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代价①：一个家庭在字里行间的隐蔽斗争

今年7月，“憎恨”英文的高中生群晓独自去了趟英国，他买了张3000块的包餐火车通票，在车上吃了几十顿饭。他说票价之所以这么低，或许因为连英国地铁官方也没想到，居然真有人能忍受这些难吃的食物这么多次。

几乎每天，他都在赶往新的城镇，并基于见闻思考某个稍显严肃的命题。他看完莎士比亚的戏剧《第十二夜》，会推敲：喜剧的经典结构是什么？他住在酒店里，会想：如果这里存在幽灵且被他看到的话，那么幽灵的状态是否会像基本粒子一样，受到观测行为的影响？

有天在雨中迷路，他背着六公斤的包，撑伞走了17公里都没打到一辆出租车。“伦敦的地铁巴士和地图真的烂透了”。这天他思考的命题则是：伦敦极其复杂的交通为何没有破坏当地的旅游经济？

尽管奔波劳顿，群晓仍带着紧迫感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6年前，他还在读小学五年级，是央视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的拍摄对象。在这部聚焦阅读障碍群体的影片中，他与汉字的斗争更为迫切，他在抄写汉字中度过无数个夜晚，又在转瞬间遗忘，这种循环一度使他崩溃，即便他拿铅笔在手臂上一笔一画地刻字，寄望“刻得越疼，记得越深”，依旧收效甚微。

他母亲冯丽也困惑，“什么样的人性能强大到那个地步，长时间在这泥沼当中沉浸下去？”正如他此刻与英语的抗争，付出相比同学“指数倍”的时间，旷日持久地重复着失败。几乎身边所有人都告诉过他，你可以放弃，是的，你当然可以放弃，但一切劝说都以无效告终。对他而言，一切早就不只是语言的事了。

言语区

10月中旬，我在开封市贞元学校见到了读高二的群晓，与多数17岁的青年不同，他习惯盯着空气思索片刻，再一次性给出一个近乎缜密的回答。采访间隙，校长允许我在教室后排旁听。

贞元学校里，学生们自己种的花草。

恰好生物课在教大脑皮层言语区，老师指着示意图逐一讲解。如果这些区域没被涂上不同颜色作为区分，乍一看就像弯曲的沟壑，其中数以亿计的神经元构成了神经中枢，正是借由它们的协作，人得以阅读、对话、书写——当你读到这里时，它们就在运转着，复杂程度堪比一个变幻莫测的星系。

“视觉性语言中枢也被称为阅读中枢，因为它涉及到读的能力”，老师标注出一小块不太起眼的褶皱解释说，一个各项感官、智力均正常的人，这里发生功能性障碍的话，即便能看清字，也难以理解其含义，还可能会有共字障碍，如把“土”当成“士”，把“6”当成“9”，以及阅读时更改文字顺序。

群晓读小学一年级时在北京六院确诊了阅读障碍，也曾难以区分汉字“大、人、天”，哪怕反复抄字帖都会抄错。为了减轻他的挫败感，班主任张春燕特意在一次听写前，让他父母在生字表圈出他会的100个字作为考题，包括“一、二、三”都圈了。她记得，拿了满分的群晓并不相信这个成绩，再三确认仍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眼睛里闪着光。”

但那是很容易被摧毁的100分。到四年级，他在读诗会排练中仍无法顺畅读出五行字的开场白，其他小孩早就脱稿了，他练了四五十遍，纸快被他捏糊了。

武俊梅从群晓四年级开始教他语文至今，她说，每单元的古诗词背诵他也死磕，背不下就回家抄30遍，隔天重蹈覆辙也不肯放弃，“他回去还背，流着眼泪背，最后恨到极点，恨这一切，他崩溃，哭完发完脾气，也不放下。”

“字涉及了音、形、意之间的连接，需要从各个中枢进行合并”，生物老师继续讲着，指向大脑前部的“布洛卡区”，一个关系到书写和绘画能力的区域。

坐在第一排的群晓注视着这些随PPT切换的脑区，偶尔记点笔记，他并不是第一次接触这些术语，他专门买过《普通心理学》（一本心理系本科生的基础课教材），但对开头关于大脑构造的部分 “不是很感兴趣就没看了”。

