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美国Z世代的政治观；努斯鲍姆谈美国肉类工业

美国Z世代的政治观

从君主主义到生态法西斯主义，网络亚文化催生了一代新的“电子意识形态”。

作家Amber Frost深入探讨了“Z世代政治”的意义，文章发表于《论坛报》。当代的Z世代（Zoomers，出生于1990年代后期至2010年代初的一代人）在探索自我和形成政治观点时，与前几代人有着显著的差异。他们主要通过网络匿名、隐秘地展开这一过程，而非在现实世界中形成身份认同和社会联系。这一代年轻人参与的政治亚文化常常诞生在互联网平台之上，并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电子意识形态”（e-deologies）。

“电子意识形态”的特点是高度细化和个性化。它们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左派”或“右派”分类，还以独特的标签和理论自居，比如“泛宪制君主主义者”“反民主跨人类主义者”“无政府原始主义选举者”等。这些年轻人将不同的理论和观念拼接成自己独特的政治观，形成了丰富但割裂的政治文化。

Joshua Citarella是一位艺术家、大学讲师及互联网文化评论者，从2023年2月开始，他通过访谈记录了Z世代人群如何通过网络亚文化形成其政治信念。他的研究对象包括了自称为“田园志愿主义者”和“生态法西斯主义者”等的人，这些观点虽然看似怪诞，但确实反映了这一代年轻人在网络世界中构建的意识形态之丰富性和复杂性。 

以访谈对象“PapaCoomer”为例，这位“第三立场主义者”（一种极右意识形态）在网络上匿名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影响来源包括Hans Hermann Hoppe、James Mason、William Luther Pierce和Mencius Moldbug等极右分子。他的主要诉求是希望美国的现行体系崩溃，并期待由此产生的新体系能够取代旧秩序。 

例如，一个16岁的得州少年表示，他的目标是“摧毁现有体系，让新体系从废墟中重生”。他称自己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后来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等。他直言未来职业选择可能仅限于“游击战士、资本主义奴隶或资本主义主子”，这种对未来的绝望态度从侧面折射了Z世代的无力感与社会疏离。这些观点虽然看似极端，但也多是年轻人试图通过夸张化语言和思想实验寻求自我定位的体现。

虽然右翼极端主义在Z世代中有所抬头，但需要将其置于具体背景下加以审视。这些青少年的政治激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网络虚拟空间的匿名交流完成的，而非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政治信念不仅显得多变和不稳定，而且更多是一种思想试探和身份实验。 

比如，另一位受访者曾在2016年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到了2019年则成了生态法西斯主义者。这种频繁的身份变动和意识形态转换说明，这一代人更倾向于“试戴思想帽子”，而非认真地为某种政治理念投入长期行动。他们的政治探索多半停留在理论和网上辩论层面，实际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极为有限。 

Z世代形成政治团体的困难也与其独特的网络文化密切相关。他们习惯于在线匿名互动，避免面对面接触，也缺乏实体空间进行政治讨论或活动。这种“极度在线化”的特性，使他们既难以形成线下的集体行动，也很难有机会发展现实中的组织能力或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网。 

即便有意尝试将网络上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也会因脱离实际的内容和夸张的表述而遭到其他同龄人的冷眼相对。 

许多Z世代的“电子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其社会影响力相当有限。例如，受访者J自称为“反动主义者”，发布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使用的符号，但他同时关注健身、可爱动物视频等内容。这说明，尽管他可能以某种政治身份自居，但实际上这种身份对他的生活影响可能仅限于网络活动。 

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并未真正找到应对现实问题的手段或途径。他们对当前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常常停留在破坏性的加速主义层面，而非以建设性方式提出替代方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结构本身既不适合左翼的社会主义计划，也不适合右翼的法西斯构想，因此，这些激进思想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点。 

