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背后的妻子：她们是天才的拯救者、照料者、推动者、合作者

在传统的文学婚姻中，丈夫常享有盛名，而妻子则沦为脚注。她们是丈夫作品的第一审阅人，也是丈夫情感游移的承受者。她们是家庭生活的照料者，也是丈夫创作事业的得力助手，她们是发光发热的独立个体，更是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她们需要一种独特的刚毅来面对婚姻中的琐碎与不如意，甚至是需要做出牺牲来满足丈夫的超常需求。

卡梅拉·丘拉鲁透过叙述艺文界的五段婚姻：英国雕塑家乌娜・乔布里琪和英国诗人瑞克里芙・霍尔；意大利小说家艾尔莎・莫兰黛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美国作家依琳・邓蒂和英国戏剧评论家肯尼斯・泰南；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简・霍华德和金斯利・艾米斯；美国女演员帕翠夏·尼尔和英国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为这些有才华的妻子们正名，抛开作家妻子的光环，她们更是自己，充满魅力，富有智慧，懂得隐忍，因为她们，才使作家的一切成为可能。

《作家背后的妻子们》

作者：[美] 卡梅拉·丘拉鲁

译者: 王思宁

猴面包树工作室·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言：妻子该做什么（节选）

“凡是有钱的单身男性，肯定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写出这样的名句。两百年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另一个角度巧妙地回应：“曾经渴望他，得到了他。坏了。”做妻子的问题就是做妻子本身。有史以来，婚姻的基本功能就是将女人作为财产绑定在男人身上，保护血脉，保证后代的血统纯正。女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男人，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如此，事实也是如此。“对年轻人来说，妻子是情妇；对中年人来说，妻子是陪伴；对老年人来说，妻子是护士。”弗朗西斯·培根于1597年写道。女性困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亚当与夏娃的神话，在这个故事中，女性的自主意识成了对天堂存在的威胁。夏娃的诞生便是用亚当的肋骨做成的——女人来自男人——这构建了一个概念：女人的存在完全依托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也只能靠他来认证。

曾经，女人都听过这样的说法：有一天，她们的王子会来临。做一个妻子是一种荣耀徽章，不论婚姻有多么凄惨。另一个选项——成为单身老女人——却是更加糟糕的。做妻子就是被献祭，做一份不动产、一个厨子、一个管家、一个保姆，还要兼任其他职责。女人发誓服务、顺从，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她就不存在了，而丈夫所被要求的就很少。有句箴言：“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婚姻的发明是给男人的礼物，也是一种家庭之间战略结盟的手段。据说，社会稳定要靠婚姻。当婚姻关系不如男人所愿的时候，他可以为了满足自己做任何他认为必须做的事。

电影《维荣的妻子：樱桃与蒲公英》改编自太宰治同名小说，讲述小说家大谷穰治和妻子佐知的故事

妻子的历史主要是关于沉默、坚韧、忍让的，数不尽的女人被妖魔化、边缘化、歪曲报道、捂嘴。当她们被困在糟糕的婚姻中，她们的丈夫却可以去外面找更多、更好的女性。妻子们必须为了大局埋葬自己的欲望、希望、遗憾，粉饰太平——同时还得做好一个贤内助。

当代的婚姻在理想状况下应该是平等的，给双方性满足，是双向支持的联盟，由爱和友谊构成。可是对于很多情侣来说，不论是不是异性恋，这种完美的婚姻几乎看不到。现代婚姻是一系列的妥协，夫妻双方不断地在工作、看孩子、家务、金钱相关的争吵、积攒的牢骚、发酵的敌意、亲密关系之间挣扎。（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这些负担极为沉重。）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婚姻的“经营”是永恒的话题，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产生乏味感不足为奇。“阿诺德·贝内特说婚姻的荣誉藏在‘日常’之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6年的日记中写道，“一段恋情中所有的敏锐都会被这些所磨灭。”

