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纳粹独裁者的末日与……历史之镜

《希特勒的末日》，[英]H.R.特雷弗-罗珀著，石雨晴译，郑州大学出版社丨汉唐阳光，2022年8月版，424页，88.00元

英国历史学家H.R.特雷弗-罗珀（H. R. Trevor-Roper）的《希特勒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Hitler，1947；石雨晴译，郑州大学出版社，“汉唐阳光”策划，2022年8月）是一部原版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著作，主题是关于希特勒在苏军进攻柏林的最后日子里的死亡之谜。该书源自特雷弗-罗珀当年调查此事件的专题报告，在实地调查、当事人讯问和收集文件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叙事谨严，详细记录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十天及其结局的经过，重现了希特勒的纳粹帝国末日的完整图景。

特雷弗-罗珀在二战前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青年历史讲师，二战期间在英国情报部门服役，专门负责侦听、截取纳粹反间谍机关发出的无线电密报。他在1995年写的第七版“前言”开头简单地讲述了撰写该书的来由。他在1945年接受英国反间谍部门德国区负责人迪克·怀特（Dick White）爵士的委托，尽力调查当时已失踪四个月的希特勒的行踪。他完成了这一任务，于1945年11月1日向柏林的四方情报委员会（Four Power Intelligence Committee）提交了有时会被引述为《关于希特勒之死的英国情报报告》的报告。罗珀退伍之后，迪克爵士说服他写作了本书，并于1947年3月首次出版。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对此事也有过描述：1945年9月的一天，英国军情五处局长迪克·怀特与年轻的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和哲学家赫伯特·哈特共进午餐，三瓶酒喝下去之后，怀特就让特雷弗-罗珀全权调查希特勒下落一事；他认为这事必须交给第一流的人来做。后来这部书于1947年3月18日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立即畅销全球（埃文斯《阴谋论中的希特勒：第三帝国与偏执想象》，袁鑫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80-181页）。

事实上，特雷弗-罗珀也不是孤身一人去调查希特勒的下落，英国和美国情报当局都允许他使用各种情报资源和设施，尽可能配合他完成这个任务。特雷弗-罗珀自己在写于1956年的第三版“引言”中对执行该任务的过程以及当时所掌握的证据来源有详细的说明，这时距离该书出版已有差不多十年，新掌握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当年书中的基本结论。埃文斯也认为，虽然罗珀当时的调查存在未能接触苏联方面的材料等缺陷，但是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今天出现的新证据仍然可以证实罗珀当年的调查结论是可靠的（同上，182-183页）。时至今日，尽管关于希特勒最后结局的阴谋论仍然一直存在，但是这一曾经是迷雾重重的疑案真相早已大白天下并为世人熟知：1945年4月30日下午三点半，希特勒与他的新婚妻子爱娃·布劳恩在地堡中自杀死亡，其后两人遗体被点燃的汽油焚烧并埋葬在总理府花园。

那么，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除了重返历史语境以了解该事件的真实细节、相关人物的言行以及作者当年的调查过程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阅读该书的理由吗？我认为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到的纳粹独裁者的末日与“政治教训”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值得阅读的理由——大独裁者及其专制帝国在最后灭亡时刻所暴露出来的内在政治症候，的确是不应轻易忘记的“政治教训”。

首先，从任务本身来说，罗珀要弄清的是在希特勒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本人以及他身边的人所发生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个“德国问题”。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关，并且一直困扰他的“苏联问题”，这个问题的真相在他的调查任务结束后的若干年才浮出水面。这个“苏联问题”的起源是这样的：在1945年4月30日到5月1日的那天夜里，纳粹德国的汉斯·克雷布斯将军奉命前往苏联总部，代表希特勒实际上的继任者鲍曼和戈培尔递交一份局部地区临时投降的提议；克雷布斯并受命告知苏联最高统帅部：阿道夫·希特勒已于4月30日“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了这个世界”。5月1日晚上，邓尼茨上将通过广播向德国人民发表的声明，宣布当天下午希特勒在率领部队在柏林作战时战死。5月2日，苏军占领了希特勒葬身的地堡，逮捕了大量知道真相的希特勒的随从；5月9日，苏军得到一份由事件参与者整理的有关希特勒死亡与埋尸的文件，并于当天在总理府花园挖出了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夫妻的遗骸。随后苏军通过希特勒的警卫和牙科医生等获得了更多确认希特勒的死亡与尸体的证据，到6月初，苏联已经了解有关希特勒死亡的各种情况，掌握了确凿的证据。6月5日，盟军高层指挥官在柏林会面，苏联方面朱可夫元帅的参谋官员向美方通报已经找到希特勒的尸体并确认了身份。四天之后，朱可夫元帅在6月9日向媒体发表公开声明，描述了希特勒在最后几天的情况，但是没提关于希特勒死亡问题的调查及获得的情况、证据，说不能确认那具尸体是不是希特勒，并且认为希特勒可能在最后一刻乘飞机逃离了柏林。7月17日，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表示相信希特勒还活着。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苏联官方也从未正式发表声明承认希特勒已经死了。那么，这个“苏联问题”就是一个天大的疑问：为什么要否认和隐瞒希特勒死亡的真相？颇有意思的是，1959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获准在莫斯科举办英国书展，特雷弗-罗珀的这部《希特勒的末日》在书展开幕前的审查中被要求撤下。罗珀说苏方在希特勒之死的问题上“引发了诸多困惑与猜测，制造了重重疑云，而这正是我需要驱散的”（第2页）。