早在群晓确诊前，他的母亲冯丽已被作业辅导折磨得心力交瘁，“一个字，你告诉他100遍，他也记不住。”他写的字偏旁部首会分家，“找东西”的“找”，左右两部分写得老远，看不出来是一个字。他的同学开他玩笑说，群晓的卷子不用写名字都能知道是他写的。

那时一旦考试，他就变得异常烦躁，质问母亲为什么自己写不完卷子，别人却可以。有的字他死活写不出，气得往手上刻字，或者抠墙，一个个洞眼看得冯丽心都揪着，“怎么跟他解释？他就是考不好啊，‘你有特别的问题，你不能跟其他人比’，没法跟他说这个话啊！”她无奈地说，“他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有阅读障碍。”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海外有不少主流阅读心理学者认为，汉语不像英语存在明确的形-音转换规则，更像一幅画，因此不存在阅读障碍一说，还将英语阅读障碍儿童叫做‘Chinese’（汉语、华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舒华介绍道。她是国内最早研究汉语阅读障碍的专家之一，迄今已有三十余年。她表示，国内研究已经表明，英语、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阅读时相关脑区表现出的异常反应基本相似，而后者在大脑左背侧额叶的激活率更低，表现出汉语特异性。

她解释说，阅读障碍是一种存在遗传基础的神经发育性障碍，主要表现为字词识别准确性低、不流畅，阅读水平和拼写能力显著低于同龄儿童。据她与团队从2008年开启至今的多次长线调研，估计国内5%-8%的学龄儿童有阅读障碍。

据2023年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发表《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诊断与干预的专家意见》，拼音文字阅读障碍和汉语阅读障碍的患病率分别为 5%~17%和 3.45%~8%。

临近生物课尾声，老师讲完最后的案例说，人的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站在这个基础上，从你降生至今，你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具有积极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而且是积极，并不是被动。”

大脑皮层言语区（speech）示意图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奢侈品

群晓的父母来自东北农村家庭，生活俭朴。从时间看，上世纪80年代起步的城市化进程平行于两人稍显单调的求学生涯，借由高考带来的改变，他们最终在北京落脚。冯丽在一家外语出版社做编辑，丈夫王刚则是一家通讯科技公司的人事招聘主管。

在群晓的记忆中，老家亲戚一向热衷比较孩子的成绩，那些保研、留学的光荣事例无不指向一个主旨：“你一定要考上好大学，这样才能找一个好工作。”他说现在再回老家一趟的话，他们应该会再加一句，“这样才能找一个好老婆。”

另一件让他过早为前途焦虑的事情是钱。学了乘除法后，他问父亲一天能挣多少钱，算下来，如果自己以后不努力工作，家里房贷要还好几百年。他因此能省则省，衣服穿褪色了也舍不得换。直到父亲难以忍受他的抠搜，他才吐露了这桩积压多年的心事，结果发现自己算错了。

对冯丽而言，群晓的学习成绩并没有那么重要——他确诊阅读障碍后，她对学区、大学的规划就破灭了。她给他找过几个费用高昂的读写干预机构，效果微乎其微。

有次家长聚会，一个妈妈聊到自己小孩因学习不好受到霸凌，抑郁到出现了幻觉，当时冯丽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件事情给我触动特别大，我意识到，读与写的障碍只是一方面的困难，他（孩子）最大的刺激可能来源于同伴、学校。”

升到小学二年级后，群晓的处境急转直下。那一年，他的校长王志江与团队老师因推行素质教育改革屡屡受阻而离职。“他们走了，学校就变了，就很卷了”，冯丽说，班里开始频繁搞单元考试，本就内向的群晓很快因成绩被同学孤立，有次她在路上撞见他被同学嘲笑，心拔凉拔凉的。“他嘴巴也笨，回不了嘴的。”

假期王刚开车带群晓去北京八大处公园兜风，那里周边有多处古寺。群晓突然问父亲，这儿是否可以拜佛，他想拜智慧佛和幸运佛——如果他有智慧，学东西就不会慢，如果他有运气，就不会被人嘲笑。这场惬意旅途中不经意的对话，使王刚意识到有些伤害已经刻入他的内心。