再加上名气、男性优势、不择手段的野心、自恋、厌女、不忠、酗酒，还有一两种情绪障碍，你将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著名作家的婚姻如此风雨飘摇、短命，互相折磨。既然这些出色的文学作品都是他们婚姻的产物，“婚姻失败”的意义如何解读就有些难以界定了。典型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对妻子来说，“过上幸福生活”通常意味着“离婚后过上幸福生活”。）可是，结束并不总能提供通往救赎的康庄大道，即使在妻子才是著名作家的时候也是如此。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普利策奖获奖诗人莎朗·奥兹被问到她在毁灭性的离婚之后是否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她说：“我当时已经55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全新的自己。我能做的只有坚持。”

莎朗·奥兹

在传统的文学婚姻中，妻子所面对的前景相当惨淡。她必须满足那个所谓的“大作家”的超常需求，她自己的工作永远没时间做。文学作家的妻子是独一无二的一群人，她们需要一种独特的刚毅，没有什么手册可以给她们指导。“早晚，这些伟人都会露出相似的真面目。”维克特·索顿·普里切特曾哀叹道，“他们从不停止工作。他们从不会失去一分钟时间。这很让人压抑。”更压抑的是他们的妻子。“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评价妻子和母亲的，她们总是有服务他人的超自然天赋，但我们不大可能听到有人这样说她们的作家丈夫。我们太清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了。

他们的自我有一个小国家那么大，文学雄狮在纸上很强大，在日常生活中却成了无助的小猫咪——什么事都依赖妻子，小到收起雨伞、接电话、舔邮票（说你呢，弗拉基米尔！）。

这些西方文学中高大、孤独的天才们——列夫·托尔斯泰、狄金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没有他们的妻子，他们又是谁呢？

在历史上被赞颂的文人婚姻中，丈夫都享有盛名，而妻子则沦为脚注。是的，这个结构是简化了，在极少的情况下子是艺术家，被男人服务、支持——或者，在同性关系中，被一个女人服务、支持。不过在历史中寻找后面这种情况的例子并不容易，一只手就能数完。（我能想到的有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薇拉与丈夫纳博科夫

不过，不论性别、性向，长久以来存在且被浪漫化的“孤独天才”的概念挥之不去，同样顽固的还有“受折磨的天才”神话。即使有时候，故事中的作家顶多算得上平庸，他们在其他方面算不上天才，但在有些方面确实算，很会让其他人——准确说，是他长期受折磨的妻子——抬举他，传递“他很伟大”这个神话。黛安·约翰逊在她出色的传记《第一任梅瑞狄斯夫人和其他不值钱的生命真实历史》中完美描述了这样的场景：

很多人描述过著名作家脖子上挂着餐巾坐在餐桌旁主持大局的场景。他很出名，所有人都记得他的话。他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毕竟他是个作家，他会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这些话。我们忘记了餐桌旁还有其他人——一个安静的人，被时光磨得模糊不清，变成一个影子。她的心跳动着，装满了爱，也许当我们的作家在自己书房里踱步时，她的心还装满了愤怒、恐惧；她的双手关节惨白，紧紧抓着围裙，她的脑海里思绪万千。或者，她离开房间时忍不住地啜泣。

……

当然了，最著名的文学情侣故事都是异性情侣之间的，故事里的“伟大作家”都是白人男性。他与他的文学前辈之间有一场俄狄浦斯式战斗，他既敬仰他们，又嫉妒他们——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口中的“影响的焦虑”——伟大的作家成功的动力是无穷无尽的。他富有魅力、深受爱戴，他的作品被奉为杰作，至少在他自己的脑海里是这样的。他只忠于文学，他将自己投入文学先驱者事业的同时，也渴望家里稳定的存在。有人可以保护他不受打扰。我们对著名作家的日常生活和仪式心存幻想——他们喜欢在哪儿、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工作，他们喜欢喝什么、抽什么来激发创作灵感，诸如此类——我们无视让这一切得以发生的妻子，是她们将她们的丈夫从日常生活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的……