尽管这些极端思想可能并未对社会构成直接威胁，但其背后所反映出的Z世代的孤独、迷茫和无助却值得关注。这一代人往往对未来感到悲观，他们既不相信传统的政治体系，也没有为改变现状找到可行的路径。因此，他们转而沉浸于网络亚文化中，通过匿名表达极端观点以寻求情感上的释放或自我价值的认同。

回到文章作者对这一代青年的观察，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或者“革命者”，而在于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被提供建设性的方向来组织和表达他们的焦虑、愤怒或希望。他们的孤立和虚无主义使得他们更容易陷入一种观望和试探的状态，而不是积极参与改变现状的行动。

文章提到，Z世代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加复杂。过去的青少年在发展自己个性时，可能依赖于家庭、学校或社区提供的社交网络，而Z世代则是在互联网上进行自我探索。虚拟世界虽然为他们提供了无数的选择，但也使得他们的社会交往更加隔离和碎片化。

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线上行为，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线下的生活。作者指出，极少数年轻人会真正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带入现实生活中。即使他们认同某种“极端思想”，也很少会有实际的行动去实践。这是因为这些思想的根源并不扎实，而更多是一种试验性认同。比如，“J”可能在某些时候自称为“反动派”，但他很清楚这种“身份”更像是一种消遣，而不是生活中的核心信念。

另一方面，这种孤立和疏离感也让他们的“虚无主义”更加严重。他们可能会用一些激烈的语言描述对未来的失望，比如“体制崩溃”“全球系统瓦解”等，但实际上，这种语言更多是一种对现状无力感的表达，而不是具体的行动计划。年轻人对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几乎不抱希望，甚至对政治本身也缺乏信任。

Amber Frost在其文章结尾指出，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这些年轻人的“意识形态实验”，而是他们缺乏实际的政治参与和行动能力。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更加深刻的社会问题：一个原本可以参与构建更好未来的群体，却因为缺乏希望和目标而变得被动和冷漠。

因此Amber Frost呼吁，社会需要为这一代人提供真正的方向感和意义感。无论是通过政治教育、社区组织，还是创造更多实际的社会参与机会，关键在于让年轻人重新认识到他们不仅可以思考世界，也有能力通过行动去改变它。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极端思想的蔓延，更是为了让年轻人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卫报》上另一篇有趣的文章（作者Carter Sherman）则揭示了Z世代政治观中的性别差异。文章援引了研究者Melissa Deckman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Z世代的政治：最年轻选民如何塑造我们的民主》（The Politics of Gen Z）中的研究，美国Z世代正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逆转的性别差距”。这一现象在性别和政治参与方面展现了显著差异，尤其是Z世代女性在各类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度大大超过同龄男性，而Z世代男性则呈现出愈发保守和对政治冷漠的趋势。

Deckman的研究表明，Z世代男性的政治倾向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偏离了过去几十年美国年轻人普遍倾向自由主义的传统。与千禧一代相比，Z世代男性在政治上的保守态度更加明显，特别是白人男性群体的趋势最为突出。根据Deckman的数据，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年轻的白人男性。而到了2022年，Z世代男性中有49%的人认为美国变得“太软弱和女性化”，这一比例在2023年上升到了60%。这些年轻男性中，许多人支持特朗普的极右翼政治观念，而不太关心涉及社会公正、气候变化等自由主义议题。

Deckman进一步指出，尽管Z世代男性变得愈加保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的参与度提升。相反，Z世代男性在诸如投票、捐款、志愿服务等方面表现出较低的参与度。

与男性的保守和冷漠相反，Z世代女性在政治参与上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尤其是在投票、政治捐款、志愿服务以及选民登记等方面，她们的参与度普遍超过男性。Deckman认为，Z世代女性的政治积极性与她们在教育和职场上的显著进步密切相关。近年来，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度大幅上升，职场上的表现也逐渐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和待遇。这种教育和经济上的进步为她们提供了更强的政治动机，使得她们在面对政治决策时，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其中。

