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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生活中逃走？这些年轻人决定去鹤岗｜翻翻书·送书

2024-11-28 17:1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上班、上岸、买房、社交、恋爱、相亲……面对难以喘息的当代生活，逃离究竟是一种怯懦还是一种勇气？说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自由呢？而自由又将带我们去向何方？

当我们还在憧憬远方时，有些人已经逃离，或者正在策划逃离中——百度“隐居吧”有一百三十七万一千三百二十七名成员，他们中许多人已经脱离了大城市的主流生活方式，去到更低成本的乡村或城镇，过上隐姓埋名的低欲望生活。最为典型的就是近年颇受关注的东北城市鹤岗——在这座资源枯竭的城市，因只需两三万就能买到一套房，又有医院、商场等现代便利设施，成为许多人选择“躺平”的圣地。而在鹤岗神话的背后，是一座座同样资源枯竭、经济衰退、被世人遗忘的城镇，河南鹤壁、安徽淮南、河北燕郊，以及一个个具体的、迷茫的、涌向那里的年轻人。

在网络热点背后，他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逃离的决定？带着这些问题，非虚构写作者李颖迪追踪三年，从网络上的隐居者聚落如“隐居吧”、豆瓣小组、QQ群，深入包括东北鹤岗、河南鹤壁、安徽淮南、河北燕郊等多座适合低成本生活、受到年轻人关注的城市，走进当代“逃离者”的生活和内心，完成了纪实文学作品《逃走的人》。

买一间两三万元的房子，囤积食物、养猫，不上班，不社交，不恋爱，靠积蓄维持最低欲望的生活，与人隔绝。从互联网的隐秘角落，到大雪覆盖的边缘小城。这是一群逃离者的故事，也关乎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这是一次漫长的旅途，不仅走入陌生人紧闭的家门，更是试图探索我们这一代疲倦但仍拥有微小勇气的心灵。

第三十七期「翻翻书·写写字」的征集就为大家带来这部关于当代生活“逃离者”的非虚构作品《逃走的人》，作家许知远在读完后评价：“这本书拓展了我的视野，原来一群年轻人是以这样的方式应对时代。逃逸或是一种怯懦，也可能是一种勇气，一些时候，我们需要脱轨来辨认自身。”

这是一本带着巨大问号的书，同时也是一本提供无数种鲜活答案的书。它让我们思考，也许逃走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一切的重新开始。

以下内容摘自《逃走的人》，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参与赠书活动可直接滑至底部，人人都能成为书评人。）

12月2日当天我们会选出3名读者，请留意公众号文章的回复。

来到鹤岗的年轻人

当我写这本书时，想起鹤岗，我首先想起的仍是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不同于南方，鹤岗的雪蓬松、干燥。最初一两场，雪飘落在街道、屋顶、草地、车窗。雪在路灯下发亮。随后几天，雪慢慢融化。直到一场大雪——用当地人话说——雪“站”住了，此后鹤岗就将一直笼罩在白雪之下。雪逐渐增大，变得残暴，如龙卷风，城市严阵以待，连续的预警，铲雪车、挖机、警车四处劳作，将道路上的雪推到一旁。风中刮起烟雾一样的雪，漫天蔽日。平静时，雪又变得顽固，僵硬，冻住狗屎、烟蒂、人的脚印。街上，人们穿加厚的羽绒服、羽绒棉裤，戴防风口罩，但还是没一会儿就冻得身上疼。随着呼吸，睫毛、鼻孔、口罩里都结上一层薄霜。

这是一座与雪共生的城市。雪成为人们的度量衡，承担人们的欣喜、担忧与烦闷。伴随雪来的是如梦一般短的白日。下午3点，太阳落下，城市就陷入沉寂。这里似乎天然适合过上穴居的生活——正如来到鹤岗的年轻人所选择的生活。

