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年｜郑作时：1994年春节，我睁眼看世界

【编者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年俗迥异，“年”的背后展现给你的是一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诗。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忆年”专题，讲述那些年，那座城，那个村庄，那些与年有关的人和事。

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年前澎湃新闻编辑约稿，要我写一段关于过年的往事。细搜过往，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个邀请引发的最深忙镜像，竟是我在1994年春节骑自行车驮一大包年货回家的情景。

1994年，我从大学毕业不久。母校虽是名校，但由于专业是理工冷门科目，因此1992年毕业时仍不得不求助亲友，才在杭州本地一家境况一般的国企找到了工作。

九十年代国内经济风云激荡，处于邓公南巡后的快速发展时期。我所在的公司面对民企竞争，市场大量丢失，士气低迷。虽然行业市场增长很快，但我所在的公司却极其空闲，毕业后最初半年，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看书和闲聊，一个月的工作量不会超过读书时的一天。

这样的日子未免使我心里发毛，因为家里培养一个学生不容易，但我的收入却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保障。因为不甘于混吃等死，因此到1993年年中，我就已经开始寻找出路。

出路并不难找。浙江本是民营经济的大本营，此时已经开始有各地的企业规模化地进军省城，报上多的是招聘广告。几次面试之后，到1993年年底时，我就被一家叫金马集团的企业录取了，职位是翻译。

后来我才知道，录取我的金马集团，其实是杭州郊县萧山一家半政府性的贸易企业。前几年因为倒卖钢材和石油，着实赚了大钱。赚了钱的老板魄力不小，决意进军杭州，创建期货交易的新业务，并为此专门聘请了香港顾问。据说月薪高达五万之巨。

根据香港人的要求，金马对新业务的创建是下了血本，一举投下了3000万元巨资。期货交易的营业部设在杭州最中心的写字楼，一进公司就可以看到上千平方米装修一新的开放式交易大厅；地上是厚厚的毛毯，大冬天暖气开得可以穿衬衫；交易大厅里的台面上整整齐齐排列的是当时非常罕见的电脑显示器，统一使用路透的报价和信息系统；大厅一侧的交易中心里，十几位交易员都是年轻的漂亮姑娘，手里的电话可以直通香港。

这气派，对当时打个五毛钱市内公用电话的年轻学生还要掂量掂量来说，已经足够让人热血上涌、晕头转向。

我虽非英语专业毕业生，不过大学时期确实在英语上下过功夫。拿出来的成绩颇为可观，托福和ＧＲＥ考分均属一流。当时金马期货急需专人对英文的路透交易信息进行翻译，因此一见我的资料，几乎当即就拍板录取了。新职位的薪水实习期是200元，转正就可以拿到300元，虽远低于香港顾问，却已经高过了原来单位的处长们。

记忆深刻的一幕发生在随后而来的春节。经过短期筹备，金马期货经纪公司在1994年春节前开了张。由于拍下巨资，期货公司所招新人几乎都是年轻大学生。老板爱才，因此在过年时格外优待，用重金给大家发年货。翻译是夜班，年前二十九晚上一到公司，就收到大批年货，足足装了一个洗衣机大小的包装盒。勉强搬上自行车后，就因为太重而无法骑车回家，满心喜悦之外，却只蹒跚地推行回家。

当时年少无知，惊叹于公司真是有钱，一家新公司没有赚钱就可以这么发福利；此外也十分惶恐，迷惑于期货经纪是什么业务，难道真这么赚钱？

惊喜之作，我格外小心地打听“期货经纪”是个什么玩艺儿。遍问之下，惶恐程度更甚，因为我周围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期货”这个词。这使我根本不敢辞掉国企的工作：反正翻译工作是夜班，就当是多做了一份兼职。

事实上，金马的这个新业务，对当时的国内来说确属超前。当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通过香港的经纪公司，代理国内客户从事国外的期货交易。请来的顾问正是香港中介公司的职员。正是因为他们的要求，金马才会花大价钱建立昂贵的公司运营机制。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被这气派砸晕，只是一个附带结果，香港人真正要搞晕的，是公司未来的客户们。

1994年，国内的证券交易才刚开始一年多，期货交易要晚到1995年才有交易所成立。金马期货参与的国外期货交易，处于管理的灰色地带，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当时公司主要代理的是伦敦金融交易所（ＬＭＥ）的基金属交易、纽约商品交易所（ＮＹＭＥＸ）的原油交易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ＣＢＯＴ）的农产品交易。国内人没听说过“期货”二字，完全正常。