等他读完二年级，王刚选择直接转学，他的筛选严苛，一些倡导“快乐教学”的创新学校，在他看来因专业度欠缺更像在培养“快乐小猪”；层层排除后仅存的几所学校，要么双语教学，要么需要住宿。

最终他决定让群晓远赴山西运城，去老校长王志江创建的贞元学校，“教育这个事，既是必需品又是奢侈品，你怎样投入它都没有上限，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人的精力。”王刚说。但最先为此买单的是冯丽，她辞职陪读、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出现在完全陌生的运城时，慌乱得就像她大学毕业刚到北京一样。

2016年9月开学，王志江发现时隔一年未见的群晓“完全不一样了”，变得孤僻，哪怕走在操场上也总是一个人，从眼神到身体都透着一股紧绷感。他专门就群晓的情况开了次教师会议，“我们要确保全校老师或者一间教室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不把他打入另册。”

但武俊梅说，有好几年，群晓都像被自己无限放大的“恶意”包围着，总向她告状谁又欺负了他，控诉甚至会追溯到他刚出生不久；作业也成了导火线，他觉得布置太多了，她作为班主任应该管管，后来她干脆让他自行减免，“事实上，他回去还是会都去完成，但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这些情绪，群晓几乎没在同学面前爆发过。与他一起长大的同学丹洋、辛巴，都觉得他有些内敛，似乎一刻不停地写着字，但可能学了好几个小时，就背一个字还没背会，“他就会进入一种内耗”，“好像他很痛恨自己。”

“他整个心理上的障碍，比字的障碍给我的冲击要更大，他特别担心出错，担心搞不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担心的蔓延。”武俊梅记得，四年级刚学吉他，所有孩子都不会，他已经抱着吉他哭了。更早前还没开学时，整栋教学楼就一间教室亮着，那是她第一次见到群晓，他正抄着字帖，她有些诧异，为什么要这么执着于写字，他还故作轻松地说没有，但手没停过。

“只要那个纸能写，被定义为能用的纸，我就把它折到空白处”，群晓说。从小学到初中，他的作业耗时是同学的好几倍，但仍会挤出时间填满那些空白——初一上册所有的字抄好拼音再默写，一张A4纸正反两面能写3遍，仅用课间写的话大概需要一个月——他条件反射般举例道。而他花9年时间证明了一点，“我和其他人没有能力、智商、可能性上的差异。他们能写的，我也能写。”

应试

其实到了初中阶段，多数阅读障碍儿童的问题都会有所缓解，参与制定阅读障碍诊疗标准、北大六院的医生王久菊解释说，小学要求的识字量是3000个，初中就多了500个，“是有天花板、有上限的”，这些字已经足够我们日常使用，而这些孩子只是学得慢，不是学不会。

“另一方面，人是非常有策略的”，王久菊说，即便你不认识某个字，也可以通过上下文情境、过往积累的生活经验，包括它的字形猜出个大概来。“如果要给孩子一个建议，就是即便阅读对孩子来说比较困难，但还是要坚持，这就像开车一样，如果你害怕上路、永远不上路的话，你永远开不好。”

得益于学校推行的海量阅读计划，群晓很早就看完了全套《哈利·波特》和金庸的武侠小说，6年级起涉猎方向则向人文社科延伸；学校同样重视写作，但他可以将口头表述转录成文字交电子版。武俊梅说，当他的观点、感受不再被错别字绊住、可以在课上顺畅表达时，发言也活跃了起来，“他会觉得我也有自己很擅长的那一面，他很在意这样的确信和肯定。”

“我们不会完全围绕考试和分数转，否则就是一个考试工厂了”，王志江说，学校更注重思维和人格培养，当然，应试的技巧也有，中考前花几个月训练下免得手生。“应试这点事，我们不是不懂，而是太清楚了”，过去二十年，他在北京长期担任市级示范学校校长。2018年，坚持小班教学的王志江因反对投资人无序扩招选择退出。他和部分师生辗转去了山西晋中过渡，当时，一个“要办教育还不差钱”的煤老板一再恳请他过去办学，甚至同意他将所有校园设计推倒重来，但半年后学校建成了，煤老板变卦了——学校最终迎接的是一千多名复读生。