此外，Z世代女性在许多社会和政治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例如，她们对女性权利、堕胎权、LGBTQ+权利等社会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愿意在这些议题上采取积极的行动。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尤其是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Z世代女性感到自己的基本权利正遭受威胁，这更加激发了她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因此，女性在2022年的选举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投票热情，并且在选民登记和捐款等方面的参与度也远超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女性对政治的参与不仅仅停留在投票阶段。她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程度也比男性更高，很多女性在平台上积极讨论政治、分享信息和动员支持。Deckman认为，这种趋势显示了Z世代女性不仅仅是在表面上参与政治，她们也在用更广泛和深入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尤其是在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等议题上。

尽管Z世代女性的政治热情高涨，但她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参选公职并不感兴趣。2022年数据显示，只有4%的Z世代女性表示计划竞选公职，而男性的这一比例则为6%。这表明，尽管女性在政治上表现出积极性，但她们似乎并没有通过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来推动变革。Deckman认为，这与当前美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对公职的不信任感有关。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认为通过传统的政治手段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社会运动、集会和抗议等方式参与政治。

Z世代的性别政治差异表明，年轻一代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女性在教育和职场中的领先地位不仅提升了她们的政治参与度，也改变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望。与此同时，男性在政治上的冷漠和保守化趋势，显示了他们对社会变革的适应困难。

努斯鲍姆谈美国肉类工业

动物福利是美国知名哲学家玛莎·C.努斯鲍姆近年来的学术旨趣之一，她在2023年出版了《为动物的正义》（Justice for Animals）一书。近日，努斯鲍姆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则题为《来自屠宰场的报告》的书评，评论的书籍包括揭开了美国现代肉类生产工业残酷内幕的两部著作：马修·斯卡利（Matthew Scully）的《恐惧工厂：关于无辜生物和无情人类的争论》（Fear Factories: Arguments About Innocent Creatures and Merciless People，2023）和莫西·帕奇拉特（Timothy Pachirat）的《每十二秒：工业化屠宰与视觉政治》（Every Twelve Seconds: Industrialized Slaughter and the Politics of Sight，2013）；以及艾伦·K.陈（Alan K. Chen）与贾斯丁·马索（Justin Marceau）合著的探讨揭露性报道中卧底调查的合法性问题的《真相与透明：二十一世纪的卧底调查》（Truth and Transparency: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21年10月21日，美国犹他州盐湖城，顾客在哈蒙斯杂货店购物。

努斯鲍姆指出，美国人热爱便宜的肉类，为了迎合这一消费偏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国肉类工业一直采用具有规模效益的方式生产牛肉、猪肉和鸡肉，与之相伴的则是对动物的不人道对待——它们被像物品一样储存在仓库中，在充满恐惧的流水线上被赶向死亡。

肉类工业在美国政界势力庞大，甚至在任命负责监管的内阁级别官员方面也有发言权。保护动物免受残忍对待的法律往往将人们爱吃的动物排除在外，从1918年的《候鸟条约法》（the Migratory Bird Treaty Act），到1966年的《动物福利法》（the Animal Welfare Act），再到2019年的《防止虐待折磨动物法案》（the Preventing Animal Cruelty and Torture Act），都是如此。在此背景下，工厂化养殖不断扩大，动物生存环境相对友好的小型家庭农场的生存空间则被不断挤占。

作为参照，欧洲在肉类工业方面的管理令美国尤其是美国联邦层面望尘莫及。1976年的《欧洲农用动物保护公约》（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Kept for Farming Purposes）涵盖了广泛的农用动物保护条例，建立了一个监督体系，并进一步补充规定了针对特定物种的建议，例如规定猪圈必须足够宽敞，让猪可以站立、躺下和社交，还必须提供足够的干草、稻草和其他材料。针对牛的指导意见承认它们是社会性动物，要求八周大以上的牛必须集体饲养。鸡也得到了相当有力的保护。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州发现，合理、人道的监管要求和可承受的价格是可以兼顾的。