因为国外的交易所与国内有时差，他们那里白天的交易在国内已经是后半夜。这使我得以以兼职身份开始新工作。每天晚上我必须在交易开始前，把前一天全球相关的信息都整理出来，翻译成中文，供交易客户参考。工作时间定在下午七点开始，到晚上一点完成。

国外没有旧历新年，因此1994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个要加夜班的新年。

既然从周围人嘴里无法搞清“期货”是什么东西，我只好在本职工作上更下功夫，心里想着，只要工作不出错，公司哪怕真是不赚钱，也跟我关系不大。

后来我才知道我有多幸运：这个翻译的职位，让我真正通过路透系统接触到了全球金融体系永不停歇的跳动脉搏，使1994年成为我“睁眼看世界”的开始，也使我成为最早接通世界的互联网用户。

简单说，当时我使用的路透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封闭的互联网。路透社在计算机出现之后，已经开始用计算机建立了遍及全球的网络，一头接入交易所的数据和报价，以及路透在全世界的记者们采写的新闻，一头通过通信卫星建立数据通道，像金马这样的客户只要购买路透的服务，就可以通过卫星接收天线把路透的这些数据和新闻全都接收到本地计算机，并显示在电脑屏上。而我的任务就是把新闻打印出来，并附上中文翻译，整理好之后张贴在公司的交易信息栏中。

金马以每年租金六十万的价格租了两套路透系统，一套用于交易报价，另一套归我和我的另一个翻译同事用。正因为路透系统当时没有中文版，所以公司才不得不设立这两个职位，保证与即时交易相关的新闻得到及时翻译。

虽然都有互联网性质，不过路透系统里的英文新闻，远没有国内后来互联网门户网站那么八卦。当时还没有鼠标，要打开一条新闻的操作还有点复杂，不过我很快就学会了。

那个春节，我首次打开路透信息系统的英文新闻，并开始把它译成中文。这个过程中我内心的狂喜和失落，是未经历者无法体验的。1994年之前，我是个一直受国内传统教育的年轻学生，书本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使我一直困惑。试举几例：

当时书上都说国外普通人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而我的港台亲戚显然比我周围任何一个大陆家庭有钱，而且生活也要舒适得多。大学里有一个从斯坦福回来的教师说，他毕业时只要留下，仅凭一纸博士文凭，就可以从银行贷款买房买车。

书上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可我工作之后，看到的处处都是落后的手工操作，稍微先进一点的生产方式，都与国内企业无关。我们这个专业里最好的工厂，也在用教科书里提到最落后的工艺。

书上说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可我分明看到股份制、股票交易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一个个在社会主义的国内复活。

书上说，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一百年来的落后是因为西方列强的欺凌；而我从上高中时就看到的是，几乎所有重要的定律和公式，都是以国外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几乎没有单独出现在任何一个公式上。

而在这个春节里，这些困惑的谜底，一个个地在我面前隐约出现。

新开张的公司需要我们从路透海量的新闻当中摸索寻找与交易相关的信息的途径。因为是春节，24岁的我根本不怕熬夜，工作时间到半夜就结束，可实际上不到凌晨两三点，我都不会下班。近乎疯狂地打开最多的条目，贪婪地学习着它关于市场供求关系、科学控索、战争和革命的看法。随后与半夜开始的交易比照，试图发现规律。

我几乎是立即发现，这是一个与教科书有着完全不一样看法的机器。当时我还不知道它背后的支撑体系正是西方的普世价值，只是觉得它的文稿中，每一词一句都与我以往读的书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激发了我内心的巨大激荡，出身理工使我本能地试图在现实中找到证据，来证明它与我们的教科书谁更正确。在那近一周的时间当中，我已经可以在路透信息系统和国外的期货产品交易价格之间建立关联。因为我很快发现，每次原油价格的大幅度变动之后，路透新闻都会报道一个叫欧佩克（OPEC）的组织动向。

路透没有关于欧佩克的解释，我抽了一个白天专门去图书馆查询之后才知道，欧佩克来头巨大，居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简称！

虽然短短一个春节无法让我做更多事，但这个刚打开的新世界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七天疯狂的工作在我的心里刻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中国领导人当时说的现代化，真的就是路透系统当时对英美世界的描述吗？这个传说中的古老东方文明，将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上现代化道路？

后来很多我的同学都说，他们几乎无法想像，一个理工出身的学生，最后会走上财经写作的道路，成为靠文字谋生的职业作家。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此后我从国企离职，转行文字工作，其实核心原因，就是那个春节中那些似乎已经打开，但却没得到根本解决的问号开始。

（作者系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