税没有直接关联，但其性质具备印花税票的性质与功能。而“棕印花”的设计是一种印花税费预收票据，其使用方法与“红印花”不同。“红印花”是系由购买者直接“自用自贴”，其使用方法与效能等同于印花税，而“棕印花”却是一次购买分次使用，是“整购零销”，可以便于找零与入账。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印花”冠以“REVENUE”之名，可以分拆且有背胶，而“棕印花”全张不见“REVENUE”字眼，不可以分拆且没有背胶。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关只把“红印花”加盖成暂作邮票，而没有调用“棕印花”来加盖。

澎湃新闻：目前棕印花的留存情况怎么样？是否因为同红印花加盖邮票的产生有一定关联，也会成为集邮爱好者的收藏品吗？

丁劲松：棕印花目前发现一件，从海关档案以及杜圣余的研究可以得见，“海关印花税票”（红印花）的设计者是甘博，而“海关印花税费预收票据”（棕印花）的倡导者是马士。“海关印花税费预收票据”实际上是“海关印花税票”的派生物，二者均与“派司”制度相关。“红印花”是系由购买者直接“自用自贴”，而“棕印花”却是一次购买分次使用，是“整购零销”，可以便于找零与入账。棕印花虽红印花有些许关系，但对红印花加盖邮票而言，实际上的关联不大。

潘安生《再论棕印花》

澎湃新闻：书中讲到的小黑样后来去哪里了？也被收藏了吗？

丁劲松：小黑样目前均被台湾和香港的集邮家收藏。

澎湃新闻：古典邮票或者早期邮票是怎么定义的？

丁劲松：中国古典邮票是指“大龙邮票”“小龙邮票”“万寿邮票”和“红印花加盖邮票”这四套发行最早的邮票。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中国邮票收藏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是少有年轻人对集邮感兴趣，另一方面是邮票的实际使用大大减少，邮票像是专门对收藏者发行的。

丁劲松：中国邮票收藏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综合考虑市场需求、文化传承、技术创新等多个方面。通过创新题材与设计、拓展使用场景、加强市场教育与推广、优化发行与销售机制以及跨界合作与品牌联动等措施，邮票收藏市场有望重新焕发生机，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同时，邮票作为文化和艺术的传承载体，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也将得到更好的彰显和传承。

当前邮票收藏面临的挑战：年轻人兴趣缺失和邮票实际使用减少。邮票收藏作为一种传统爱好，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着年轻受众的流失。年轻人更倾向于数字化的收藏方式，而非传统的实物邮票收藏。

邮票的题材和设计往往未能紧跟时代步伐，缺乏创新和多样性，难以吸引年轻人的兴趣，同时，随着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传统书信往来大幅减少，邮票作为邮件载体的功能逐渐被削弱。邮票的实际使用场景受限，更多时候被视为收藏品而非实用工具，这进一步限制了其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