直到2019年底，王志江才在开封安定下来。尽管学校也几度命悬一线，但他已在坎坷中变得从容，“实在忍受不了你就走人。你跟他碰，甘地也好，马丁·路德·金也好，用这种‘非暴力不合作’，一定要碰到绅士才行。”

而在群晓跟着校长“迁徙”期间，冯丽想过带他回北京读初中，换个海淀区的学区房，这也是为小女儿念书考虑。但在这个堪称国内最卷的教育高地打听了一圈，她徒劳而返，“他（群晓）不适合，他受不了考试。”

临近大考，群晓就会陷入应激，身体各种不舒服，头疼、感冒、失眠，人也变得易怒。“他对考试是非常恐惧的”，武俊梅说，这种负担直接影响了他的正常发挥。考完试，深受挫败的他总会请假回家。

他背负的不单是考试。尽管冯丽陪读不久就在贞元当英语老师了，他对母亲的愧疚还是挥之不去。他将学习好一点视为一种责任，不容许自己在学业、功课上有所懈怠。但考卷上不会的题“不断地刺激我的神志”，随着答题区的空白一点点累加，“对我内心是一个堪称审判的过程。”这种高压随之蔓延到家里，他忍不住发脾气，甚至摔过妹妹的iPad，但冷静过后，他更愧疚了。

冯丽在贞元学校做英语老师，她带的学生也包括群晓。

“当你尝试每一样事情都会受到挫折，尤其这件事情是你内心中认为无比重要、你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你就会对它失去信任……这个不信任感是先从我自己开始，恶性情况是，它会直接蔓延到我对整个世界都不信。”群晓一度怀疑考试的合理性，有次还和父亲打电话讨论到凌晨一点。

这个问题王刚尤其有发言权，他说是的，考试当然会抹杀掉一些人才，但它至少有“统计的合理性”，他做过校园招聘，“从统计结果来看，绝对是好学校的这帮孩子们，智商也好，坚韧度也ok”，且学历门槛一定程度保证了企业招人的透明与效率——这是他的复述，我想他对群晓说得会委婉些。

王刚每个月去一两趟开封，2021年底，他调到公司分部后一家人得以团聚。“他可以做个好爸爸，我就比较惨了”，冯丽说。王刚回来前，升到初三的群晓压力倍增，连带她跟着煎熬。群晓记得，那时他自测过心理健康，六项评估指标半数为“危”，但他“把对于自我感受的权重放到了0”，即痛苦也罢，开心也罢，不重要，不影响他学到凌晨两点。

武俊梅和群晓说过很多次，他的能力不需要中考来证明，弃考也没事。最后的分数也印证了她的信任，开封第二梯队的高中他基本能上。但群晓没去查过分，“我可能意识到，人生不可能都是仅仅靠成绩来肯定和否定的”，只是记忆有时近乎顽固，他至今能清楚列举哪门科目哪道题应该是做错了。

他也记得那些取舍后放弃的机会，哪怕只是踢一次球，去一次博物馆。他还想起小时候稍加训练就能辨别钢琴的不同和弦。一个放学的午后，放学铃声依旧响着《天空之城》主题曲的钢琴版，他却突然意识到，他是喜欢钢琴的，“我特别想把它弹出来，和谐地弹出来。”“我忽略了很多本该体验的东西。”群晓说。

临时共识

我在学校旁听时，不难发现过往经历给群晓留下的印记。体育课后教室正处躁动，他已经在闷头写数学题了。我问他什么时候方便聊聊，他快速列下各科作业所需时间，像在拨动脑中的时钟调出空档，“晚上八点半后可以”，他说。课桌旁摆着他的学习资料，最上面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往下则是《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和一堆做满笔记的试卷。

“这很愚蠢”，他指的是这学期语文课精读书目《李尔王》中，垂老的国王通过女儿们对自己的赞美来分配国土和财产，他觉得仅凭语言来判断爱是不符合逻辑的。他对恋爱暂时也没有兴趣，尽管还没谈过，身边为此投入的同学已让他感到“谈恋爱是多么的疲累”，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数学公式上。

他的同学丹洋说，擅长理科的群晓沉迷于一些数学公式的推导，还在一道因式分解题目中提出过一种新解法，被老师命名为“群晓法”。丹洋认为他这种兴趣源于公式是能一步步推到底弄清楚的，不像语言充满了不确定。