瓦莱丽和丈夫T.S.艾略特

“名入身上有一份沉重的父权包袱——他们生活的脚注。“”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在《妻子与情人》中写道。这些期注中也有一些被称作“女人”，她们所提供的灵感激发了一些诗句，“或者为了虚构文学的转变被侵占”。哈德威克的话来自条身经历、她给前夫的书信被改编为《海豚》，成了一件丑闻。她的前夫罗伯特·洛威尔是个患有狂躁抑郁症的诗人。她照顾、支持了洛威尔二十余年，经历他的多次崩溃，后来他抛弃了她，在1972年跟卡萝琳·布莱克伍德结婚，她是一个英裔爱尔兰贵族。两年后，他的书获得了普利策奖。（“以我的个人经历来讲，”哈德威克曾写道，“没有人会让男人为他对自己妻子的残忍负责。”）哈德威克把她本人这样被利用、被抛弃的女人称为“侍者”，她们“写过信、收过信，被欺骗、被侵吞、被抛弃、被尊敬，或者被诽谤诋毁。但她们依然跟那些被铭记的画家、上将、首相、总统、大亨一起进入历史”。

作家的妻子们也一样。文学作家的妻子与阿里阿德涅非常相似，她在希腊神话里协助忒修斯完成了他斩杀弥诺陶洛斯的伟大任务。她给他提供了斩杀弥诺陶洛斯的工具（一把剑），还有逃跑的办法（一团能指引他走向安全的红线），确保她的爱人能归来。

她给忒修斯提建议，将红线的一端绑在迷宫的入口处，进入山洞深处的同时展开线团，在斩杀怪物之后再跟着红线回去，她就在那里等着他。

随后，式修斯在纳克索斯岛上抛弃了她。这个神话有很多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中，阿里阿德涅上吊自尽；另一个版本则告诉我们，忒修斯让她自生自灭，她被酒神狄俄尼索斯救下，成了他的妻子。每个版本里她的结局都不好。

在作家的婚姻中，书稿是需要被斩杀的怪物。衷心的妻子给了丈夫成功完成任务所需的工具和条件，在创作通道的尽头等着迎接勇敢的天才。像阿里阿德涅一样，有时候她也会被抛弃，自生自灭。

伊丽莎白和丈夫洛威尔

著名作家的理想妻子是不想被提及的那种。她不会尝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会毫无怨言地接受她被给予的任何命运。她的野心不会被阻挠，因为她根本没有野心。“明确地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呢？”卡罗琳·海尔布伦在她1988年的女权主义研究《书写一个女性的人生》中写道，“意味着将一个男人放在你生活的中心，只能允许那些巩固他主要地位的事发生。”可是，妻子有时候会因为孤独、乏味、从来都没有目标感而感到疲惫。苏珊·桑塔格曾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婚姻是基于惯性原理的。”也许，被一个强大的男人爱着还不够。她叠衣服的时候、付账单的时候、给丈夫再拿一杯咖啡的时候，可能会想，她是否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她的丈夫即使被看到不端行为，也不会有任何后果。“所有人都会说，狄金斯是有点渣，对妻子不太好。”演员拉尔夫·费因斯在2012年的采访中这样评价他所扮演的人物：“但是他有丰富的创造力。”换句话说，狄金斯虽然愧对凯瑟琳，无法原谅，但是呢，这就是生活啊，他十个孩子的母亲。待她的残息那可是个天才。

一个作家的妻子如果幸运的话，能在伴侣的作品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也许一开始是个读者，或者编辑。乔伊·大卫曼，一个美国离异的犹太裔单身母亲，小时候曾被誉为天才儿童，在1938年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可她更为人知的名号——如果有人知道她的话——是C. S. 刘易斯的妻子。她皈依基督教，成了丈夫的智慧伴侣，在他写小说《裸颜》的时候，基本上成了他的协同作者。“不论我作为单人作家的才华究竟如何，”她在一封信中透露，“我真正的天分跟麦克斯·铂金斯更相像，做一个合作编辑，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最快乐。”她在45岁时死于乳腺癌。