作者摄于鹤岗

2022年10月底，我从北京出发，带着一件短款羽绒服，两件毛衣，坐上前往黑龙江的飞机。鹤岗在黑龙江省北部，约有八十九万人口。网上能找到这些描述鹤岗的话：“地方政府财政重整”——2021年12月，鹤岗市政府公布取消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理由为财政重整；“人口流失”——2013年至2021年，鹤岗市区人口减少幅度达17.12%；“资源枯竭”——2011年，鹤岗被中国政府列入第三批二十五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名单。看多了这些，人们很难不产生这个印象：鹤岗，一个寒冷且遥远的边陲之地。它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没有直达的火车、高铁或飞机，多数去鹤岗的人往往选择在哈尔滨或佳木斯中转。

我飞到佳木斯，拼车到鹤岗，在高速路“南风井”卡口排队、登记信息，看着运送成团草料的大卡车来往，再坐车来到市区。旅途漫长，徒增疲惫，那会儿想去中国哪里都不容易。电话里，一个女人要求我到鹤岗之后得居家隔离。不许点外卖，她说，当然了，你可以吊根绳子，从窗外把外卖拿进来。

最终我在网上找了一间民宿，租金一百元一天，包月一千五，装备齐全，拎包入住。相比这里的房价，民宿的价格算昂贵。后来我才得知，如果有耐心的话，也能在鹤岗找到三千元租半年或一年的房子，但得自己在城里找那些挂着“出租”纸片的房东，打电话就行，至少半年起租，自带家居用品。

站在楼下，我环顾四周，手心冒汗：黑暗，没有声音，没有常见的电视声、人的交谈声，安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还有风。小区没有边界，几栋居民楼排在一起，暗淡的月光下，就像西北被风蚀过的石头堡垒。一棵柳树随风婆娑摇摆，居民门前，摄像头闪了一下白光，又暗下来。晚上8点，几乎没有窗户亮灯。我不知道那些楼房里是不是真的还住着人。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在鹤岗生活的女孩。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推荐我去买个手电筒。

“鹤岗很多地方都没灯。”她说。她发来一个商品链接。“一块五毛二，便携式迷你工作灯，强光。”

单元楼没锁，我在黑暗中摸索上楼。打开手机照明，墙上盖满了“有证开锁”的红章，一些纸条写道，“由于不清楚户主是谁，给执行防疫政策带来了一定困难。请尽快联系”。也许这些房子已经空置了。这是片棚改区，正是网上最常流传的那些便宜房子，两三万就能买一套顶层的。我输入密码。屋子里干燥、暖和。10月底，鹤岗已通上暖气。民宿是个开间，铺了大理石瓷砖，摆着沙发、茶几。打开水龙头，水有股隐约的锈味。窗外还是一片黑暗，有时传来远处的火车汽笛声。

隔天，天亮得早，我开始隔离生活，无聊时望向窗外。楼房都很像，橙黄色的外皮，六层楼高，一楼不锈钢阳台上挂着歪歪斜斜的金属“福”字。草地上有少量的雪。远处还是长得一样的回迁房，只是颜色不同：墨绿色、米色、白色，整齐排列的窗口就像积木。到了白天，人们走出家门。中年人，老年人，牵着狗，提着菜，戴着口罩。他们彼此点头，在寒冷的空中呼出热气。楼与楼的间隙很大，很空旷，一些家具被遗弃在单元楼门前，灰色布沙发，生锈的金属座椅。

我开始在网上寻找来鹤岗买房生活的人。我加入一个鹤岗的微信群聊，里头有两百多个从外地过来买房生活的人。线上群聊几乎每分钟都有人说话。一个女生说她开网店，用线上虚拟币交易。她的对白也很简单，“我不出门”。另一个女生，二十五岁，住在南边的“大陆南”小区，她是网络小说写手，最近一边写小说，一边帮人装修。一个女生画漫画，住在松鹤小区，和另一个女生相约晚上一起喝鸡汤，看恐怖片《乡村老屋》。一个女人从佛山过来，带着孩子。群里也讨论外界对鹤岗的关注。随着报道越来越多，一些人将备注改成“不在鹤岗”。

有人不断分享近期的新闻链接：

“鹤岗不是北欧”“鹤岗不是乌托邦”“去鹤岗躺平，无非又是骗你去买房”“2022年新骗局：去鹤岗买房躺平”“五万卖房热潮过后，鹤岗再次沦为鬼城”“鹤岗会重生吗？”