努斯鲍姆指出，哈里斯提到过少吃红肉对健康的益处（特朗普多次抨击她试图“取缔红肉”），甚至也提到了奶牛饲养产生的甲烷对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但哈里斯同样表达了对于廉价肉类（“芝士汉堡”）的喜爱，却未曾提到过在把汉堡送到餐桌的过程中对动物的残忍对待。斯卡利在《恐惧工厂》中描述了这些残忍行径：母猪在怀孕时通常被关在和它的身体几乎一样大的金属“妊娠箱”里，没有躺下或转身的空间，被剥夺了所有的社交，被迫在身下的污水池排便（而不是在它们更喜欢的远离生活和饮食的地方）。它们不被视为有知觉的生物，而仅仅被当作“生产单位”。鸡的处境也与之类似。屠宰过程更是惊人的残忍，牛和猪都在机械化生产线上被赶向死亡，发出惊恐的尖叫，排泄失禁，在遭受致命一击后迅速被拆解包装成一个个“清洁整齐的包装肉类产品”。这些事实在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906年出版的《丛林》（The Jungle）一书中就得到了生动揭示，但公众只从中注意到了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威胁，呼吁立法保障自身权益——《肉类检查法》（the Meat Inspection Act）和《纯净食品和药品法》（the Pure Food and Drug Act）随即获得通过，却选择对动物的尖叫充耳不闻。

100多年后的今天，肉类工业将屠宰场从市中心搬迁到了人口较少的地区，它们隐匿在高墙之后，似乎和其他企业并无区别，除了四处弥漫的气味。今天的美国民众要么忘记了辛克莱的报道，要么认为虐待行为在高度官僚化的、经过消毒的现代高效工厂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新的提醒可能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努斯鲍姆认为地方性报纸在这方面的表现值得称颂，例如《芝加哥论坛报》在1997年对养猪场进行了系列报道，不仅讨论了动物受到的对待，还讨论了该行业对当地水道的污染以及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损害。州层面的立法可以带来改变，美国已有九个州禁止使用妊娠箱，加利福尼亚州还禁止销售在其他地方以不符合本州法律的方式生产的猪肉。

斯卡利曾是小布什总统的演讲稿撰稿人，在2000年参加小布什的竞选工作时，他给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史密斯菲尔德猪肉生产厂的公关负责人打电话，表示自己有兴趣做一篇关于 “现代肉类生产面临的挑战”的报道，并提到他经常为亲商业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撰稿，因而获准参观了这家工厂，结果目睹了和辛克莱遥相呼应的残酷景象。《恐惧工厂》收录了斯卡利1993年至2023年期间发表在各种报纸和期刊上的短文，关注的焦点是工厂化肉类工业，但也讨论了其他虐待动物的行为（如用棍棒击打小海豹、为获得象牙偷猎大象以及皮草业的动物虐待行为），追踪了美国相关法律的进展，还对动物福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著作进行了评论。斯卡利敏锐地捕捉到了肉类工业用委婉说法来掩盖遭受痛苦的是有知觉的生物这一事实，猪被描述为像植物一样“生长”，“妊娠箱”被说成一种“居住安排”，连工厂也被命名为“阳光乡”“欢乐谷”来掩盖起残酷现实。他一再提醒读者，猪在智力和复杂能力方面和狗不相上下，但许多珍爱犬类伴侣的美国人却在培根背后的问题上泯灭良知，并希望通过好的报道对这种道德上的盲目性发起攻击。

帕奇拉特的《每十二秒》是对一家肉类生产企业的长篇调查报道。帕奇拉特现在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学系，2004年，他在隐瞒自己的精英教育背景的情况下，凭借作为泰国交换生在俄勒冈州一个牧场工作获得的养牛经验在内布拉斯州一家牛肉加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了5个月，每天目睹2500头牛被宰杀，其间和大多数同属有色人种的工友相处融洽，并且两度获得晋升：从负责把动物肝脏挂到冷藏柜，晋升到快速分解尸体的屠宰线职位，之后又晋升为“质量控制检查员”，可以自由出入车间，负责检查安全标准以符合农业部监督员的监管要求。