乔伊和丈夫C.S.刘易斯

当一个妻子有野心时——或者更糟糕，她有才华——麻烦便会随之而来。在1943年，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在战火连天的欧洲做报道，他从古巴的家里发电报跟她抱怨：“你到底是个战地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妻子？”1954年夏，爱尔兰作家埃德娜·奥布莱恩在都柏林做药剂师的时候跟厄内斯特·盖布勒结婚。他比她大16岁，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

他读完她的首部小说《乡村女孩》的书稿之后，告诉她：“你会写作，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作家之间的竞争太难承受了。奥布莱恩的书在1960年出版的时候，30岁的她成名了。（她试图做一个好妻子，用本就不多的预付金买了一台缝纫机。）“他非常生气、非常仇恨、非常受挫。”他们的大儿子卡洛后来评价他怀恨在心、控制欲强的父亲，“他感到她在文学上的成功让他很受挫。他觉得这项成就应该以某种方式归功于他、他帮助她成了一个作家。”盖布勒破坏了她的很多机会：欧布莱恩的第二部小说《孤独的女孩》于1962年出版，他拦截了伦敦一个戏剧制作人的信，这位制作人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音乐剧。他假装奥布莱恩的经纪人，一个不存在的“爱德华·克莱赛特”，回复说版权不可售——但是《爱的侦探》，厄内斯特·盖布勒的一部小说，可以授权，而且这本更好。这之后，这段婚姻很快就结束了。

埃德娜·奥布莱恩

对于一些文学情侣来说，双向的自负也有好处。正如琼·狄迪恩的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所说：“如果我的伴侣不是作家，我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以自我为中心了。”（狄迪恩也曾在采访中说，她和她的丈夫“极其，甚至过于依赖对方”。）有着独立思想又追求文学事业的女人经常被称为“女作家”。而男作家就只是作家。一个女作家暗示着某种猎奇、出乎意料，就像是会下棋或者会说法语的猴子。

我们要是把文学妻子比作一个虚构类别，那么它可以被形容为言情——汹涌、激情、亢奋——和反乌托邦的结合。（《牛津词典》将反乌托邦定义为“一个想象中的地方或情况，在那里，最糟糕的都已经发生”。）20世纪最著名、最悲剧的文学爱情之一开始于西尔维娅·普拉斯与泰德·休斯相遇的那晚，，他是“那个高个子、深沉、壮实的男孩”，他们在1956年相遇于英国剑桥的一个派对。他吻了她，“狠狠地撞上嘴”，她咬了他的脸颊，咬出了血。“如此暴力，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女人们都愿意为艺术家躺下。”她之后在日记里写道。这两个诗人4个月后就结婚了。普拉斯继续描述他们之间恋情是怎样“盛大、激烈、危险的爱”，虽然她跟他有同样的野心，她却因为对休斯的依赖而挣扎——她私下里承认“我的整个存在都完完全全跟泰德的长在了一起、缠在了一起，要是他出什么事，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活下去。我要么会疯掉，要么会自杀”。她在日记里反反复复，一会儿想要讨好丈夫，一会儿渴望一个独立于他的身份。“让他快乐：做饭、玩、阅读······永远不要指责或者唠叨——让他跑、收获、撕裂——在他无情力量的短暂阳光中骄傲。”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但是在1958年的夏天，她坦言：“我必须做自己——塑造自己，不能允许他塑造我。”1963年2月11日，休斯为了另一个女人抛弃她之后，普拉斯自尽了，她年幼的孩子们就在隔壁房间。这是一个最糟糕的但已经发生的结局。在官方的婚姻记录中，谁能做记录者和叙述者呢？《作家背后的妻子们》是一本开垦、弥补的书，为这些女人正名，她们作为著名作家的经纪人、编辑、经理、公关、校对、译者、秘书、知己、啦啦队员、守门员、管家，提供情感上、精神上，甚至还有经济上的支持。她们都是拯救者、照料者、推动者、合作者。