特雷弗-罗珀在1956年第三版引言中的解释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首先，他想到的是斯大林“是否将对希特勒是死是活的判断看成了一个‘政治’问题？”（61页）即无论证据如何，出于政治考量是否必须公开坚称希特勒已成功潜逃。如果是这样，有没有可能是害怕承认希特勒已死会导致与之相关的地点被奉为圣地、朝圣之处、圣殿和遗址，进而持续助长反对苏联的精神？（62页）另外就是，是不是畏惧战功赫赫的将领手中的权力才决心剥夺他们对这个“政治”问题的控制权？“可以想象……希特勒之死的问题，以及官方对此的立场可能都象征着苏联政坛内部某种深层次的紧张关系。”（同上）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只是弄错了，“就像教皇的轻率行为一样，只是因为其意识形态的这种权力体系，就让他那考虑不周的独断成了必然的真理。……到1945年，在斯大林自己眼中，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哲学家，以及‘人类的父亲和老师’……其中很可能并不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仅仅是出于这位伟人的充分自信，然后……他的随口一言变成了信条”（63页）。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柏林的知情苏联人员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就是保持沉默。罗珀说“我现在才明白，当西欧盟友因为他们的沉默而‘好管闲事地’主动要帮忙时，他们到底有多厌烦，毕竟西欧盟友想要提供的恰恰是他们最不需要的——更多的证据”（同上）。

罗珀的追问是：“如果我……描述无误的话，其中似乎隐含着某种不祥的意味。如果恐惧真相，难道不正好说明相信真相拥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吗？也就是相信希特勒的统治确实能煽动人心……以及相信要防止这种感觉在民众间蔓延，就必须隐瞒这一切。”（73页）对于所有习惯于封锁消息、遮蔽真相的统治者来说，这的确是不祥之问。今天能看到，问题是他们是否真的相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确相信可以做到“隐瞒这一切”。

除了希特勒的死亡之谜，“苏联问题”其实还有关于希特勒的自杀方式问题。1950年6月，苏联人拍摄的彩色纪录片《攻克柏林》在柏林苏占区上映，影片制作人是M.恰乌列利。影片中的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地堡中自杀，自杀的方式与前述6月5日朱可夫的参谋官所讲的服毒自杀一致。罗珀认为，苏联人很可能会认为希特勒举起左轮手枪自杀的方式是一种军人的死法，这在德国人看来很可能是英勇就义。作为历史学家的罗珀继续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刻的阐释：“过去的精神暴政是试图通过视觉冲击强烈的公开处决来粉碎虽已失败但仍危险的思想：为了恐吓民众而展出的绞刑架、斩首所用的垫头木和血腥的牢房。不过，无论这种公开示众的清算方式在行刑当时有多奏效，往往都会成为滋长未来传说的养料：死者的遗物，可供朝圣的处刑地。因此，一般来说，后来的极权主义者更愿意采用一种不那么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方式：让他们的敌人被渐渐遗忘在无名之墓中，不给后世留下任何可供敬奉的遗物。”（第三版引言，72页）难怪当年迪克·怀特爵士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在五十年代的这位青年历史学家眼中的“精神暴政”，至今仍然是思想史、视觉研究和记忆研究中亟待深入展开的重要议题。