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低廉的房价将源源不断地吸引年轻人来到鹤岗，从而形成新的活力。

但另一个人说，人们在城市里购房，购买的只是那一套简单的钢筋水泥么？

他接着说，不，人们购买的是希望。“房价走低不可能带来希望。没有希望，这里的房价才会走低。”

还有一个男生说，无论外边说什么，他都要去鹤岗。他来自河北涿州，原来在保定一家直播运营公司做商业代播，但公司快倒闭了，他打算辞职，然后去鹤岗。“我像块橡皮，每天都在消磨。”

他写道：

感觉鹤岗就是那个样子

天黑以后就没有什么生活了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子里待着

等待天亮

他们走向了自己的小路

这些天，我和林雯谈论她在鹤岗的生活，也谈论此前的生活。我希望理解她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现在，如果让我来谈谈林雯，还有这些在鹤岗生活的人们的共性，也许更重要的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份、社会位置，而是精神上的那部分东西。也许这些人正试图拒绝那种单调、聒噪的声音——某种单一主流的价值观，或是可以称得上老旧的、散发着幽幽陈腐气息的那种生活——工作，赚钱，成功，买房子，买大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我想起很多声音，比如——

“浑浑噩噩地过了这么多年，”林雯说，“来到鹤岗后，那样的感觉终于减淡一些。就好像我终于轻松了一点，也好像更清醒了一点。”

电话中那个做插画的女生说，她还记得来到鹤岗的心情。新生活就这样仓促地开始了。“走进去的那一刻，我想我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好像以后的生活就终于自由了。”

不想奋斗，奋斗给谁看？”一个人说，“我一个人，这点钱够花，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呢？如果哪天游戏打腻了，就在鹤岗随便找个工作。”

“如果我放弃家庭，放弃亲情。反正一切都放弃掉。一个单身男人，开销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发现人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在比亚迪汽车厂工作过的男生说，“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了。”也许更重要的是后面一句：“我可以选择不要。”

作者摄于鹤岗

我与学者袁长庚交流，他谈到对生活哲学的看法：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民无条件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一正常的出路。当你没有见过有人停下来，你会以为停下来是种让人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失去生计。但真正有人在你身边这样生活，你发现好像暂时这样一下也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背后跟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放缓有关系。当身边有些人开始过非常规生活，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观念是不是可以更多样化？

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情绪里，父母一辈与子女一辈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因为他们各自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经验。这也许说明，代际差异并非来自价值观，而是认识和体验上难以调和，是生活经验的不可通约，不可交流，不可共助。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我已在鹤岗见到这些人，听见一些声音，写下她和他的故事、经验、记忆。人们来到鹤岗，就像是追寻着那些旧话题：到某地去，到远方去，在路上，“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在这里生活越久，我仍然不清楚，鹤岗，这座城市是否真的能让人们摆脱生活的重复、苦闷、倦怠、绝望感——进而来到精神上的自由？我想到人们交谈时的犹疑、沉默，面对经济压力时的回避，谈到未来时的顾左右而言他，也想到了另一句话——“当对时间的感知仅限于期待一个无法控制的未来时，勇气就会消失。”（西蒙娜·薇依）

逃离能通向自由吗？

最初，在听说申牧的故事，还有见到他那天，以及后来我反复想到他时，我实则想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为什么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换言之，这个问题——后来我向来鹤岗生活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实则是，这种逃离，如果我们能称其为逃离的话，究竟能不能通向自由？所谓自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吗？就像人站在一个广场，或是一条漆黑的甬道，此刻，面前出现一些不同的分岔，像手指离开手掌那样延伸开去。分岔尽头会是什么？亮光？一片朦胧不清的雾？又或是黑暗？