西尔维娅·普拉斯与丈夫泰德·休斯

每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或者说，老话是这么说的。（格劳乔·马克斯曾说过这句著名的话：“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她的身份是他的妻子。”）研究著名作家的生活时，是时候重新定位妻子了。我们必须把欠作家妻子的还给她们，为她们的成就和她们帮助完成的成就惊叹、反思她们本可以达成的成就。这些伟大的妻子都拥有琼恩·狄迪恩在另一个场合所描述的：“一种和解的天赋，通常更多出现在女人而不是男人身上”。

《作家背后的妻子们》描写这些不平衡的关系的悖论、限制、意料之外的好处。（即使在两个人都是作家的情况下，女性也经常被遮挡，必须斗争才能获得获取自己成功的权利。）这本书讲述的是婚姻的童话状态和婚姻的噩梦状态。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作家是难以伺候的伴侣，完全寄生于他们的妻子，而妻子们提供着他们活下去所需要的支持。“如果要写薇拉，不提弗拉基米尔是很难的，”艺术家索尔·斯坦伯格曾说，“但是如果想在不提薇拉的情况下写弗拉基米尔，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2014年与《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伟大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作家洛丽·摩尔表示她也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薇拉。她谈起作为一个离异单身母亲遇到的挑战，做创意写作教授的同时还要继续自己的写作。“这很难，”她说，“我认识一些同时教学、写作，还做单亲父亲的男人，但是并不多。男人们大部分都有伟大的、忠诚的妻子，某种版本的薇拉、纳博科夫。每个作家都需要一个微拉。”

在52年的婚姻中，除了其他责任，薇拉引导着丈夫的事业，为他做合同谈判，帮他把手写书稿打出来。没错，还负责舔他的邮票。这是一个出名的趣事，她丈夫打算烧掉一版早期的《洛丽塔》，她阻止了他，把烧焦的纸页从火里抢救出来，告诉他：“我们要留着。”薇拉不仅是个书稿拯教者，还兼任义夫的保安，在包里放着一把手枪保护他。

薇拉和丈夫纳博科夫

许多有创意的女人都被家庭生活的重担所拖累，写作成了一种反叛行为。她们不应该做点别的吗？答案总是“是的”。也许这就是托妮·莫里森开始写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的原因，她在霍华德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开始写，直到她离婚后才写完，成为单亲母亲后，她才再次开始写作。诗人安妮·塞克斯顿曾经描述过这种困难，经营一段婚姻、做母亲，还要平衡对创造性成就的渴望，她承认自己在28岁曾精神疾病发作：“我在尽最大的努力过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那就是我被教导的，也是我丈夫想要我做的。但是人不能靠建一些小栅栏挡住噩梦。”她在1974年自杀身亡。

对于很多女人来说，无限制的写作时间是不可能和幻想的结合，即使对畅销书作家来说也一样。小说家安·帕契特曾经思考过家庭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女人，这有多累人啊，总是要做饭、换床单。”她在2016年跟《卫报》的采访中说：“不论我有多么聪慧，有多么女权主义，我还是在做这些。我每写一本书、都会想：好吧，如果这本真的很成功，也许我就不需要再做晚餐了。”她对神圣的“每天都要写作”的建议表示怀疑。“你不觉得，这种话都是男人说的吗？”她说，“我不确定我听一个女人说过，你得每天都写作。她们要忙着做晚餐。我经常很久不写作，我也没事。”

时间似乎并没有带来进步。在1981年的采访中，丽贝卡·韦斯特被问到女人追求自己的事业是否变得容易了。“我不知道。”她说，“非常难。我一直觉得自己有太多的家务责任，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作。不然我能写得更好，写得更多。哦，男人，不论他们怎么说，他们和他们的事业之间是没有阻碍的，但我绝对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给这种不成比例地困扰女人的困境起了个名字：房中天使。一个“无形的鬼魂”，在家庭生活和自我牺牲方面十分擅长，让女人不要去写字。“是她烦着我，浪费了我的时间，她折磨我，直到我最终将她杀死。”伍尔夫这样写道，“我直面她，抓住她的喉咙······我自卫反击了。”