有些时刻，我觉得群晓有种美剧《生活大爆炸》主角“谢尔顿”式的理智，让人难以靠近。但现实恰恰相反，去年贞元刚成立高中部，实行班级自治不设班主任，老师和学生没少因为各种分歧吵得面红耳赤，他常会出面协调、复盘；同学遇到困难，他还会专门去对方家聊聊天，再跟老师商量对策；另一些转变则是冯丽未曾预料的，“至少他会特意去安慰你，帮你拖拖地、解决电脑问题。”

群晓仍在与语言抗争。英语课上，他朗读《林肯传》时就被单词“economy（经济）”卡住了，单词总在他记忆试图捕捉的瞬间出现混淆。他换过几轮学习方式，“要找一个更符合经济原理、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因此他把学《林肯传》的时间更多花在《圣经》上，他觉得从大众普及度来看，里面的单词应该不会太难且使用率高，结果读下来只验证了他对这本书确实没有兴趣。

他是去年升到高一才有余力重拾英语的。有两个月，他兜里都揣着几页抄有单词的A4纸，从早背到晚，最终分数反而降了，勉强及格，而他有的同学基本不学就有这水平了，“为什么凭什么这公平吗？”那时“托福”、“雅思”是他的忌讳词，班里有人聊到的话他很快就把耳机戴上了，也是因为英语，他闹过退学。

好在那些崩溃是“过去式”了，聊到这些时，我和他已按约定时间坐在一间空教室里，他的语气多是平静的，他说现在要平衡学习和生活的话，他需要保证整个人有“可控状态下的紧张感”。

“这种保持会累吗？”我问他。

“累、累、累，非常累，”他不假思索地说，“不要说现在了，上午我都想赶紧回家睡一觉。”算上午休，他一天睡7小时50分钟，刚好够他上课不打瞌睡。

那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证明一个已经被证明过的公式呢？

“是虚无感”，他一下靠在了椅子上，“如果我在已知信息内不能解释这个本质的话，会直接产生对这个所谓的知识、结论，或者是临时共识的不信任和虚无感。”

当他突然忘了三角函数怎么来的，却无法立即重新推导一遍时，就会陷入自我否定。但有些公式的推导显然不是他现在能搞定的，尤其在他试图跨出课本边界的时候。打个比方，牛顿第三定律足够应付多数题目了，但他想推出“力”的根源，这又涉及分子力学、流体力学……

“一些物理问题对数学的要求太高了”，他为此专门买了微积分教材自学。但现在，他不得不开始妥协了，“我要是不接受临时共识，后面学习学不了。”

同样是为了了解更为真实的英语，以及验证自己能否在其中生存，群晓去英国待了近半个月。他像调研一样，提前规划了一条穿梭于各地博物馆和文化节的路线，不时卡壳的英语没有阻碍他的行程，至少他还有谷歌翻译和那张火车通票。

一路颠簸中，他跑了不下十个城市，有些小镇千篇一律的商业街让他恍惚觉得回到了国内，就连商品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他还去了几次教堂，当阳光穿过彩色玻璃壁画，照在那些古老的石柱和裂砖上，他有种过去看《圣经》时未曾体验的震撼。

等他回到学校，英语带来的困难可能远超过在英国，想要出国留学的他甚至做好了多学一两年的心理准备。冯丽接受群晓的任何决定，只是担心最终结果仍是打击，“他还拧着来的时候，你是希望能够说服他的，希望能够让他放松一点点。”

群晓的同学有一半打算出国，班里的书架有不少英文原版书。

群晓说，他的英语学到现在，结论就是没有进步，好像没有进步约等于什么都不做，但他的经验是，做永远比不做强，“里面有很多巧合和一些随机因素。”

那时采访算结束了，快晚上十点半，整个校园一片寂静。我和他走向空无一人的教学楼去收拾背包。几道门都锁了，但过往经验也告诉他，其中总有一个是没有锁死的。他站在门前摸黑拉着锁环，金属轻微碰击着。

直至“哒”的一声脆响，他推开了门。

（感谢读困互助社区“飞米力”创始人郑枫、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联合导演樊启鹏为本文提供的帮助；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辛巴为化名。）

海报设计：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