……

最初半年，申牧和我在网上断断续续聊到他的生活，还有他的过去。

他出生在中国甘肃的一个村庄，那是一片干旱荒凉的土地，当地农民主要靠种植花牛苹果为生。申牧家里也有一个苹果园。他的家境在当地人看来不算好，但也不算坏。少年时期去另一个镇子读书，每周走二十公里泥路，有时太累，中午睡在树林里，走得太久，布鞋磨破了，就用绑带绑住鞋子。他考上一所大专，遵循父亲建议选择飞机维修专业。毕业那年，他的同学们大多数去了航空公司。他选择更稳定的维修基地，来到北京。

维修基地在首都机场附近。经过两年培训，申牧正式上岗，签订一份须工作满六年的合同。每天，他换上深蓝色工服，手持虎钳或是测量标尺，来到车间，维修各式各样的被拆解过后的飞机发动机，检查发动机叶片是否存在划痕或变形：几厘米，多深，方向，位置，是否烧蚀，是否腐蚀，然后在叶片打上“超标”或者“未超”的标识。他有时会用专门的孔探仪，更多时候靠眼睛。他的眼睛总是很酸涩。

作者摄于鹤岗

他不常加班，除了春运或国庆前后工作会变多。下班后他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各种各样的酒店标间。他生活的范围不超过那个园区。他和同事们说不上话，也不爱参加要喝酒的聚会。他逐渐感觉自己逃不出这个硕大的车间。

工作两年后，他开始去电影院看电影。起初是看一些商业片，回到宿舍也看，《7号房的礼物》《教父》《肖申克的救赎》。后来开始看杨德昌的《一一》，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在电影中，他几乎可以在视觉上抵达任何一个国家，看到人们的生活，那里的街道，风景，树木和海洋。然后是法国新浪潮，再然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天下班，他一口气看完了《灿烂人生》，一部时长六小时的意大利电影。看电影时，他似乎把自己都忘了。

申牧很难说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改变。但他认为，眼前的生活绝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花了两千元在网上报了一个学习班，开始在上班间隙学法语。在一张“发动机零部件附件交接单”上，他抄下许多单词：

Monalisa 蒙娜丽莎

Louvre 卢浮宫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Tomber amoureux de quelqu’n 爱上某人

他看到一部叫《小森林》的日本电影。电影中，桥本爱饰演的女主角无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一个叫小森的村子，森林围绕，她一个人住，秋天收获水稻，夏天喝自酿的冰镇甜酒，早晨吃自制面包和磨碎的果酱，一日三餐，周而复始——我能否离开北京，回自己的家乡过这样的生活？

他在一个论坛上发帖：“二十八岁工科男，目前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除了电影没别的爱好，想明年转行，成为一位真正的电影从业者。”

许多人劝他不要冲动，但也有人鼓励他。他说，想到一辈子都要在流水线度过就后背发凉。

有一个自称是纪录片导演的人联系上他。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两人商定，由申牧出钱购买一台red one摄影机，另一人进行拍摄，拍摄完纪录片后，器材归那人，但电影版权归申牧。他们起初决定拍一部返乡题材的纪录片：以申牧辞职离开飞机维修工厂，返乡和父亲一起种植苹果作为故事线。剧本里，他们设定电影叫《爸爸的苹果树》。但合作很快失败了。那人迟迟不随他返乡，另有自己的拍摄计划。相处十来天后，两人散伙。申牧花钱买的机器仍然留在男人手上。

春节，申牧回家，父亲认为他受骗了，也不同意他转行的想法。父亲说，你既然喜欢电影，最开始怎么不去学电影？既然现在已经学了飞机，就好好干飞机。申牧还是带了一台相机回家。冬天，父母需要给苹果树修剪树枝，他拿着相机在一旁拍摄。但父亲看他不干活，嫌烦，把他的相机摔到地上。相机摔坏了。

申牧回到工厂。又过了两年，他再次提出离职，此时离合同期结束还剩一年，须赔偿大约六万块。离职后他先在北京通州租了一间隔断房。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分成五个房间。他和一对夫妻、一个写代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一个高中生住在一起。半年后，他决定在同等预算下租一个完整的空间。位于河北的燕郊是不错的选择，来往北京市区有通勤大巴车，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国贸，而且房租很便宜。

他决定去燕郊。此后五年，他离那个过往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

▼ 第三十七期书目：《逃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