斯蒂芬·金和妻子塔比莎

并不是所有拥有自己薇拉的作家都对她们视而不见。斯蒂芬·金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妻子塔比莎：“健康的身体和稳定的伴侣关系让我的职业生涯得以延续，我的伴侣是一个自立的女人，她不会纵容我和其他任何人在一起。”小说家诺曼·拉什也曾说起过结婚超过五十年的妻子对他的支持。他们的儿子年幼时，两人将工作日岔开规划，这样就能承担均等的育儿义务。在2013年《组约时报》的一篇侧写中，记者怀亚特·梅森写道：“艾尔莎并不是一个偷偷为阁楼上的天才端茶送水的文学伴侣，拉什称她为‘在此过程中的伴侣’，这是“向寻常宣战”。

……

《作家背后的妻子们》探索了创作生活与家庭生活之间令人抓狂的紧张感在一段婚姻中是如何被化解（或者没有化解）的。这些故事充满脆弱、孤独、不忠、嫉妒、悲伤、放弃、心碎，还有原谅。这本书不只是为了审判，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挑战作家婚姻中权利的概念和沉默是不可能的。我们不需要再因为犯错的人编织美丽的句子就纵容或者忽视错误。

每一段婚姻都承载着自己的秘密，有着自己的节奏和共识，以及特别的妥协。（“一对情侣的私密语言可能很奇特，如对那对情侣来说是平常的，诺曼·拉什曾这样说。“但是在外人看来奇特无比。”）婚姻本就复杂，随着时间还会发生难以捉摸的变化。每一段婚姻都是独特的。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惊叹于这些关系的复杂性，得知不论一段婚姻看起来有多么糟糕，双方都会从这种安排中得到好处。

选择写哪对情侣的时候，我想避开还在世的人物，因为他们的故事依然在上演。（戴安·米德尔布鲁克——最出名的作品应该是她于1991年出版的安妮·塞克斯顿传记——对她笔下已逝的人物们有着坚定的、不带感情的看法：“逝者是不能被羞辱的。”）但乌娜·乔布里琪（出生于1887年）是个例外，这本书里的所有妻子都出生于20世纪的前几十年。我决定放弃那些全明星妻子，虽然她们非常吸引人，不可抗拒。这意味着泽尔达、薇拉、诺拉·巴纳克尔、索菲亚·托尔斯泰都不能入选。

本书里的妻子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名气，但是透过她们婚烟的滤镜重审她们的故事时，我希望读者能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她们，揭露新的角度、层次、真相。我常思考这些迷人的女人们有什么共同点，想到的词是“勇气”。

《作家背后的妻子们》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探讨女人如何通过男人或者在与男人对立的角度定义自己，每一个故事都揭露创作过程的毁灭性——不光是对于作家本人来说，还包括对他们的伴侣和孩子的影响。这本书是关于金钱和名望的，以及在爱情不能将一对情侣绑定的时候，这些元素是如何做到的。它讲述的是权力和权力的磋商。如菲莉丝·罗斯在她撰写的出版于1983年的影响深远的作品《平行人生》中所论证，若每一段婚姻不是由一种叙述构成，而是两种角度——在不幸的婚姻里，有“两种版本的现实，而不是两个冲突的人”，一段婚姻如何因我们给自己讲述的故事而持续或者被伤害呢？裂缝出现时怎么办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的能力究竟会保护婚姻还是会破坏它呢？为什么在文学伴侣中，妻子们默认签订了秘而不宣的非竞争条款呢？为什么女人经常沦为耀眼男人传记的边缘人物——被历史无视、诽谤、捂嘴呢？当一个女人的丈夫宣称自己才是夫妻中更重要的那个时，她应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呢？如罗斯所写，如果“活着是一种创意行为”，那么在家务中娴熟地同时做几项任务、撑到极限，是否本身就是天才呢？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图片来源：资料图

原标题：《作家背后的妻子：她们是天才的拯救者、照料者、推动者、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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