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年｜曹东勃：我的第三个本命年

【编者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年俗迥异，“年”的背后展现给你的是一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诗。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忆年”专题，讲述那些年，那座城，那个村庄，那些与年有关的人和事。

翻过这个年关，按照老辈的规矩，又该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至少得有件红色的布料傍身了。2019年，农历猪年，我的本命年。不知不觉，三十六个春秋度过，我也从少年、青年过渡到中年。过年是中国人最神圣的时刻，是老百姓的盛大节日，而每一阶段的体验又有所不同。

少年的年：生活何其美好

时间，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具有不同的寓意。少年不识愁滋味。唯一能让一个少年发愁的事情，好像是期末考试考砸了。那感觉，大概和今天大学生回家被七大姑八大姨追问“找对象了没”“谈朋友了吗”差不多。对于那些未成年人，他们是专门从考试成绩这个缺口去“进攻”的。

不过现在想来，哪里有那么严重？谁会真在乎别人家的孩子考的怎么样吗？有时自己家的都未必那么在乎。何况那可是九十年代！由此联想到，那些年因为区区一两分之差，就觉得是天大的事，实在庸人自扰得很。

小时候，过年也意味着家族的团聚。前几年有部片子叫《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部中有一集讲过年的，天南海北的几个故事，最后收尾到年夜饭。画外的配乐配着饺子下锅的节奏，让人心潮澎湃，眼眶湿润。不管怎么煽情，争议多大，它确实道出了中国人家本位的基本逻辑。

“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整整齐齐。”TVB说的不错。我们这一代，差不多是第一批“成建制”的独生子女。“小皇帝”的说法，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独自成长，何尝不是一种孤独？也只有到了过年，同属一个大家族之中开枝散叶的各家各户，才有机会聚拢在一起。平日不得相见的堂亲、表亲的同龄人和小伙伴们，也才得以共度一段愉快玩耍的时光。

我所处的位置和结构比较独特。从父系这边看，我还有一个大伯、一个姑姑、一个二伯，分别比我父亲大15岁、8岁、3岁。爷爷在1959年的困厄时期，因胃穿孔不幸去世时，父亲只有4岁。那之后的艰难时世，是奶奶一个人，把整个家庭扛了起来，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奶奶平时跟我们家一起生活。从小年（腊月二十三）到元宵，就到大伯家。我们家和二伯家在除夕那一天，也都会到大伯家去过年。

父亲在他这一辈里就年龄最小，我在堂亲这边的年龄也最小。跟着这边的哥哥姐姐们，总是玩得很“超前”。小学一年级那年过年，曾跟着大伯家的大哥、二哥和二伯家的三哥（三哥和我都是独生子女，但排行就是整体顺下来了）一起，钻进大伯家附近的一个军用飞机场，一顿鞭炮把这个荒废机场中的一片草地给点着了。好在消防队员大年三十及时出动，没有造成更大损失。

父亲在生活中也是个极理性的人，不吸烟不饮酒，也从来不会把春节晚会之类当做什么非看不可的神圣之物。上高中之前，从来在八点半前赶我睡觉。过年是个例外，但我连续很多年被他忽悠得从六点半直接睡到第二天天亮。常见的说辞都是：“困了吧？你看这一天玩得也精疲力尽了。先睡一会儿。等一会儿八点春节晚会开始我就叫醒你。”事实是，他从没有一次叫过我。

大年初一，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三口之家。等到初二，就跑到姥姥家那边去做老大了。从我母系这边论，母亲排行第二，我还有一个大姨，后面还有两个舅舅。在五个表兄弟之中（其中有一对双胞胎），我是大哥。过年时，就会带着四个表弟，拿着棒子跑到姥姥家附近的养猪人家，追着猪满地跑，以至于一到过年，那几户人家见到我就避之唯恐不及。后来，有了红白机，过年的消遣就变成轮流打游戏通关。当大哥有当大哥的威风，也有不得已的难处，比如挑玩具的时候，就总要主动被动地“高风亮节”，以至于连续几年我得到的都是变形金刚里面的杂牌部队。

青年的年：未来何其飘渺

我的第一个本命年，家里头一次没有在冬天囤积大白菜。

对于东北的孩子来说，最开心的一件事，莫过于冬天各家各户成吨成吨地从开进街区的卡车上采购大白菜，再把它们搬运到自家仓房的屋顶露天存放，那天寒地冻的室外条件，就是天然的大冰箱。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可以合理合法地学“小兵张嘎”上房揭瓦、飞檐走壁，丝毫不必担心被家长训斥。

生产恢复了，市场发育了，物流畅通了。1993年开始，买米不需要粮票了。1995年开始，冬天也没人囤积大白菜了。也因此，腌酸菜这种原本属于家庭内部分工的事务逐渐外包出去。农贸市场里出现了专门经营酸菜的摊位，过年的时候最抢手。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大人们一天天繁忙起来，孩子们也一天天成长起来。过年还是那样一个过法，年三十要去大伯家。但流程比原来复杂许多，母亲要提前半天去理发店排队，正月不剪头，于是全县的妇女都赶在这天去理发店烫头。那些年做头发的应该赚得不少。