其次，比“苏联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罗珀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对于调查和研究“希特勒的末日”这个专题有着远比弄清人物、事情的真实情况更深刻的问题意识和政治思考。罗珀说要理解纳粹政治的真实特性，就必须先纠正一些错误认识——在此我们应该记得作者在两个版本的前言中都提到原版正文的内容基本没有改动，那么下面这些就是他在1947年成书时指出的错误认识——比如以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就是通常所讲的极权主义政权，他认为许多人被纳粹政治宣传洗了脑，相信纳粹德国是一个完全整合、全体动员和中央控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如果真是这样，德国也许已经赢下了这场战争，毕竟当时的它在时间、资源和准备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事实上，德国的极权主义与真正的极权主义截然不同。真正有效实现中央控制的只有政策（policy），并非行政（admistration）。”（第一章，第2页）他举出的理由是：在战争中的德国有许多无关紧要的奢侈品仍在继续生产；军工生产、人力、行政和情报均未得到合理集中；所有关于外国的情报来自三十家相互竞争的机构；德国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实际上并不是纳粹党人所说的“金字塔式”和“大一统式”，而是由私人企业集团、私人军队和私人情报机构构成的一团乱麻；面对政治的不确定性、政策随意改变的危险和对个人报复的恐惧，所有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想方设法从公共资源中获取权力（第3页）。他在前面说过这些政客们组建的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王庭（court）；这个王庭与东方的任何苏丹国一样，统治的能力不值一提，但玩弄阴谋诡计的能力不可估量（第1页）。令人感到有点惊讶的是，在世界政治天幕上，这样的“王庭”阴魂似乎正重新席卷而来。

还有就是，有人以为希特勒只是受摆布的棋子、工具，这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他的个人权力之大毋庸置疑，在死之前，他一直牢牢掌控着自己制造的这场混乱，并隐藏了它的真实本质——甚至在死后，他仍然能从坟墓中操纵那些站在纽伦堡被告席上软弱又不中用的下属们！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来约束、控制这种绝对主义，那么我们也无法指望其内部的抵抗能够纠正它了”（第3-4页）。这是真的，当时的人们恐怕在事后回想起纳粹帝国内部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和抵抗计划都一一失败，才会想到此暴君的可怕与冥冥之中仿佛存在着要磨难人世的天意。

关于作为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的纳粹主义，作者谈到了“一个失望的纳粹党人”、曾与纳粹合作的产业大亨赫尔曼·劳施宁（Henuann Rauschning）在退出了纳粹运动之后，在自己著作中所论述的纳粹哲学的虚无主义本质：所表达的是对现存世界的失望，因此而促进了初期纳粹运动的发展；在运动的全盛时期，它被其他更积极的利益所暂时遮掩；到了运动的末日，当所有的希望和利益都已消失、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消灭或都已逃离，“这个拥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力的党派再也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提供，这时，虚无主义再度登场，成为这场运动的终极哲学和告别致辞”。这时，在柏林所发出的声音才是真实的纳粹主义的声音：“失去了所有附属的魅力和全盛时期的特权，再一次欣然接受了它原始公式的计算结果——成为世界强国或走向彻底毁灭。”（第6页）实际上，到1944年冬天，除了少数盲目的信徒外，所有人都知道纳粹运动已经不可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或“历史性的伟大”的目标。

在希特勒的最后日子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能够呈现纳粹主义和独裁政治的本质和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政治教训”。比如，即使在最后末日降临的那几天，希特勒的支配地位和人格力量都未曾遇到挑战，一种已成为习惯的控制力量仍然毋庸置疑地支配着他的追随者们——他们虽然都知道希特勒的持续统治必定带来灾难，“但是，只要希特勒还活着，他们就都不可能做好实施自己政策的准备，希特勒是他们唯一的灵感来源、唯一的忠诚焦点、唯一的权势中心”（171页）。然而对于希特勒来说，最大的悲剧是“戈培尔的政治宣传和凯特尔的阿谀奉承让他误以为自己拥有了绝对的权威。他不允许任何的思想和事实挑衅他作为战略天才提出的信条。最终，他的参谋会议面目全非！希特勒仍在，且一如既往是会议的核心，是最终的权威，但一道高墙隔绝了他与外面的现实世界。他不再倾听其他的声音，只听对他的附和。在他的王庭中，幸存的朝臣没人敢道出真相，或者说，甚至没人敢知道真相。”作者还在这里的注释中补充说：“如果不加充分证明，你都很难相信希特勒会对不利事实否认到何种程度。”（302页）今天我们早已相信的是，像希特勒这种人肯定会对不利于自己的任何事实都敢于否定而且永远否定。