帕奇拉特所工作的工厂比辛克莱笔下老鼠乱窜的芝加哥屠宰场要好得多，美国农业部的检察人员无处不在，安全保护规则繁琐但合理，虽然存在一些违规行为（从一根毛发或少量排泄物中检出微量污染的样本有时候没有按照规定被丢弃），但帕奇拉特出于个人的道德承诺拒绝向农业部检举具体的工厂或人员，他有更大的目标，即向读者展示该行业如何掩盖了杀戮工作的所有可怕细节。

帕奇拉特所说的“视觉政治”是指在整个系统的设计中，不仅要向公众隐瞒杀戮行为及其受害对象，还要确保工人自己无法观察到整个过程，不会接触到整头牛。实现这一目的的机制之一是细致的劳动分工。每个工人只做一件小事——比如从动物尸体中取出肝脏，然后挂在冷藏柜里，却从未看到一头活生生的动物走向死亡、肢解和商品化的全过程。事实上，这种制度造成了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即认为只有重击动物头部终止其生命的人才是真正的杀戮者，其他工人则对这项任务表示厌恶，声称负责这一工序的人背负着心理创伤的负担，从而摆脱自己的责任。另一项绝缘机制则是速度：“在每天九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每十二秒就有一头母牛、公牛或小母牛被屠宰，屠宰场以杀戮为中心的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几乎让人产生模糊的幻觉。没有时间去寻找一头完整的生物，没有时间去思考事情的意义。”迫切需要时薪的工人也不愿意自找麻烦。

在书评的最后一个部分，努斯鲍姆对帕奇拉特的卧底报道和斯卡利的半卧底报道所涉及的道德、法律和伦理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肉类工业不遗余力地推动“禁言法”来禁止卧底调查，目前有六个州存在这样的法律，在19个州此类法律未获通过，有25个州曾经存在过此类法律，而后因违宪被废除。虽然很多卧底调查都提升了公众利益，但也有反面例子，例如FBI对左翼学生组织的渗透。很多记者也对卧底调查持批评态度。《真相与透明》是一部以律师为目标读者的专业性书籍，两位作者对卧底调查以及最高法院应该如何看待卧底调查进行了全面而精准的分析。

陈和马索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式的功利主义者，他们采用的决定性伦理标准是全体公众利益，是许多不同的善的平衡。也就是说，他们会将个人隐私和财产权纳入考量，但他们仍然认为有充分的理由保护“作为我们的言论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卧底调查，至少应该存在一种能够成功进行卧底调查的资质特权。陈和马索援引美国最高法院最近以言论自由为由裁定2005年的《偷窃荣誉法案》（该法案将谎报个人军事奖章判定为犯罪）违宪的判例指出，“只要是以调查和披露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为目标，就存在为进入私有财产进行虚假陈述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录像的有限特权。”他们还指出，存在确凿的判例法认为只要没有侵犯“侵权行为法致力于保护的特定利益”，就不存在真正的非法入侵。在肉类工业的例子中，报道人拍摄或叙述工厂中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在窃取侵权行为法所保护的商业机密，虽然该行业不希望公众关注动物和它们所遭受的痛苦，但他们的调查为公众辩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努斯鲍姆认为这三本书带来了在这个对于猪和牛所遭受的痛苦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的世界上，美国有一天可能不再会是一个耻辱地带的希望。对于那些必须吃汉堡的人，她寄希望于干细胞培养的肉——已在新加坡上市，待食品及药物监督局审批通过就将在美国登场——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虽然要达到合理价格需要生产规模的扩大。“不附带痛苦的肉类，那将是怎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