家族团聚时，逐渐有了缺席者。堂亲这边的哥哥姐姐们，陆续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成家立业、天各一方，未必都赶得回来。表亲那边几个弟弟也面临更大的升学压力，我们都不复当年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

有段时间，街边的音像商店换了一批批卡带，卡拉OK、跳交谊舞的新风尚逐渐兴起。各个单位下班之后，大多会组织类似的娱乐活动。那段时间每天放学被接到父亲的办公室中，看他在图纸上勾勾画画，自得其乐。他从没参加过那些娱乐活动。五音不全或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他在楼上“嘭嚓嚓”跳舞的时候，基本闷在自己的办公室，埋首于研究。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在为自己第一个专利的申请做最后冲刺。

有一年年关将至的时候，电视台突然来家里拍新闻。把母亲和我一通摆拍，一会儿操持家务，一会儿读书学习。还把父亲的一堆红皮证书摊开来拍，我瞄到几张省、市科技进步奖证书的内页，记住了邓小平的八字箴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那时我逐渐意识到，这个整天勾勾画画、脾气挺倔的人，还是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也逐渐理解了前几年过年前后，他看到《新闻联播》里一个老者在南方的谈话时，何以那般开心。

2001年，我上了大学。南方高校的寒假是短暂的。回家后，也没了少时那种渴盼过年的新鲜劲儿。除了同学会面、吃吃喝喝，百无聊赖。到后来读了硕士、博士，回到家总带一行李箱的书。其实根本看不完，就是图个心安，怕临时想起来看哪本又找不到。那时的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最疼我这个老孙子。可是祖孙见面的时间，实际上每年就只有寒暑假的两个多月。奶奶心灵手巧，活到老劳动到老。虽然她没读过一天书，但是她尊重知识，敬重读书人。爷爷在世时写的诗，她都背得下来。我教她认了不少字，她也都记得。我就捧着本书坐在靠在她床上看书，她一边做各种绣着花鸟鱼虫的针线活儿，一边唠叨着许多陈年往事。我很后悔，那几年没有把奶奶最后岁月里的一些影、音、像记录下来，虽然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但是拍照、录音的功能已经有了。

2008年初，我的第二个本命年的年尾，奶奶以九十高龄离世。人总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经常看到大人物去世，然后人们群起表态“一个时代过去了”。其实，真正能给自己那种“一个时代翻篇儿了”的感觉的，只能是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密切相连的人。奶奶的离去，让我感到整个大家族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出现了一个缺口。不再有一个“老祖宗”给你遮风挡雨，让你stay young，stay simple，让你安然装嫩。每个人都被迫“晋”了一级。那之后，直至我结婚前，过年的人口规模都收缩到一个最小状态——核心家庭。大伯、二伯和姑姑家过年期间还是会专门去拜年，但那种整个家族团聚的感觉就没有了。过年的地点也不再局限于老家，而是在上海和老家之间不断变换。个体化的时代到来了。

中年的年：时间何其稀少

按照某种把35岁作为中青年分野的说法，36岁的确是人到中年。80年代《邓小平文选》中有一篇《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他语重心长地提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看看，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人到中年》这部电影是八十年代初的佳作。潘虹饰演的那位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却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累倒，直至油尽灯枯的中年医生，是那个年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

今天的人到中年，与彼时还略有不同。中年人的时间观念在当下有一种被加速的感觉。被这个拼命奔跑的社会推向前方，稍不留神，倏忽间一年又过去了。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规矩，正月初一（春节）不能劳累，就是要放松。如果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狂欢时刻还是很忙，无论他是忙于工作，还是忙于学习，抑或其他什么事，都预示着接下来的一年他将是劳碌命。我不知道同年龄段的其他各位中年人感觉如何，只觉得这些年越来越没时间停下脚步，慢慢欣赏生活的光景，享受与家人团聚的惬意，年味儿越来越淡，“从前慢”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去年七月，我来到云南元阳挂职扶贫。有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比较起上海和云南的工作节奏与生活质量。我们做的是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脱贫攻坚工作，不过，我着实羡慕这里简单淳朴的乡村民风和家人之间朝夕可见、圆满祥和的生活状态。

离开的这半年里，我的爱人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四个老人则在本应过着闲适生活的年纪，继续扶上马送一程。对此，我心里总是怀有一份歉疚。对于中年人来说，确保自己的父母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确保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是承上启下、不可卸载的重任。一路疲于奔跑的中年人，在这个特定的时点，需要停歇片刻，看看周遭的风景、陪陪心爱的家人，欢欢喜喜过个年。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现挂职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