还有就是，即便末日即将来临，希特勒的权臣们——“这些注定失败的提线木偶们仍在急切争抢着日益缩小的权力碎片。希特勒的继承权问题仍未解决，目前的合法继任者仍是戈林。此时此刻，人们或许以为，希特勒的位置已经不再令人垂涎了。事实完全相反。”（132页）于是作者描述了此时的希姆莱如何理所当然地认为继承希特勒权位的人就是自己；此时的鲍曼如何仍然在权力的中心搞阴谋——一边在希特勒耳边进谗言，一边抓住一切机会摧毁对手；此时的戈培尔还在密谋夺取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长之位。对这些狂热密谋漠不关心的只有里宾特洛甫，因为他没有阵营和支持者，在王庭他没有可以联合之人。不过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专制独裁体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权臣们为了自己安危也是必须争夺权力的。“你只有把各高层领导的野心解读为一场竞争阿道夫·希特勒继承权的斗争”——说这话的是希特勒的朝臣中最有才干、最少被腐蚀的阿尔贝特·施佩尔——“才能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马其顿诸将之战早已在幕后上演”（16页）。这是来自内部的真实观察和体验。

在这里还应该引述的是罗珀对希特勒手下的两个重要权臣的评述。关于戈培尔博士，罗珀认为他有很强的传播思想的能力，本质上是个务实的人，同时拥有看到真理和蔑视真理的能力。他可以利用真理，总能证明他想要的东西，能说服德国人相信失败就是胜利、敌人只是表面上更胜一筹、新武器能解决一切旧问题——“不过最终，他的话还是失去了说服力，他的建设性宣传变得荒谬可笑，毫无效果”。“无论历史如何评价戈培尔博士，有一点都必不可少——他曾对政治学做出了一项可怕但绝对的贡献……他创造了一个政治宣传体系，颇具讽刺意味地命名为‘公众启蒙’，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还让公众相信。”（23页）

对于党卫队头子希姆莱，人们通常认为他是一个冷血、没有人性的法西斯恶魔、一个冷酷无情的怪物，但是罗珀说：“当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的社会大动荡时期、革命时期和社会剧变时，就能找到他的原型——宗教大法官、政坛中的神秘主义者、准备为抽象理想牺牲人性的人。”（26页）他进而认为，“希姆莱的职业生涯之所以这么不寻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双重性格：一方面，作为执行者，他很有效率，不会被人情牵绊；另一方面，作为思想者，他极其轻信。出于对希特勒无条件的忠诚，他常常坚决表示，自己的一切都来自希特勒，而像他这样性格简单的人，往往也能激励追随者对他抱持类似的忠诚。如此一来，他既有了执行的能力，但又因为缺乏独创性而无法参与阴谋策划，因此，只要他的这一双重性格能够继续和谐共处下去，他就会是革命领导人心中最理想的警察首长。”（31页）可以说，这是两幅极为精准、传神的希特勒纳粹帝国权臣肖像——或许更应该说是两面镜子……

作为历史学家，罗珀想起了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关于“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的名言，也想起了历史上的“帝国精英”：“在绝对主义中，在罗马帝国中期的富足与堕落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与纳粹帝国鼎盛时期最为相似的对比物。在吉本严肃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一些表面权势滔天，细看之下又易被摆布的人物，其中有嫔妃、娈童、宦官和被解放的奴隶。书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千年帝国’的精英们的身影，他们不过是一群见风使舵、易受摆布的自负小丑。”（44页）对于他们，大概没有比“见风使舵、易受摆布的自负小丑”更精准的描述了。

在希特勒的末日烛光中，最后的一幕出人意料而且竟然还不乏喜感：4月30日凌晨两点半左右，希特勒在元首地堡与最后的随从（约二十人）依次握手后回到自己房间。留在现场的人一致认为元首即将自尽，“于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曾经笼罩在地堡居民精神上的那团巨大乌云似乎飘走了。那个可怕的巫师，那个暴君，他曾经让他们终日生活在不堪忍受且极具戏剧性的紧张氛围中，而现在，他就快走了，他们终于可以放松玩乐，哪怕只在黄昏的这个短暂片刻”（252-253页）。该书中译本的封底也选印了这段话。这时总理府内的士兵正在举行舞会，元首将自尽的消息传来，但舞会仍在继续。30日下午，当希特勒的遗体处理完了之后，一名警卫“看到每个人对元首的遗体都是如此漠不关心，真是悲哀啊”（263页）。这最后一幕也是历史学家罗珀写给世人的历史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